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馬利蘭州巴爾的摩市發生多起示威、縱火和搶劫事件,導致幾千名國民警衛隊員進駐巴城,市長下令宵禁一週。這場突如其來的“騷亂”引起國際關注。 作為一名在巴爾的摩的中國留學生,筆者認為,巴城現在的緊急狀況,雖然是由弗萊迪.格雷之死引起,但並非出於偶然,而是美國種族矛盾、社會貧富不均等問題多年累積、越發嚴重的表現之一。
25歲的非裔青年弗萊迪.格雷居住在吉爾摩.霍姆斯社區,和許多巴爾的摩城西的社區一樣,這裡有大量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下、犯罪率極高。4月12日早上,格雷在街上與巡邏警察對視後企圖逃跑,警察截住他詢問,發現他身上有一把折疊刀,並因此拘捕了他。格雷被押上一輛警車送往警署。大約半個小時後,當他被從警車里拉出來的時候,被發現脊柱嚴重受傷、聲帶受傷,並隨後休克,被送往院, 醫生説他脊神經損傷了八成。格雷于4月19日不幸去世。 警方説格雷被逮捕的時候警察沒有使用暴力,但正好有目擊者拍下了逮捕時刻的視頻,其中顯示,格雷當時雙手被反銬,雙腿已經癱瘓不能行走,是兩名警察連拉帶拽地把他扔進的警車。
截至目前為止,對格雷之死的調查尚未出結果,沒有人知道警車裏發生的全部,但已知患有哮喘的格雷曾要求使用呼吸器,但被拒絕。人們猜測,當時很可能發生了美國電影裏常見的所謂“粗暴行駛”,即嫌犯被銬雙手關在車後,不係安全帶,司機開的很快,極速拐彎或剎車,以此對犯人變相折磨。當然,警方對這些猜測都是否認的。
格雷的死和警方的反應,激起了巴爾的摩市民的憤怒。像許多美國城市一樣, 巴爾的摩的種族矛盾和貧窮問題積累多年,警察充滿種族偏見的暴力執法屢見不鮮。而格雷正是貧窮和種族歧視的雙重受害者。格雷的母親身患殘疾,帶著兒子格雷和兩個女兒生活在這個巴城最窮最危險的社區。和許多貧窮家庭的不幸遭遇一樣,由於房屋過於陳舊、油漆不合格等因素,格雷和兩個姐妹小時候均鉛中毒,導致了他們一系列的學習、生活、行為困難,這些問題伴隨終身。而由於是非裔,格雷和許多同族裔男性一樣,有更高的可能性被警察逮捕——在美國,非裔人口占百分之十三左右,但非裔男性卻佔監獄男性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而在巴爾的摩的“危險”社區,這一比例更高。
犯罪率和入獄率與社會經濟、福利發展緊密相連。一百年前,港口城市巴爾的摩是美國第六大工業城市,人口高達百萬,以鋼鐵和紡織等傳統製造業為主,吸引大量工人階級在城市安家落伍;隨著美國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去工業化進程,其傳統製造業衰落,巴爾的摩失業率和犯罪率陡然攀升,白人和一部分非裔中産階級逃離這個城市,搬到富裕的郊區,而城裏則留下了大量非裔人口,男性失業率將近百分之五十,公立學校系統潰敗、毒品、黑幫問題突出。
我所在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成立於十九世紀末,彼時正值巴爾的摩工業發展的鼎盛之時。霍普金斯至今都是馬利蘭州第一大私人僱主,校區散落在巴爾的摩好幾個不同的社區。從文理學院到醫學院,就要穿過一些所謂“危險”的非裔社區。為了保證本科生生源,學校配置專門的警察隊伍,24小時開車圍著校園巡邏;提供專門的校車,除了在幾個校區間接駁師生之外,還會在每天晚上把學生送到家門口。
於是,霍普金斯像一朵溫室裏的花,把自己與巴爾的摩市隔絕起來。在這裡唸書多年,你可以不用跟巴爾的摩本地人講一句話。 看著滿校園大多數歐美裔和亞裔臉孔,你會忘記這裡是巴爾的摩。 雖然學校儘量與非裔社區隔絕,但其基本運作卻要依靠大量非裔勞動力。事實上,這所私立名校的大多數後勤服務,就是建立在基於種族的勞動分工之上。校車的司機、食堂服務人員往往都是非裔;樓道的清潔工,也往往都是非裔。白天,他們不見蹤影,只有在夜色降臨,大部分師生都回家了,他們才開始在樓道裏出現,一層一層挨著掃廁所,累了在系裏的廚房沙發上休息,或者到樓後的臺階上三兩個坐著吸煙。
與貧窮、破敗的非裔社區同時存在的,是一個所謂“巴爾的摩復興計劃”。2008金融危機後幾年,巴爾的摩房價不降反升。新一輪的金融投資房地産開始了——一些房地産發展機構和霍普金斯大學聯手,要把學校四週的老社區買下來,對其進行改造,“中産階級化”,以吸引富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白領人士來居住,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和消費能力。
想理解巴爾的摩今天為何有騷亂,就必須要考慮到以上這些背景因素,它們存在多年,醞釀了許多潛在矛盾,一旦種族偏見與警察暴力執法結合,則勢必將矛盾激化。但是必須承認,剛到此地時,筆者也和大多數少數族裔留學生一樣,對非裔社區沒有了解,只有恐懼;不理解他們的遭遇是社會結構問題,而一味苛責個人。
其實,和國際社會想像的有所偏差,幾天前的這場騷亂,雖然引來了罕見的國民警衛隊出動,但卻並非只有“打砸搶燒”和“暴徒”的一面,那只是極個別現象。而被忽略的、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這幾日,巴城各大社區、教會、工會、高校(包括霍普金斯)的人們自發組織了很多和平的示威、遊行,大家不分種族、性別、年齡,走上街頭,用標語、口號表達對種族歧視和社會貧富不均的不滿,有理有力。遺憾的是,大多數媒體卻只報道抗議中最暴力的幾個場面,無限擴大恐懼,加大不同族裔間本就很難跨越的鴻溝,令人感到遺憾。
作為一個巴城留學生,我為這裡的不公正現象感到不平,也為各族裔普通市民的正義發聲感到自豪。我希望人們可以更加審慎、全方位地看待正在發生的事情。正如一個抗議者的標語説的那樣——“我不關心打破的窗子,我只關心被扭斷的脖子”——抗議中發生的極少數的對物體的破壞固然不對,但不要忘記,由國家和資本支援的、系統性的、基於種族和階級的對人本身的暴行,才是問題的根源。(文/弋戈 作者係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在讀社會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