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頭攢動的創業咖啡廳裏，耶魯大學醫學院金髮碧眼的卡茨博士正侃侃而談。這位“Gene-in-Cell”團隊的負責人希望將人類的身體免疫系統“變為一支軍隊”，而科學家們則是這支軍隊的“將軍”，擊潰白血病和一系列免疫系統疾病。這裡並不是矽谷，而是在青島舉行的中美創客論壇暨中美創新創業大賽現場。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新青年帶來了各種“黑科技”。有清華大學的男生開發應用，為愛好者召集球友；也有來自華盛頓的留美博士，用3D列印解決口腔醫療問題。

　　“中美創新創業合作既是人文交流的重要形式，也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紐帶。影響創新創業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核心、最關鍵的是人的因素。”山東大學校長張榮説，“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從某種意義上講，推動創新發展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推進創新，必須充分調動和激發人的創新創業基因。”

　　這些年輕人的交流，正在為兩國創新帶來變化。

　　尚年輕的中國創新生態圈

　　“矽谷的團隊往往會比北京的團隊更專注。”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海歸高技術創業者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坦承。這與技術能力無關，也並非所獲支援不夠，實際上，常常是過於熱情的關注導致的。

　　他在中國創業的朋友們取得階段性的成績後，立刻成為宣傳模範，每隔幾週就要接受各種來頭的參觀與接見。他們握手、交談、介紹經驗，科研計劃不得不被打亂。

　　在他眼中，這尷尬的背後，是一個尚年輕的中國創新生態圈。資本難免浮躁，恨不得資金下去半年就有回報，而科技創業卻往往需要面臨漫長的研發階段。創新創業團隊在資源上過於依賴政府，因而缺少發言權。政府保姆式地支援，缺乏科技創業孵化的經驗，又難擺脫宣傳任務。

　　芝加哥大學創新中心主任John Flavin打開一張ppt，圖片上，五顏六色的圓圈交互連接，圓圈上標著“大學”“企業”“社會”“政府”，他們各司其職，創新就此發生。高校輸送人才，生産點子，而市場則引導創新生産。

　　“孵化器也好，政府也好，透明是非常重要的。” Flavin給記者解釋芝加哥創業生態經驗時説：“有什麼措施，有什麼標準判斷，都要在規章裏寫清楚；有什麼決策，也要及時公佈出來。”

　　不僅機構，創業者也需要透明度，這也是國內創業者常常忽視的。

　　“不了解情況，美國投資人也著急啊。”卡茨博士聳聳肩。生物醫療的研發要經歷基礎理論研究，生物實驗和臨床試驗，往往要以幾十年計，這也是為了保證安全和效果必須付出的代價。面對投資方，他們的團隊不怎麼談情懷，而是以醫學生絕對理性的方式溝通。

　　團隊將一個宏大的遠期目標分解成無數的短期小目標，及時地與投資人溝通。這樣，他們即使還沒看到自己的錢回來，知道每一步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也可以安心。

　　在這樣年輕的圈子裏，國內外創業者的心態也多有差別。

　　令來自華盛頓的創業青年白博士感到激動的是，國內的雙創大潮高漲，創業項目層出不窮。但他也注意到，這些項目中的大多數只是在已有技術的基礎上稍微跳高一點點，創新一點點，少有平臺式的創新。

　　卡茨博士所做的，就是“平臺式”的創新。他們所專注的T細胞療法，專注的不只是DNA，而是RNA的結構。目前，他們僅僅以一項疾病為靶。一旦技術成熟，更多的科學家和醫生可以在此基礎上，參照已有的規律，調動免疫系統的大軍，向各類免疫類絕症發起進攻。

　　儘管研發曠日持久，但這位醫學博士非常自豪。每一天，團隊都冒出新點子。他們甚至想到：如果標注細胞加以消滅可以攻克絕症，那麼標注細胞後進行複製，是不是可以治療先天性貧血呢？這些點子大多因為成本和精力不足而被放棄，靜靜地沉睡著，等待著合適的未來。

　　“我們在做創新的創新。”他笑笑説。

　　矽谷、青島、芝加哥，創新不以地域區分

　　中國的創新需要國外經驗，而國際創新也不能缺少中國的存在。

　　“我們需要中國。”卡茨博士説。在他眼中，這個不算成熟的圈子，潛藏著巨大的能量。

　　他來到青島，為將要進行的臨床研究尋求合作醫院。這種致力於消滅人類病痛的新療法，在追求安全與療效的道路上，不能僅僅有美國的案例。而另一方面，中國與世界上的任何一片國土一樣，同樣需要創新成果。

　　事實上，中國已經擁有了幾支研究T細胞療法的團隊，有的來自清華大學等本土高校，也有的來自大洋彼岸。卡茨並不把他們當成競爭對手，而是看作一起開拓新邊界的夥伴。

　　目前，卡茨的項目在中國和美國都設立了實驗室，在美國主要專注于前沿開發，在中國主要專注深入實驗。在他眼中，中美在科研環境方面的差異，遠遠不如高校與市場之間的差異大。

　　中美面臨同樣的問題。據山東大學副校長胡金焱介紹，這所研究性大學每年能誕生150項專利技術，但“真正能夠轉化成生産力，能夠變成産業落地的非常少，可能5%都不到”。他覺得，原因有兩個：一是研究轉化為市場應用需要一個過程，很多懂技術的並不懂市場；二是高校很難鎖定社會層面的需求。

　　耶魯大學的知識成果轉換由專門機構OCR負責，連接起高校技術與市場之間的橋梁。為還未走向市場的技術估值是一項麻煩事，和很多中國同行一樣，卡茨需要與OCR不斷談判探討，希望能為自己的技術多爭取一些分量。而他自己，則努力地適應從一個科研工作者到一個項目負責人的轉化。

　　“到哪，都需要認識關鍵的人物，為你的項目打開一扇門。”卡茨笑言，“中國和美國沒什麼不同。”

　　除了金髮碧眼的新面孔，也有為夢回來的遊子。Mancala生物科技的創始人陳思十幾歲隨父母移居北歐。這個地方顯得太閒適和穩定了，裝不下他一直以來的創業夢。這個成績優異的博士毫不猶豫遠赴矽谷，在加州伯克利大學工作。在那裏，他找到期待已久的熱情。一次回國之旅，他感受到了同樣的節奏。

　　陳思希望能解決故土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是他的機會。在北歐，社保資源健全，人們多擁有家庭醫生，大醫院也不會人滿為患。他的項目是一种醫學測量儀器。他希望能在中國的小醫院和診所中推廣這種儀器，以此來緩解涌向大醫院的就醫壓力，進一步緩解醫患矛盾。

　　“我現在每天睡4個小時，我周圍的人也是。”他哈哈一笑，“創業嘛！”

　　在美國喬治城大學的華裔教授Shuigen Xiao看來，美國的西海岸創業中心非常獨特的一點是“旋轉門”政策。

　　這扇門開在大公司與初創公司之間，員工看到機會，可以通過這扇門離職創建自己的公司。如果失敗，大公司依然非常歡迎他們，認為這些嘗試過的人吸取了經驗教訓，對公司來説是寶貴的財富。他們依然可以通過這扇門回到公司裏。

　　如今，這並不是僅限于美國的現象。海爾集團輪值總裁周雲傑發現，這幾年，企業不再是一個封閉的小圈子。小微公司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員工由雇傭下的執行人，變成直接面向市場創新的合夥人。不斷有人退出，也不斷有新鮮血液加入進來。

　　海爾電器集團察覺到一個痛點：孕婦坐著看電視不舒服，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則好受許多。來自全球各地的人針對這個需求提出了解決方案，最終，一個來自美國矽谷的創業者想出了投影的點子。海爾集團在世界範圍內徵集了製造資源方和採購供應商方。

　　一個無邊界的團隊被建立起來。2015年，這家小微公司眾籌1500萬元，今年剛剛談完了第二輪的融資，大概估值在2.5億元。

　　有嘉賓表示，創新的體制很難説到底是中國好還是美國好。

　　生態圈的交融，是人的交融

　　在胡金焱看來，中美兩國將面對共同的問題，也從彼此獲得寶貴的經驗。創新領域的國際交流不僅將帶來經驗的交換，更重要的是人的交流。

　　山東大學正在建成以工程訓練中心為基礎的實習實訓功能區，覆蓋全校所有學生。而“工程師文化”也是矽谷創業文化的核心。

　　而英國萊斯大學也在做著同樣的事情。校長David Leebron意識到：教育應該採用更多新的方式，單純把知識告訴學生的話學生容易忘記，但是如果參與進來的話學生會記得更清楚。而參與，可以讓學生對問題有著更深刻的理解。

　　“我們需要創業英雄啊。” John Flavin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説。

　　在這個層面上，美國創業文化是可以複製的。中國青年，照樣可以被喬布斯和扎克伯格的故事激勵，走出自己的道路。

　　而屬於兩國青年的時代已經到來。在英特爾中國研究院院長、馭勢科技聯合創始人吳甘沙眼中，“變革的力量”正在不斷積累，“新能源化、智慧化、網聯化、出行多樣化、共用化”……“萬類霜天競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