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上海4月6日電 (記者 有之炘)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在已公佈年報的10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345家公司共計裁員17.65萬人,家電、紡織、汽車等行業成為裁員的重災區。過去十幾年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從規模導向到靠品牌、技術創新實現增長,國內企業轉型迫在眉睫。
裁員風潮頻刮
主動裁員、被動減員,以及由於並購重組導致的人員變動,形成了上市公司員工數量的新變化。其中,人員減少最多的是美的電器,員工總數大幅減少32179人;雅戈爾、南方航空、中信證券也不能倖免,員工減少數量均在萬人以上;明星企業比亞迪的“人海戰術”也成明日黃花,裁員5693人;除此之外,海通證券裁員1552人;漢王科技員工總數由原來的1570人減少至659人,減員幅度高達58%。
“作為經濟運作的滯後指標,去年的裁員情況更多反映了前年和去年宏觀經濟和企業經營的困境。”財達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李劍峰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不過,失業率會對經濟造成滯後影響,從另一方面預示今年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尤其是第一季度還會繼續保持降勢。”日前,國家統計局公佈數據顯示,前2個月工業企業利潤出現27個月以來首次“負增長”,表明今年一季度企業的經營確實較為艱難。
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楊暢近期調研了多家企業,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A股市場以製造業為主體,裁員反映出國內部分製造業智慧化程度較低,同時也説明上市公司在進行一些有序的規劃和成本控制,正在管理和生産效率提升上下工夫。
動機各不相同
從細分行業來看,家電、外貿、汽車等行業成為裁員的重災區。分析人士指出,對於不同的行業,裁員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進一步剖析。
以家電企業為例,普遍的裁員現象反映出現有模式的不可持續。除了美的這樣的巨無霸,小家電企業伊立浦、小天鵝也在去年分別裁員531人和359人。業內人士直言不諱地告訴記者,家電下鄉為行業發展爭取了幾年時間,但家電産業在政策扶持下仍不思進取,結果轉型進程仍然緩慢。加上大宗原材料價格大幅波動、人民幣升值、國內信貸緊縮、房地産市場調控、家電下鄉政策逐步退出等多重因素夾擊,家電行業整體不振在意料之中。美的電器稱,面對新的發展環境,原以規模為導向的成功發展模式已難以持續,公司適時提出與推動戰略轉型。廣發證券家用電器行業首席分析師袁浩然認為,不必過於擔心家電行業出現的裁員潮,公司裁員旨在改變戰略,談不上行業“嚴冬”。
對於外貿企業,人員的削減主要源於訂單下滑。早在2008年,泰國等周邊國家的紡織服裝企業曾爆發大規模裁員現象,反觀國內的紡織服裝企業裁員有類似原因。自去年開始,我國對傳統市場的出口開始下滑,今年前兩個月我國出口同比增長6.9%,遠遠低於去年同期出口同比增長的21.3%。然而,僅僅憑藉目前國內的消費市場還無法消化已經形成世界級産能的“中國製造”。裁員比例超過了四成的雅戈爾,2011年凈利潤下降了近30%,訂單萎縮成為大幅裁員的原因之一。
汽車行業的裁員也預示汽車行業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在比亞迪最輝煌的時候,董事長王傳福曾驕傲地宣稱,2025年要做到世界第一大乘用車企業,公司30萬勞動大軍和巨大的工程師隊伍就是資本。如今,汽車行業面臨需求增速下滑,不得不通過裁員來節省成本、壓縮産能。比亞迪不得不忍痛捨棄其重要“資本”,但這並非意味著汽車行業就不行了。
被視為“靠天吃飯”的券商類上市公司也惹人注目,因A股市場低迷及行業競爭加劇,海通證券去年裁員1552人,居券商類公司首位。業績報告顯示,海通證券去年實現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同比減少15.82%。無獨有偶,中信證券去年也經歷了裁員風波。中信證券利潤中心的內部人士判斷,海通證券這樣規模的裁員只是個案。國內與國外投行的裁員略有不同,國外投行裁員的目的直指節約成本,通常採取一個個團隊或者部門裁員的做法;而國內券商的核心團隊不會出現大規模裁員,比如保薦人以及研究員。從人力結構上看,海通證券總部核心業務和職能部門的佔比偏低,被裁掉的以營業部人員居多。
綜上所述,當前出現“裁員風暴”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一是行業性的原因,如房地産調控之於家電産業;二是訂單下滑,導致企業被動控製成本;三是産品更新換代,技術性淘汰,替代勞動力的能力提升;四是人力資本的升高反饋到企業用工結構。
唯有加速轉型
事實上,企業在經營不景氣的市況下都可能裁員,上市公司資訊更為透明而已。“舊的驅動力正在減弱,新的驅動力還未培養成熟,企業預期較難樂觀,因此缺乏擴張的動力。實體經濟在減速,如果不及時改變這種情況,還會繼續有裁員發生。”招銀國際資産管理聯席主席鄭磊向記者坦言。
要緩解上述壓力,無論業內人士還是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唯有依靠加速轉型。我國經濟的轉型已是大勢所趨,要彌補人力成本上升造成的負面影響,只有提高勞動生産率。
中化國際是一家上市公司,公司董事會研究員徐元元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低人力成本以及低效率産出是不可持續的,如果不轉型,必將死掉一批不思進取的企業。”
然而,安邦諮詢研究員楊志榮認為,提高勞動生産率需要有四大前提:一是産業升級和技術進步需要時間;二是更高品質的勞動力供給,有賴於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三是市場制度和政府服務環境的改善;四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當前以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抑制了金融資源的更有效配置。
楊志榮擔心,在經濟市場化改革躊躇不前的背景下,上述四個前提在短期內難以滿足,預計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十分有限,我國企業成本激增的壁壘一時還難以跨越,人力市場的變化對企業和經濟發展的衝擊在短期內尚難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