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關於故鄉的一切，儘管褪色發黃，卻仍舊珍貴無比。除此之外，故鄉留給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記憶。當他發現“反攻”無望，便開始拼命地要記住過去的每一個片斷，並將家鄉的每一點細節都寫在日記本中：“我家住小高莊的路南，院子裏有棵石榴樹。對門是金鼎叔家，他們家的黑狗很兇……”
他的家鄉，就建築在這樣無數條細枝末節的記錄之上。如今看來，它們大部分都顯得那樣微不足道。他寫下了田裏的野草，“白馬尿、節節草、牛舌頭草”，也記下了大豆、麥子、高粱、穀子是常見的莊稼。至於棉花，則“一黃一白兩種顏色，快下霜的時候開花”。就連家裏的小狗也被記錄在冊，“額頭上有一道白線，名叫‘花臉兒’”。當然，還有村裏的一棵老槐樹、一眼井和村西邊的一座小廟。
“拼命地記，就好像給我家照相一樣，日記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老人比劃著，“因為將來，我總要告訴我的兒女們，老家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這樣的7本日記，被他周圍的菏澤同鄉視為珍寶，每當想家的時候，總會向他借來看看。日記被來回傳閱，直到翻得卷邊兒、掉頁。
1991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了高家儲藏日記的地下室。日記毀了，但記憶還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終於踏上回鄉的路。
看上去，那裏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莊。土地沒有變，節節草沒有變，金黃色的玉米還是被晾曬在那條熟悉的土路上。當高秉涵踏上那條路時，他感到“心臟都快跳出來了，我就蹲下來，就哭吧”。
當然，更多的東西發生了變化。那條在年幼的孩子看起來很寬的村路，“今天看來原來這樣窄”。他家的祖屋，如今雖然還長著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經是一家遠房親戚。他找到了小時候和自己一起捉螢火蟲的玩伴“糞叉子”，可是糞叉子也老了，“弓著腰，拄著拐杖，走路很慢”。就連棉花的開花時令，也向後延遲了兩個節氣。更何況，這裡再沒有他的母親和姐弟了。
這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裏的故鄉，終於還是變了。
這就是內戰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一輩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總是不能忘記那個清晨，他離開了母親，離開了自己的村莊。
那是1948年，山東菏澤正處於國共兩黨的“拉鋸區”。當地的一些老人回憶，那時候“不是共産黨回來了，殺了國民黨，就是國民黨回來了，殺了共産黨”。在這塊被反覆爭奪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親高金錫被槍斃。母親宋書玉告訴兒子，“你的父親是國民黨。”
當國民政府所屬軍隊及地方各級政府開始陸續向長江以南撤退時，宋書玉為了不讓曾經參加過“三青糰”的兒子也死於非命，決定將他送到國民政府在南京設立的“流亡學校”。
這是一個太過艱難的決定。在高秉涵的印象裏，這個一輩子都在小學教書的女人，幾乎沒有經歷過團圓。先是兩個女兒在抗戰初期外出求學後沒了音信，然後就死掉了丈夫。當地一個“圓月祭灶，家人齊到”的習俗，竟然從來也沒有完成過。
但她還是決定讓自己的兒子離開。因為擔心當時只有13歲的兒子分不清方向，這個母親反覆叮囑：“軍帽上有個太陽的是國軍，有個星星的是八路，跟著軍帽上有太陽的走，國軍不回來，你就別回來。”
時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記得母親講這句話時的模樣。他還記得自己離開家時，外婆從樹上摘下一顆咧嘴的石榴塞進他的手裏。他坐開工車，使勁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頭望時，馬車轉了一個彎，母親的身影消失了，只有飛揚的塵土。
那是有關母親的最後記憶。
在“流亡學校”度過短暫的時光後，他開始逃難，如同一條小尾巴似地緊緊跟著國民黨部隊。鞋底磨破了，找塊破布將鞋幫綁一綁繼續走，腳底板上先長了水泡，又長了血泡，最後全部磨破，硌腳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腳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趕部隊。有時，他甚至在夜裏撐著眼睛，不敢睡覺，生怕自己一旦睡著，就會錯過不遠處隊伍的開拔時間。
大部分時候，他都在挨餓。偶爾軍隊停下來吃飯，也給他一份。更多的時候，他只有去撿上一撥慌張逃走的人們的剩飯。一群山貓大小的老鼠和他搶食，他便一隻手揮舞著木棒讓它們不敢近身，另一隻手抓起剩飯狼吞虎咽。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直到在一間廢棄書局散落一地的圖書中，撿出了一本《中國分省地圖》。從此之後，每走到一個地方，他就在地圖上畫一個圈，而這些圓圈連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難的路線圖。
現在再提起那條充滿苦難的路，他整個人都沉浸在回憶之中，並重重地嘆一口氣，“逃難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説不完啊！”
一天傍晚，連續走了兩天的高秉涵終於跟上了正在安營開飯的國軍，炊事員大聲喊：“一人一茶缸粥，別擠，都有飯。”但他身上只背著一副癟癟的包袱，沒有茶缸，也沒有碗。他連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張芭蕉葉，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還沒等他擠到粥鍋旁邊，前方有人大喊：“別吃了，共軍追上來了！”那些士兵舉起還沒喝到嘴裏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擠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間他身後的士兵摔倒了，滿茶缸滾燙的稀粥都潑在了他的腿上。
沒有人理會這個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淚的小孩，就連他自己也顧不上“這點小傷”，只有逃，拼命地逃。
他用“腫得像冬瓜一樣的兩條腿”堅持行走了5天，直到感覺到自己的小腿一陣陣癢。坐在河岸上，撩起褲腳，那些燙傷的地方竟然生滿了蠕動的蛆蟲。這時，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小孩，你怎麼了？”直到今天，他還記得那是一個“包上畫著紅十字”的人，長期逃亡的經驗告訴他，“這是一個共産黨”。
“我那時很害怕。”老人回憶當時的情景，他甚至想立刻逃跑，但那人卻打開了自己並不充實的急救包，先是幫他把表面上的蛆蟲清理乾淨，再敷了點藥，用紗布將腿緊緊地包紮。
直到那人離開，高秉涵都不敢出聲，“我當時心想，難道共軍裏也有好人？”
只不過，這次治療不算成功，沒過幾天，他的雙腿就不停地流膿，紗布和新長出來的肉生在了一起，白色的紗布變成了散發著臭味的黃色的硬梆梆一團。這些傷口最終癒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覆地講述這些故事時，他總會捲起自己的褲腳，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佈著大塊的黑色疤痕。因為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褲，也不敢進泳池。“這就是內戰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一輩子也去不掉。”
最終，這個少年用了6個月，穿越6個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裏地，擠上了由廈門開往金門的最後一班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