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粉絲筆下的加繆

　　阿爾貝加繆（1913－1960），法國小説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著有中篇小説《局外人》，長篇小説《鼠疫》，哲學隨筆集《西西弗的神話》等。195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加繆，一個浪漫傳奇》

　　2012年3月

　　在她的筆下，“加繆有種不修邊幅的帥氣，又高又瘦又年輕”而“薩特那一張獨特的青蛙臉下，拖著一副矮胖的鬥牛犬般的身軀，臉上還戴著厚厚的眼鏡。”

　　《加繆：一個浪漫傳奇》是一部關於加繆的評傳，這本書的寫作長達九年，如果算上作者伊麗莎白豪斯從早年閱讀加繆開始，算得上是她窮其一生的作品了。實際上，很少有讀者能像她這樣，帶著一份愛慕之心去追尋加繆這個“親密的對象”的蛛絲馬跡。從對加繆出生的阿爾及利亞的實地考察，到加繆子女、親友、同時代作家的訪問，豪斯都做得一絲不茍，她甚至連加繆肺病病歷和汽車駕照都不放過，並因女性的敏感有著許多有意義和有趣的新發現。在她的筆下，“加繆有種不修邊幅的帥氣，又高又瘦又年輕”而“薩特那一張獨特的青蛙臉下，拖著一副矮胖的鬥牛犬般的身軀，臉上還戴著厚厚的眼鏡。”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加繆的遺稿未完成的自傳體小説《第一個人》出版了。伊麗莎白豪斯通過這部作品以及其他資料，更加窺探到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加繆。加繆出身貧寒，父親早年戰死一戰戰場，母親是不識字的女傭，自己年紀輕輕就因肺結核而休學……這些都使得加繆缺少了大多數人的幸福，為他的“局外人”埋下了種子。而在加繆成名以後，他“右傾”的態度把他一直置在風口浪尖上。他一次次成為矛盾的焦點和靶心，並最終導致了與薩特的決裂。他們彼此在文學和哲學上的分歧並不大，但在政治上的分歧由來已久。

　　在薩特的戲劇《魔鬼與上帝》中，薩特表現出了他對前蘇聯的支援，並表明瞭在一定前提下使用暴力革命是正當的。加繆認為世界上最大的道德是“正義”，反抗是因為社會違反了“正義”，而在這一反抗中不能跳出“正義”的前提，即反對以暴制暴，“正義”就是一道是與非的分水嶺。這一觀點被薩特認為是迂腐和假慈悲，儘管他在前蘇聯入侵布拉格時把自己的觀點也否定了。

　　在豪斯看來，加繆並不是一位薩特似的哲學家，甚至不是一名存在主義者，他並沒有建構什麼理論體系，而且把一切都維繫在道德身上，這被薩特和波伏娃諷刺為“資産階級理想主義的最後堡壘”。相形之下，薩特熱衷於把問題形而上學，而加繆熱衷於提出問題並解決，而在解決的過程中，他無意觸動了法國的傷疤。到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加繆在法國越來越非主流，他甚至搬離巴黎到鄉間去隱居。他與主流知識界的不合，迫使他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了戲劇創作上。

　　加繆成為“局外人”的另一個原因是在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上。他既反對法國政府，也反對暴力革命。為此他公開呼籲停戰，企圖跑到中間調停，等於做了一件兩邊不討好的事：因為他是法國人，所以他不認為法國是殖民統治並反對暴力革命；因為他是法裔阿爾及利亞人，所以他譴責法國政府對於阿爾及利亞人的屠殺。法國主流的知識界都受到“左傾”的風潮，加繆的停戰呼籲開始引火燒身，他曾經的朋友紛紛站到了對立面上。

　　他渴望的是作為一名道義者去“介入”生活，最不希望成為自己筆下的“局外人”，但就在這件事情上，他曾經大致説過，自己只能以一個法國人的身份來熱愛阿爾及利亞，不是一個法國軍人或是法國殖民者，而是一個熱愛阿拉伯世界的法國人，而如果這片土地已不再是那些阿拉伯人的家園，他將感到自己只是一個局外人。

　　作為一本女粉絲寫給自己崇拜的作家的書，豪斯在書中絲毫不掩飾她對加繆濃烈的感情，這種感情已經超越了作家與傳記者之間的感情。一個寫作者在去世幾十年後仍有女粉絲如此摯愛，並且由此走上文學的道路，想來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李立群/劉啟升 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