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國際研討會，筆者常常聽到這樣一句話：要以“基於規則的制度”或方式來解決爭端。它似乎已成通行的國際話語，人們言必稱規則，並試圖以之指導、規範各方的行為。
一般來講，國際形勢發生巨變之際，也是重塑國際規則的關鍵之時。二戰結束，聯合國隨即建立，它和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國際會議、活動、國際協定、條約、聲明等等，構成了戰後國際秩序的架構與規則。當前，國際形勢正發生深刻變化，冷戰體系的終結與金融危機加速了國際力量的此消彼長，將國際格局推向新的十字路口，各方都在圍繞“轉型”二字做文章，盤算如何引導國際局勢朝著于己有利的方向演變，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拿起“規則”這一武器，並擦得锃光瓦亮，參與或主導制訂新的國際規則，為確保自身權益的最大化做頂層設計。
自古以來，強國制訂規則，弱國被迫遵從，也就決定了權力在國際體系中的分配方式和額度。正如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所説:“強國能其所事，弱國受其所難。”大國往往在國際局勢變遷之際，千方百計地將權力資源轉化為規則制訂以及塑造規則的能力，以確保獲得強大的邊際收益，處處佔據上風。
中美兩國圍繞規則的博弈無處不在，日趨激烈。對美國而言，“重返”亞太，染指南海，打的是規則牌。美國已經不再可能遏制中國的發展，美國總統奧巴馬説，願意看到一個和平繁榮崛起的中國，但企圖以美國制訂的規則來“塑造”中國。
如果説過去中國在諸多方面受到“規則”的擠壓，那是因為在融入世界的過程中，多數規則是在西方主導下建立的，中國處於適應與遵守的地位。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也是學習、了解、適應國際規則的過程。面對當前國際局勢的快速轉換、新國際規則的塑造與制訂，中國是游離于外，還是參與其中，以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答案不言而喻。
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積極主動地學會利用規則，規避前進的障礙，減少發展的成本必不可少。進入21世紀，中國已廣泛加入了各種國際機制、國際組織，深度參與了國際事務，這使中國有更好條件、更多資源，以更加開放與積極自信的姿態，投入到這場國際規則博弈的高端較量中；中國已經是國際規則日益重要的制訂者之一，而且一定會大有作為，國際社會也期待中國在國際規則制訂中發揮更大作用。
今天的中國在國際的聚光燈下跳舞，需要樹立新的規則觀。當前，中國正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化，在此過程中，必須風物長宜放眼量，著眼于推出“中國規則”與“中國標準”，只有這樣，才能夯實中國崛起的基礎，提升中國崛起的品質。
為此，中國迫切需要加強規則制訂的能力建設。這需要主動設置議程，召集國際會議與主辦國際活動，巧妙抓住大家都關心的問題並加以提煉，提出看法。這需要虛懷若谷，廣納百川，調動民間社會的智慧以及國際社會的智力為我所用。當然，還需要向國際機構與組織輸送更多人才，擔任高管，增加對國際規則的了解與運用，並引導確立新的國際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