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題為“投資自由化與企業走向世界”的分會場上,各位與會嘉賓就中國企業走出去和國際化展開熱烈的討論。來自國內外的企業家紛紛表示,中國經濟國際化和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使得全球經濟結果更均衡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不少客觀障礙,若要克服這些困難,一方面需要企業做好充分準備,提高自身經營水準,另一方面國家政策也需要進一步“放開手腳”,給予企業更多地支援。
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必然趨勢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李克平表示,走出去、引進來是對外開放的兩個方面,這也是一個國家在全球經濟化的時代,在全球進行資産配置、要素流動和市場融合的一個重要途徑。他指出,過去幾年,從中國角度看國際投資有一個基本變化。一方面,由於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中去杠桿化等因素,金融危機之後在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呈現下降趨勢;另一方面,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在全球的非金融投資以年均40%的速度上升。“這是中國在加入W T O以後,在商品更大程度自由化之外,發生在經濟結構上和在要素流動上的重大變化,而且這個變化可能將進一步持續和加速。”李克平説。
李克平進一步闡述了出現這一變化的原因。“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二,中國也是全球第一貿易大國和全球製造大國。但與此同時,中國又是一個資源短缺的國家,在技術和産業結構上很不先進。另外,中國又有高額的儲蓄和鉅額的外匯儲備。這樣的一些基本因素決定中國要加快國際化的進程,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式就是走出去。”他説,中國經濟國際化和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中國經濟的客觀要求,也是一個使全球經濟結構能夠更均衡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一個非常合理、自然的過程。
在這種必然趨勢之下,實際上,金融危機也給企業“走出去”提供了良機。招商局集團董事長傅育寧表示,過去五年金融危機,實際上給招商局對外投資提供了很好的機會。招商局集團獲得了斯里蘭卡、澳大利亞等國的一些投資項目。比如,當時斯里蘭卡希望國外投資者幫助他們建立在科隆坡的港口。時逢金融危機,招商局很輕易得到了港口35年的運營權,並以很短時間完成建設。斯里蘭卡方面非常滿意。
企業“走出去”需修好內功
李克平表示,國內企業若想對外投資,要做充分的準備。這種準備包括多個方面:一是對境外法律法規和相關監管政策進行充分理解,只有在充分理解的情況下,才能更有效地進行合法、合規的投資,以及做出更合理的結構安排;二是對投資當地國社會福利政策要深入理解,以及對你的企業在當地運作的可持續性以及成本等相關方面問題進行合理預期;三是對稅收和勞工政策進行了解。在某些國家,這些問題可能會産生極度困擾。
“而從內部來講,國際化、專業化的人才隊伍是特別值得關注的因素。”李克平説,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國的國企,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情況就是在有些國家、有些地區,對中國國企的擔心和某種程度的警惕限制了其在全球投資的有效性。而要破解這樣的問題,除了中國企業要對國外投資環境的理解之外,更需要其提高自身的經營管理的水準。
傅育寧表示,現在國際投資已然面臨保護主義問題。招商局在印度的投資就曾經遇到過障礙。從中國企業自身角度而言,需要從更長遠的角度來對待國外投資。中國很多海外工程承包要價非常高,有些企業錢賺走了,但不利於長遠。非洲一些國家會抱怨。
賽諾菲集團首席執行官魏巴赫則強調了企業全球化經營中“文化融合”的重要性。他從賽諾菲自身的經驗談起,“做全球化經營,需要思考的是真正做國際化還是做殖民化,所謂殖民化,是根還是非常牢牢的紮在本土市場總部,只是用國際作為一個出口的市場。”他表示,對於國際投資而言,文化融合非常重要,這需要總部人才具有全局化眼光。
企業期待國家給予更多政策支援
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表示,投資便利化非常重要。“我們現在和國外的同行互動的時候,發現他們是雙手放開,我們是雙手被綁起來,這樣,有很多機會就失掉了,很可惜。”他説。
南存輝在“走出去”的國家政策層面,給出了三點建議。一是不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或敏感行業的項目,3億元以下可由審批制改為備案制。而若涉及敏感國際、地區或敏感行業的項目,可以採取負面清單的方式;二是不涉及敏感國家、地區或敏感行業的項目,3億美元以下的項目外匯使用,若在項目投資額內,可自由兌換。同時,也可取消個人境外投資的換匯上限;第三,可簽署更多的雙邊稅收優惠協定。現在簽訂的國家還不夠多,若沒有這些協定,企業會因此增加一些稅負。
李克平也建議,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行業協會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資訊服務,政府部門也要提供更多的公共資訊和相關法規的支援服務。“各國政府在相關法規政策的制訂中,也需要從全球經濟更有效的配置、互動、互利的角度減少障礙,促進在全球範圍內各國經濟更好的融合發展。”他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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