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成員、中紀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解密“反腐新規”，其中談到將制定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國家工作人員之前綴以“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的定語，自然是正式錶述，這樣一個官員群體便是民間所説的“裸官”。

　　一個國家當然不能因某個人是官員，就剝奪其配偶子女的自由遷徙權，但“裸官”頻頻外逃，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貪官風險意識增強。配偶子女轉移出去了，鉅額財産轉移出去了，“裸官”就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地做官，一旦時機成熟，便把自己也轉移出去，一家人在海外過著豐衣足食、其樂融融的生活；即使“裸官”貪瀆之行敗露鋃鐺入獄，又何嘗不是“犧牲我一個，幸福一家人”？因此，專門對“裸官”這一群體出臺相關管理規定，實屬必要。事實上，不少地方也相繼出臺過對“裸官”的管理辦法，將要出臺的是全國統一的管理“裸官”的制度，這無疑會也應當使“裸官”管理制度更加嚴密規範。

　　不過，為“裸官”量身定做一套管理制度，首要的問題是發現誰是“裸官”，否則，這制度要適用誰呢？但“裸官”在哪？從以前的情況來看，相當部分“裸官”都是自我暴露而不是被發現的。當官員成為家喻戶曉的“裸官”時，往往已身居海外，在國家制度的約束之外，更不必説專門為他們打造的管理制度。所以，無論是規定“裸官”原則上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也好，把人民團體、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領導幹部納入監管視野也好，真要管用，都不能缺少對“裸官”的發現力。

　　面對一個不提供任何資訊或提供虛假資訊的官員，誰都沒有火眼金睛，能一眼看出他是不是個“裸官”。因此，掌握官員的真實資訊是正確判斷和有效監管的重要前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隨著試點的展開，有理由相信，“裸官”矇混過關獲得新提任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小。官員有關事項除了公開的，就是自行申報的，自然，公開可能是偽公開，申報也可能是虛假申報，所以加強抽查核實是必要的，加大對謊報個人事項官員的處罰力度尤其必要。

　　官員個人事項報告實行已有多年，但這個制度在實踐中對發現“裸官”的貢獻究竟有多大？可曾有人為監管失察而承擔責任？目前在很大範圍，官員個人事項報告仍被視為“機密”秘而不宣，但“內部掌握”難道就意味著泥牛入海？很多時候，恐怕不是“裸官”真有什麼高明的“隱身術”，而是監管部門缺乏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工作作風。官員謊報個人事項要受到懲戒，對官員個人事項審查不嚴、走過場的責任主體也應被追究責任。

　　發現“裸官”究竟有多難？説難也難，説不難也不難。官員的配偶子女出國出境，官員的收入與消費如何不相稱，“天高皇帝遠”，上級可能不知道，但他的同事不可能一點都不知道，他配偶子女的同事則可能知道得更多，為其配偶子女辦理出國出境手續的人更不可能不知道。怎麼這麼多的“知道”，不能使一個“裸官”及時浮出水面？解決了這個問題，再加上日趨嚴密的制度設計，發現“裸官”就不難。（作者滕朝陽是北京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