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撥亂反正，落實政策，為恢復和建立兩岸聯繫打下了基礎。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中央陸續發佈對臺政策的時候，兩岸要恢復聯繫，面臨著大量的臺胞臺屬落實政策的工作。文革期間，兩岸交往被迫中斷，在大陸的臺胞和國民黨軍政人員留在大陸的親屬在文革中因“臺灣關係”受到衝擊和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對臺工作面臨著大量的落實政策工作。當時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連續開會，派人到福建、浙江等地調查研究，及時制定和下發了落實臺胞臺屬政策的文件，為大量的冤假錯案平反，逐一落實了政策。同時清理了一批不合時宜的影響他們入團、入黨、入伍、入學和就業的規定。這些工作進行了三年。落實政策後，極大地調動了在大陸臺胞臺屬的積極性，他們通過各種渠道，逐步恢復了與臺灣的聯繫。
1982年7月，發表了廖承志致蔣經國先生信，希望國共兩黨“同捐前嫌”，“共同振興中華之大業”，並引用了魯迅的詩：“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在此之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不再追訴去臺人員在解放前的犯罪行為的兩次公告。解除了去臺人員的顧慮，兩岸人員往來的障礙被解除了。
——臺灣被迫開放民眾探親，衝破了兩岸隔絕的藩籬。
1987年11月，在蔣經國臨終之前，臺灣當局擋不住民眾要求探親的人道要求，被迫開放臺灣民眾來大陸探親。大陸立即適應局勢，成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協調政府系統的邊防、海關、交通、旅遊等方面，全面接待如潮般的臺灣探親民眾，使兩岸大量人員往來步入了正規。這個局面沒有前十年的大量工作基礎是不可能出現的。
探親潮的湧來，促使了兩岸氣氛緩和，使兩岸人民“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有部分臺胞在大陸已沒有直系親屬，但他們仍堅持來大陸尋根，這説明中國歷史上無論哪個時代從大陸去臺灣的人民，他們胼手胝足，繁衍生息，其後代都可以在祖國大陸找到他們的根。臺胞至今稱自己是“河洛郎”，就可以印證中原河洛地區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後經“福佬”、“客家”，遷到臺灣，這個血脈相連的關係是割不斷的。
兩岸人民的往來反過來又成為推動臺灣當局解禁政策的原動力。為被迫適應形勢，臺灣當局不得不終止“動員戡亂條例”，修改若干禁行法規，“以民促官”的局面逐步形成。
兩岸人民的往來在初期雖然是單向的，但使臺灣各界人士認識了發展中的大陸，促進了經濟、文化、新聞、科技、體育各方面的交流。徐璐、李永得兩位臺灣記者率先來大陸進行新聞交流，兩岸解決了共同參加奧運會的問題，臺灣工商界成百人組團來訪，臺灣的小説、劇作在大陸出版、演出都説明當時由兩岸人員往來到各項交流，成為必然趨勢。
——兩岸交流衍生的事件步入了兩岸談判的里程。
大量的人員往來，兩岸各項交流，一方面促進了兩岸的溝通和理解，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衍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華航貨機事件”、“千島湖事件”、“遣返慘案”、“劫機事件”相繼發生，由兩岸人員往來衍生的查人轉信、婚姻、繼承、滯留和公證等問題相繼突顯。一些問題單靠各自立法、各自約束已不可能解決，形勢的發展要求兩岸坐下來見面商討、進而談判成為必然。
例如1986年的“兩航談判”。起因于臺灣“華航”貨機機長王錫爵要求定居而飛大陸，臺灣方面要求送還飛機和其他機組人員，在臺灣堅持官方不接觸，只准許華航在業務性商談性質下與中航進行商談。兩航駐香港的代表進行了4輪商談，達成了在香港交接人機協議，簽下“會議紀要”及交接程式的“附件”。
再如1990年的“金門商談”。由於臺灣方面遣返大陸人員不人道的做法，造成兩次46條人命案，引起軒然大波。兩岸為減少再度發生悲劇，需協商遣返合作規範。兩岸紅十字會組織在金門進行了兩天的工作商談，本著務實原則，採取了靈活的策略，最終達成“金門協議”。
以上的商談都是由授權的民間組織，為尋出相關事務性的解決方案，進行的不定期的商談。“金門商談”之後，臺灣方面為回避官方接觸，又不得不與大陸打交道，率先成立了“海基會”，一年之後，大陸方面成立了“海協會”，兩會被媒體戲稱為兩岸官方授權的“白手套”開始握手。1993年的“汪辜會談”標誌著兩岸建立了制度化的溝通管道，開始了制度化的商談。“兩會”的建立，為在兩岸搭建了有創意、有智慧的階段性舞臺，可以也應該演出有利於兩岸關係發展的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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