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我國南方地區出現了要求增加工資收入的一些罷工潮。在當前的工資水準和社會福利制度條件下，這預示著我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可能已經消耗殆盡。筆者認為，要求工資上漲壓力的問題本質，反映了泡沫經濟已經並將繼續吞噬中國的勞動力紅利。
幾年前的相關農村調查顯示，勞動力的大量轉移，導致勞動力流出的部分地區只剩下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這暗示了未來農民工的數量增長將不可能保持原來的增長速度。這一現象也預示了中國經濟已接近“劉易斯拐點”，勞動報酬也將可能會加速上升。據蔡昉教授不久前提供的數據顯示，在過去10年的最初幾年，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增長約為2%至5%，2004至2007年期間工資增長約為7%，但去年卻一下子猛增了16%。另據來自溫州的消息也顯示，今年當地大多數工廠的職工工資都已上漲了20%。
從2004年開始，中國就出現了比較全面性的民工荒，並一直持續到金融危機以後。除了短期的週期性因素把“民工荒”放大之外，民工荒將是一種長期趨勢的變化與延續，並顯示中國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勞動力供求關係。過去我們一直以為，勞動力的“供大於求”將是一種長期趨勢，但目前看來這種判斷可能已經不那麼準確了。
這樣看，唯有漲工資，才能繼續從農業或內地吸引足夠多的農村勞動力，才能促使農民工離開農村，背井離鄉，遠赴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去打工。
當然，人口結構的變化或許對“民工荒”的産生也有一定的影響。因為，中國的新一代農民工(80後)不太願意吃苦。他們是中國經濟騰飛中成長起來的，不必擔心會“挨餓受凍”。他們更渴望能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之中，而不只是作為城市邊緣的“候鳥”。同樣，他們也渴望更多的閒暇、更有尊嚴的工作環境。
但這些問題或許還不足以説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劉易斯拐點”為何會提前到來。因為，按原先的測算，中國的勞動者紅利至少可以延續至2015年。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從根源上講，是中國長期以來靠貨幣超發驅動泡沫經濟的負面影響已開始凸現，並大幅吞噬了中國勞動者紅利的壽命。
因為，超發的貨幣大量流向資本品，導致近年來土地和地産價格的急劇上漲，並導致城鎮的生活與商務成本的上升，但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支付能力同時卻在下降，這勢必會倒逼或推動工資的上漲。隨著務工成本的上漲，也意味著務農的機會成本也在上漲，於是又牽引出農産品的趨勢性上漲。
反過來看，工業利潤變得越是微薄，更多的資金就越會擇機流出實體經濟，由此推動資本品價格以更快的速度上漲。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迴圈。
隨著各地政府紛紛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很多人冀望于實現這樣一幅圖景：工資上漲，勞動者就可以擁有更多的錢用來消費，這樣就可以刺激需求，也可以改善企業的利潤，企業則可以提高定價的空間，如此形成了一個良性迴圈。
但是，這往往是一廂情願。因為，工資成本僅佔企業生産總成本上升的一部分，其他生産成本還包括輸入型的成本上升，如日前國際油價在77美元/桶、銅價在6500美元。可以想像，外部輸入型的成本上漲對中國企業將構成很強的負面壓力。
另外，在國民分配大局中，勞動力報酬主要取決於就業與工資。一旦工資增長速度超過了勞動生産率提高的速度，這通常會減少企業的利潤，企業或會減少資本支出的意願(如訂單轉移和工人失業)，或會通過增加資本支出來提高資本的密集程度，以替代工人數量(近年來珠三角很多企業主大幅增加機器設備的購進，多少反映了這一趨勢)。這樣，就會導致就業需求的降低，最終將無法提高勞動者報酬所佔國民收入比重，對消費也起不到正向的作用。
由此可見，資産泡沫倒逼工資上漲的結果，必然是會導致全社會勞動生産率的停滯甚至下降，這就是所謂經濟“滯漲”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因為害怕泡沫破裂的衝擊，又導致了我們遲遲不敢實質性地收緊貨幣，致使成本不斷抬升。這兩種搭配當然不是最好的經濟結果，即形成所謂的“滯脹”。當然，這不是單純講經濟停滯或負增長，而是説以往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可能會漸次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