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改革力推防範冤假錯案機制的背景下，安徽一退休檢察官舉報自己辦錯案的新聞，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安徽省檢察院負責人表示，將嚴格依據事實和法律，公正處理該案，同時歡迎媒體和社會各界的監督。

　　當年承辦的案件究竟是否錯案，在沒有官方最終的法律裁定之前，我們尚不能擅做定論。不過從媒體報道的案情看，諸多疑點證明該案的定罪結論很不牢靠:其一，提請批准逮捕書出現重大時間上的誤差，這是客觀事實還是書寫有誤?誤差意味著被告人在刑拘之前一週，提請批准逮捕書就已寫好，其中隱含的“未審先定”的可能性不可不察。

　　其二，在主辦檢察官和檢委會一致認為無罪的情況下，案件仍然被堅持起訴到法院，背後是否受到舉報人所説的外來干預?

　　其三，一審法院判決無罪，二審為何在沒有新的證據情況下，卻完全逆反作出有罪判決?這種根據一審事實與證據得出的有罪結論，背後的推理邏輯何在?

　　上述疑點都有待公正的調查，而隱含在這些疑點中間的共同問題是，法律所設定的司法機關之間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功能，則可能在更高權威或更實權的力量干預下，完全變作了反面的“相互配合”。而很多實際的教訓都證明，這恰是釀成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

　　與此同時，該案被重啟調查的路徑也值得反思。據稱，在主辦檢察官自我舉報之前，案件當事人已經申訴了7年，從淮北市中院一直到最高法，錯案糾錯程式的啟動之難可想而知。而檢察官選擇在退休之後直接向最高檢舉報，其中需要深思與考量的內涵更是頗為豐富。如果真是一起某力量干預下的錯案，那麼立足於當地的司法體制進行糾錯便難上加難。

　　最高院11月21日發佈《關於建立健全防範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其中重點細化了獨立行使審判權、非法證據排除以及疑罪從無等問題的衡量與執行標準，尤其是規定法院不再參與公安部門與檢察院的“聯合辦案”，點到了實踐中司法問題的要害。從長遠看，司法機關之間的關係必須真正回到憲法設定的框架中來，在充分保障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基礎上，實現法律意義上的相互制約，從而促進司法公正。（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