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玉明
富國基金昨公告總經理竇玉明離職 新基金法下短短一週三位基金大佬離任
昨日,富國基金髮佈公告,公司總經理竇玉明因個人職業規劃原因正式辭別富國,總經理一職將由董事長陳敏代任,這已是短短一週來,離職的第三位基金業大佬。與此前常見的業績不佳、股東不合等所導致的被動離職不同,隨著新基金法落地,基金業高管的流動有了新的催化劑,也將由此引發行業新變局。
本月,跟新基金法一起降臨基金行業的是一股越刮越猛的高管離職風潮。
年內已有7基金老總變動
竇玉明昨日正式公告離任。本週二,一年前卸任華夏基金總經理的基金業“教父”范勇宏確認辭去華夏副董事長職務,低調地揮別了他一手創辦併為之服務了15年公司。而上週六,博時基金公告,何寶辭去公司總經理職務,這距2011年10月何寶履職,僅過去了一年零八個月。
不完全統計,截至本月5日,今年以來已公告或已確認的公募基金總經理級別(含副總和總助)的離職案例至少達到19起,其中包括8位總經理。具體來看,除上述3位業內大佬外,還包括光大保德信總經理傅德修、泰達宏利總經理繆鈞偉、財通基金總經理陳東升等。
而今年基金業高管的離職數量很可能超越以往年份的平均水準。統計顯示,在基金業發展的15年裏,先後有55家公司共95次更換總經理。從離任時間看,以2008年為分水嶺,之前的10年僅30位離任,佔比31.25%;而之後5年則有超過60位離任,平均每年多達12位總經理離職。
“登到絕頂處,便是下山時。其實,美好的景色就在登山的沿途上,快樂也就在登山的過程中。”在今年3月出版的《基金長青》一書後記中,范勇宏這樣描述自己辭去華夏基金總經理時的心情。
原因:新法規創造新機會
不戀山峰,各基金公司高管離職的原因各異,不過,上海證券首席基金分析師代宏坤指出,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一是自身職業發展規劃引發的離職,例如計劃從事其他資管行業;二是高管與股東之間在一些方面無法達成共識,如公司發展戰略、內部管理問題等,屬於公司治理結構問題;三是基金公司高管激勵問題,包括股權激勵等在內的現有激勵方式無法滿足其需求。
而新基金法實施,無疑又為基金高管的流動開闢了新“藍海”。新基金法亮點之一就是私募獲合法地位,可與基金公司同臺競技。“《新基金法》本月實施,范總準備大幹一場了。”一名北京基金公司人士表示。
根據新基金法,基金公司股東的準入門檻大舉降低,個人獲許成為基金公司主要股東。據業內人士透露,竇玉明的下一站是奔赴同在上海的中歐基金擔任董事長,並獲持可能高達15%的中歐基金的股權,成為新基金法正式實施後,公募基金股權激勵第一人。不過,對此,中歐基金及竇玉明本每人平均未明確回應。
分析 改善治理結構迫在眉睫
“資産管理行業是個‘人’的行業,也就是説人才起著非常主要的作用,因此最為需要關注的便是人才和業績,而不是這個公司股東和註冊資本金等因素。”范勇宏在一次訪談中曾表示。
在新基金法落地後,基金業人才流失加劇已是不爭的事實,基金公司本身制度上的變革已到了再不能漠視的時候。一基金公司高管指出,一般企業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原則,但在基金業,存在雙重的委託代理關係。一方面,股東作為出資人與基金公司之間存在委託代理關係;另一方面,基金持有人和基金公司之間則是更典型的信託關係。
“但遺憾的是,目前的治理結構導致基金公司一味地強調為資本和大股東服務,而忽略了為持有人服務這一前提,這會給基金業的長期發展帶來無窮的後患。”該人士擔憂地指出。對於基金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有業內專家指出,改善基金治理將有效提高持有人參與基金治理的程度,從而制衡股東或基金公司任何一方出於自身利益而損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為,反過來推動基金公司治理的完善,而新基金法已經為此打開了空間。(文/表記者吳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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