近日，地處湖南洞庭湖區的南縣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鎮政府起訴縣政府”的案件。作為下級的三仙湖鎮政府因為當地漁場的土地所有權問題，將上級單位南縣人民政府以及國土資源局告上法庭，要求縣國土局重新確定土地為鎮集體所有。八月下旬，此案將再次開庭審理，引發社會關注。（8月18日《長沙晚報》）

　　面積幾千畝的漁場到底該歸村集體還是鎮集體所有？這個問題引發了一樁“鎮政府起訴縣政府”的官司。拋開官司雙方的是非曲直不談，鎮政府敢於將縣政府告上法庭，這一行為本身就讓人感覺很新鮮。鎮政府與縣政府同堂辯理、側耳聽審，而充當“裁判”的竟是縣法院，可以想見，那是怎樣一番景象？無論判決結果如何，起碼這一對簿公堂的場景已讓人感覺到法制的力量。它不僅將上下級政府置於平等的民事主體地位，更可貴的是，將法律推到了評判對錯的前臺。

　　在以往類似事件中，下級部門對上級的指示和決定大多是絕對服從，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下級即使有異議，也多半是找更高的權力部門反映問題，以期“以大權制小權”，極少有單位嘗試讓法院來做“裁判”。幾千年來，國人解決一些疑難、棘手問題的習慣，就是哪座“廟”更大就選擇去哪兒燒香，而不管“廟”裏是不是擁擠，是不是有求必應。也就是説，很多本該由法律解決的問題，推給了行政權力。這一方面造成行政部門不堪重負，不斷增加人手導致機構臃腫；另一方面可能誘導權力僭越法律，進一步形成“權大於法”的惡性迴圈。

　　顯然，“權大於法”的觀念，説輕一點是舍本逐末，説重一點是本末倒置。它所造成的更大危害，是解決問題的很多途徑發生錯位，進而日益淤塞。要打破這樣的怪現狀，唯有將法律提高到它本來應處的位置，讓“法高於權”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和行為準則。三仙湖鎮政府狀告南縣政府一案，或許具有“破冰”價值。

　　但有論者認為，不能過於樂觀地評價這場官司。原因有二：一是擔心權力的干擾拉偏法律的準繩，且鎮政府的幹部可能被縣政府的領導穿小鞋，影響其“推廣”價值；二是鎮政府實際要起訴的是縣國土局，而縣政府只是作為法人資格而被起訴，並不能完全視之為下級起訴上級，因而其“破冰”意義有局限。其實，公眾有此類質疑，只能證明“堅冰”的牢固程度，而不可否認此事的啟示效應。應該看到，法治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不期待因為這場官司的出現，“鎮政府狀告縣政府”馬上就能成為常態；但我們相信，在打造“法治政府”的過程中，任何一點小小的進步，都可能積累起來，成為推動“權高於法”的堅實力量。

　　法治社會的核心，就是要有符合法治精神的“運作規則”，基本精神就是平等。在行政關係中，下級當然要“聽話”，要嚴格執行上級安排的任務；但在法律關係中，雙方都要依法行政，承擔自己應負的法律責任，並站在“同一高度”接受法律的公平丈量。今年10月份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首次聚焦“依法治國”。但願三仙湖鎮政府這樁官司，能提供給我們更多的標本價值和有益思考。（袁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