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機制轉換(經濟形勢專家談)
劉世錦
今年二季度，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為7.6%，延續了近兩年的下行態勢，是1992年以來增長回調時間最長的一次。正確理解當前的經濟形勢，不論對短期的穩增長還是對中長期的調結構、轉方式和可持續發展，都至關重要。
增長放緩有短期因素影響，而更值得重視的是中長期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
影響這次增長回調的，有歐債危機延續對我國出口影響的因素，有短期的企業受預期和價格影響而去庫存、去杠桿的因素，但更值得重視的一個大的背景因素，是我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可能已經開始。
從國際經驗看，二戰以後實現成功追趕的一些經濟體都經歷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在每人平均GDP達11000國際元(國際元為購買力平價指標，而非現價美元)的時候，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增長速度的回落，降幅為30%左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路徑與這些成功追趕型經濟體比較接近。根據研究測算，我國每人平均收入在今後不長時間內將達到11000國際元的時間窗口，有可能出現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近期的增長回調中，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現象。一是我國經濟的高增長主要靠高投資拉動，前些年基礎設施和房地産投資佔全部投資的一半左右，但近兩年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明顯下降，房地産投資在今年4月份後也開始減速。二是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從邏輯上説應先從東部經濟發達地區開始，因為這些地區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已經達到了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時間窗口。實際情況正是如此。經濟發達的省市，近年來經濟增長和投資增長的速度明顯回落，低於全國平均水準。三是在此輪迴調中就業壓力並不突出，有些地方還存在招工難問題。四是近年來人們對地方融資平臺和房地産領域投資風險的擔憂增加，實際上反映的是對這些領域投資回報率和增長潛力的擔憂。
這些變化表明，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以及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的階段性轉換，很可能已經開始。這樣，就有一個對這一轉換如何正確理解和認識的問題。
首先，增長階段的轉換符合經濟增長的內在規律。從供給角度看，勞動力供求關係的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工資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壓力加大，與技術前沿差距的縮小等，都將使潛在增長率下降。更重要的是需求側的變化，比如，過去一些年作為投資重點的高速公路、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繼續擴大投資的空間已經不大，鋼鐵、水泥等重要工業産品的産出長期峰值期已經或接近到來。這些都使工業化階段的快速擴張空間相對收縮。
其次，隨著我國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儘管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可觀，但基數效應也會使增長速度有所降低。
第三，經過一個時期的調整，即使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調到相對較低的水準，比如7%左右，從國際範圍看，仍屬相當高的增長速度。保持這樣的速度，到2020年，我們可以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預期目標，同時每人平均收入可望接近或達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所以，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後，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適度下降、增長階段轉換，反映了經濟增長的客觀規律，並非有些人所説的“增長衰退”。從一定意義上説，這恰恰證明我國成功地抓住和利用了工業化進程中高速增長的戰略機遇。如果能夠順利實現增長階段轉換，將會迎來一個更加注重品質、效益和可持續性的新增長階段。
穩增長應防止兩種風險，立足於培育新的增長動力
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後，經濟運作將面臨比以往更為複雜的局面。穩增長不僅在當前非常必要，在整個增長階段轉換期也將是宏觀政策的重點。從目前情況看，穩增長應關注並防止兩種傾向。
一種傾向是不適應、也不理解增長階段的轉換。有些地區對於增長速度放緩還不太適應，忽視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的事實，還想用一些辦法把速度推到以往的高增長軌道。這樣做不僅難度很大，即使短期內推上去了，也難以持續，而且極易引發資産泡沫和過度投資等風險。
另一種傾向是對短期內增長速度大幅下滑或劇烈波動重視不夠、應對不力。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後，經濟運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確定性和脆弱性增強，容易出現短期內大幅下滑或劇烈波動。根據有關研究，在我國速度效益型的增長模式尚未發生實質性改變的情況下，如果短期內增長速度大幅下滑，企業經營、財政收入和銀行資産品質都會遇到巨大壓力，有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甚至經濟危機。儘管目前就業矛盾尚不突出，但如果短期內經濟增速下滑過快，就至少會出現結構性失業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調結構不可能順利進行，發展環境也將遭受重創。
因此，當前穩增長，就是要使增長處在一個適度區間，防止強制上行和過快下行兩種風險，平穩渡過增長階段的轉換期。更重要的是，要通過穩增長為下一步的增長動力結構和發展方式轉變爭取必要時間和有利環境。這裡所説的增長階段轉換，除了速度變化，更具實質意義的是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機制的變化。具體地説，就是要由依賴大量投入和快速市場擴張、重化工業主導的增長，轉向著力於提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製造業升級和服務業發展；由主要借助低成本要素組合優勢，轉向更多地依靠創新驅動和産業升級。因此，在原有增長動力減弱的同時，必須激活和啟動新的增長動力，主要應關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被不合理的體制機制所抑制的增長潛力。例如，我國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尚有一定的投資潛力，但部分投資主體和融資平臺負債率較高且效率低下，如不進行實質性改革，這部分投資潛力就不能得到有效發掘。
二是消費需求的持續釋放和升級。我國城鎮化率剛超過50%，消費需求增長的最大潛力在於城鎮化的持續推進和水準提升。農村居民進入城鎮和非農産業，進城農民在身份、居住、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獲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小城鎮人口向中、大城市轉移，以及城市中等收入階層消費結構升級，都將持續擴展消費空間，並帶來巨大的消費浪潮。
三是産業結構調整升級加快。增長速度的放緩，重要工業産品産出峰值期的陸續到來，産能過剩問題的凸顯，將促使我國進入一個大規模的産業兼併重組期。勞動力成本上升、技術進步壓力和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將推動傳統産業的改造和設備投資的加速。服務業的發展將擴展新的增長和就業空間，尤其是為製造業升級提供支撐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生産性服務業的發展，將成為産業升級的新引導力量。
四是新興市場等新的外需空間的拓展。據世界銀行的研究預測，到2030年，全球經濟增長的2/3將來自新興經濟體。我國品質較好而成本較低的工業産品，全球首屈一指的基本建設能力，有效組合內外資源快速推進工業化的機制和經驗，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有很大需求潛力。
深入推進改革開放，創造新的競爭優勢
進入新的增長階段意味著新的重大機遇，但能否抓住用好這些機遇，釋放增長潛力，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取決於能否形成適應新增長階段要求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這裡的關鍵是要切實加快相關領域的改革、創新和政策調整。
放寬準入，改善環境，推動基礎産業領域的改革。推動鐵路、石油天然氣、電力等基礎産業領域的改革，除了進一步理順價格關係，更重要的是切實放寬準入，引入包括民間資本在內的外部投資者。在經濟放緩的背景下，民間投資趨於謹慎，對投資環境的不確定性有顧慮。吸引民間投資應有系統而實質性的改革舉措，真正實行政企分開，拿出對投資者有吸引力的項目，形成民間資本可預期、能決策的企業治理環境。
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促進城鄉生産要素的雙向流動和優化配置。繼續著力擴大就業，帶動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産業轉移。完善人口社會管理制度，推動“農民工融入企業，子女融入學校，家庭融入社區，群體融入社會”。繼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創新農業發展方式，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建立城鄉銜接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福利保障和就業等制度，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推進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和徵地制度改革，從法律上賦予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和財産自由處置權，提高被徵地農民在土地出讓收益分配中的比例。鼓勵地方從各自實際出發，探索多種形式的促進城鄉生産要素雙向流動和優化配置的有效途徑，持續增加農村人口的勞動和資産收入，提高其消費能力。
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既重視改善民生，更促進機會均等。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應立足於實質性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準，從而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應加快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和監管制度，適當提高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並將其主要用於充實社會保障基金；降低對勞動和用工的課稅，增加對資本利得的徵稅；嚴格實行同工同酬，保障勞動者工資合理增長，促進中等收入群體發展壯大；從減貧、基本公共服務、人力資本建設、就業創業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實質性地促進橫向和縱向社會流動，提高社會機會均等程度。
促進創新驅動和産業升級，改變速度效益型的企業盈利模式。“轉方式”的一個明顯標誌，就是要降低企業盈利對經濟增長速度的依賴。為此，在産業快速擴張期過後，應加大兼併重組力度，使有競爭力的大企業規模更大，中小企業更專。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堅持企業自主、市場選擇，盡可能不搞行政性的“拉郎配”。堅持實體經濟優先、製造業導向的原則，推動企業向創新驅動轉型，尤其應鼓勵、支援通過競爭處在行業領先位置的創新型大企業的發展，使其在産業創新和升級中起到龍頭帶動作用。在有選擇地發展新興産業的同時，把更大氣力下在傳統産業改造升級上，逐步形成一批有長期穩定國際競爭力的産業和企業。繼續為中、小、微企業發展創造寬鬆環境，在財稅、金融、技術轉移、市場準入、就業創業等政策上給予有效支援。
積極拓展外需，提升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但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會逆轉。擴大內需是我們的基本立足點，但拓展外需仍大有可為。應提升出口産品附加值，促進從組裝加工為主向研發、設計等價值鏈高端延伸。大力發展服務外包，提高服務貿易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有序推進服務業市場開放，帶動國內服務業競爭力提升。在多邊貿易體系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推動商品和服務貿易自由化。鼓勵企業積極拓展國際市場，尤其是潛力巨大的新興市場。抓住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調整的有利時機，結合我國自身要素特點和優勢，有效利用全球人才、技術、市場等資源。完善對外投資體制，支援各種所有制企業積極穩妥地開展國際化經營，培養一批綜合素質好、競爭力強、影響力大的跨國公司，帶動國內産業升級。(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