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對於那些從各個不同港口逃到臺灣的人來説，回家曾是他們最迫切的夢想。然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沒有等到踏上故土與親人團聚的時刻。其中有一個，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從臺灣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畢業，被派往金門任審判員工作。“金門逃兵”成為他審理的第一個案子。
那個士兵的家就在對岸廈門，他本是漁民，與偏癱的母親相依為命，一次在給母親抓藥的路上被強拉入伍，跟來臺灣。有時天氣晴朗，隔著這樣一條並不寬的海峽，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鄉。但看得到，卻回不去。
士兵決定利用自己的漁夫本領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個汽車輪胎，趁人不注意時坐輪胎下海，遊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時，他到岸了。海水衝澀了他的眼睛，還來不及看清就舉起手大喊：“我是從小金門逃過來的，沒帶武器！”
沒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歷史一樣，顛簸反覆，終點總是難以預見。他遊了一整夜，最終卻遊回了金門海岸。僅僅一個星期後，這個因“回家”而獲罪的士兵就被處以極刑。
那種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為此，他常常回想，在那條與死屍為鄰、和山貓大小的老鼠搶食的逃難路上，他曾經也有許多次機會，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時，他是多麼地想念媽媽，想家裏的小狗“花臉兒”，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小學同學“糞叉子”，想菏澤的燒餅，想極了。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棄了。在福建龍岩，他隨國軍部隊一起住在白土鎮，那時，他已經由一個小難民被收為學兵。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個平常不太講話的福建女人，過了數日，她突然問這個流浪的孩子：“我是個寡婦，沒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兒子吧。”
那時，高秉涵已經聽説隊伍將要去臺灣，儘管當時沒有人能預言未來，但就連這個孩子也模糊地感覺到，“過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在部隊離開白土鎮的夜晚，這個想當母親的女人將他藏了起來。但沒過幾天，部隊發現這個一路像影子一樣跟著的小孩失蹤了，斷定是被寡婦“綁走了”，於是派來4名士兵，將他押回。
一個小小的轉折，卻足以改變他的人生。
最終他過了大海，去了臺灣，在那裏度過大半個人生，求學成家，先後成為法官和律師，並且最終也沒能再見自己的母親一面。
他曾經想過各種辦法聯繫母親。1979年，大陸與臺灣之間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託美國的同學幫忙寄出第一封家書。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該如何填寫地址，便只好寫下“山東菏澤市西北35里地處高莊”，收信人則是母親“宋書玉”。
在那封並不長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之所以要艱苦奮鬥地活下去，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再見到我娘一面，絕不會像大姐秉潔、三姐秉浩一樣，在抗日戰爭爆發時，就生死不明……娘，我會活著回來。”
他不知道，在海峽這頭，杳無音信的兩個姐姐實際上是從國民黨家庭出走後投奔延安，成了共産黨的幹部，直到他踏上逃難路的那年才第一次回家。
年邁的母親找回了女兒們，卻失去了兒子的音訊，等待耗盡了她全部的生命。就在這封信輾轉寄達的一年前，宋書玉逝世于吉林遼源，她的晚年和小兒子住在一起。兩個女兒，分別安家在廣州和瀋陽。
説起這些，60多歲的弟弟高秉濤哭得像個孩子，“就差13個月，我母親就能知道她的大兒子去了臺灣，沒有死。”
弟弟告訴高秉涵，對一輩子盼著兒子回家的老母親來説，兒子是年夜飯時桌上的一副碗筷，她總要為他夾一塊肉、夾一口菜；兒子還是一件小時穿過的棉褂，一直被媽媽藏在枕頭下面，從菏澤一路向北帶到遼源，直到人生的最後一分鐘。
這不是講的故事，是生命寫成的故事
曾有一段時間，高秉涵絕望地認為，“就算兩岸開放，對我來説也沒有意義，我和媽媽一個地上、一個地下，永遠也見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還有與母親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時，他不知道該如何向兒女解釋，菏澤，這個被切斷和隔絕了幾十年的地方，這個被叫做“故鄉”的地方，對自己和同鄉們來説究竟意味著什麼。他反覆地講述著一些故事，關於童年和鄉土。偶爾，年輕的孩子們會不耐煩地打斷他，“爸爸，不用再講了，那些故事我們簡直都背得下來。”
他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年時間可以回到家為父母掃墓，看看田裏生長的豆子和玉米。那些一路經歷著無數生死訣別到達臺灣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組織的回鄉團裏總有幾十個團友，而今年，卻只剩3人。
“也許我們一走，這種感情就會斷掉。”高秉涵有些悲觀地説。他為孫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個在兒媳看來“太不好念”、辦理戶籍的小姐甚至從來沒見過的字。但老人堅持，這就是孫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祐菏澤，保祐菏澤。”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臺灣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澤。”想著想著，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時候，一定有整排老鄉在下面列隊歡迎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