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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打假人王海:鉅款買假貨1年賺400萬

2015-03-23 13:19 來源:新京報 字號:       轉發 列印

  維權打假20年,每次出現在媒體鏡頭前的王海,總是戴副墨鏡。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王海有意讓自己離開打假舞臺中央,“保持點神秘感,挺好。”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王海 42歲,山東青島人。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廈買了兩副新力耳機,他意識到這可能是假貨,緊接著又買了10副,依據《消法》第49條提出了雙倍賠償的要求,被稱為打假第一人。現任和諧社區發展中心理事、王海熱線消費者權益保護項目負責人、北京大海商務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1995年,戴上墨鏡的王海出現在媒體的鏡頭前。直到今天,他仍然在維權打假的第一線。這20年,王海本人和中國的打假維權境況都遭遇了哪些變化,有哪些爭議和尷尬,祛除很多人固有印象中非黑即白的底色,我們試圖為你還原一個真實的王海和職業打假人。

  他不再站在舞臺的中心。

  打假人王海的光環被一個群體所取代。

  這是一個沒有門檻的行業。“魚龍混雜”,王海説黑社會、大學生、律師等等誰都可以加入。

  而王海,覺得正是自己的示範意義,給行業豎起了標桿。

  二十年過去了,他需要面對這個群體的低價競爭。也需要適應這個時代給打假帶來的變化。

  他厭倦了別人給他戴的各種帽子。

  王海更願意用交易和成本論來描述自己的打假生涯。

  最多的一次打假賺過幾百萬,是一筆好交易。

  推掉造假企業光環,又賺錢,又有趣,還能受到肯定。划算。

  他給自己定了30萬的打假起步價,為什麼不呢?他説公司成本很高。

  王海説,打假從來和正義無關,賺了錢才能更高尚。

  “王老闆”鉅款買假貨

  王海沒有看央視3·15晚會。

  3月15日晚9點,北京南站候車室,他正準備登上開往天津的動車。天津打假分公司和物業公司的生意需要他打理。

  如今的王海,已不再是單兵作戰的“打假英雄”,很多人愛叫他王老闆。

  王老闆有四個職業打假公司,分別設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

  公司主營三種業務,幫消費者維權打假;知假買假;受雇于企業,替企業打假。第三種,是他生意的重頭,佔到整個業務的三分之一多。

  他的打假團隊共有30多人,去年業績不錯,王海説,一共打掉一千一百多宗(假冒偽劣商品案件)。照此計算,平均每人每月要打掉3宗案件。

  王海沒有説這個數字是怎麼完成的,他拿出了手機,向記者展示一張銀行卡的交易記錄。“這張卡是專門用來買假貨的。”

  手機裏顯示,去年購買假貨一共消費1444筆,消費額為2025199.85元。“買了202萬假貨,賺了400多萬。”

  他賺錢的方式是索賠,上面的數字並不是全部。近日,他曾對媒體公開,“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萬左右,總索賠額理論上應該有1000萬。”

  有些錢還在賠付的路上。王海説,去年,他在長春買了40多萬的“問題(進口)牛肉”,計劃索賠400萬。

  “今年打算再買1000萬的假貨。”去年《新消法》出臺後,消費者獲賠償數額增多,王海打算加大投資。

  王老闆已經不需要再衝在打假第一線,“我去現場,沒戲,一拿出身份證,人家一看王海倆字,不就露餡了?”

  但個別案件,他會親自介入。

  前幾天,王海就去了江蘇某著名村莊調查。“這個村全國聞名,有代表性,得去。”

  “打大老虎,是順應時代”

  和假貨打了20年交道,王海越來越精明。

  他把公司業務重點放在打擊大企業上,“打大老虎,這是順應時代”。

  他曾發文質疑耐克的雙重標準,一個月後,北京市工商局針對耐克的“雙重標準”開出罰單,487萬元。

  “他們也會入鄉隨俗”。王海認為大企業的欺詐,是消費者弱勢地位的反映。

  但“打虎”行動並不是每次都成功。

  據新京報記者不完全統計,1996年至2011年,僅媒體公佈的資訊,王海就有11起案子敗訴。其中面對的不乏中國移動、可口可樂、廣州寶潔等企業。

  電商的發展也改變了他的打假生態。最近幾年王海逐漸讓公司加強電商平臺的打假比重。去年所打擊的假冒偽劣涉嫌欺詐的案例中,三分之一來自電商。

  電商,他同樣喜歡去調查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企業。

  他善於用數據去篩選和定位。

  比如面膜,王海讓工作人員先在網上海選面膜。通過數據對比,淘汰年銷售額低於3000萬的。剩下的,統計是否在電視或網路上打超過十次廣告,是否有足夠的賠償能力。鎖定之後,重點打擊。

  “當騙子越來越容易了”,現在通過朋友圈和QQ群,騙子很快可以收回成本。

  王海打假同樣在衡量成本與收益。

  他慢慢變得溫和,越來越願意和政府合作。職業打假人王全忠説他覺得王海和其他人不一樣,願意參與政府的活動和研討會。

  以前的王海,脾氣衝,他的“假想敵”,不光是假貨和造假企業,還有一些政府部門。

  有一次在成都,王海舉報一種假藥,無論怎麼説,藥監局的工作人員就是不受理。

  王海指著人家鼻子罵,還要動手打。

  當時他想的是“行使一個公民的批評權”,“作為了,要給我你作為的依據。不作為,也要給我依據。”

  “後來把領導給鬧來了,當時就受理了。”説到這兒,王海還強調,當時他們也不知道我是誰,我也沒有仰仗我王海的名氣。

  他把這些稱為過去:“過去一直是這樣的人。”理直氣壯。

  吳廣福認識王海17年,原在深圳法制報當記者的他,見證了王海的年輕氣盛,那時聊天,王海嘴裏總蹦出“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這些字眼。

  現在的王海,打假的事兒,你問一句他答一句,不再侃侃而談。聚會時,喝二三兩白酒,就不再喝了。“低調、謙虛、説話小心翼翼。”

  3月11日,談到現在對政府部門的看法時,王海放緩了語速:“從對抗,到合作,從不了解到了解,從不支援到支援。”

  前年,他關了投資12年的打假網站。

  網站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還在名字後面加上了頗具偵探味道的“007”。

  “網站瀏覽量走低,空耗人力財力。”王海計算著成本。

  仍然保留的是傳統的熱線模式。在北京大海商務顧問有限公司,8名工作人員去年接到了1200個諮詢和提供線索的電話。

  王海強調,打假線索不都來自於熱線,更多的是靠他業內的資源,客戶傳客戶。

  退出舞臺中央

  這些年,職業打假人已經成為一個行業。不再像20年前,王海就是打假的代名詞。

  “想當年,王海現象,那是不得了的。”武高漢回憶。

  武高漢是中國消費者協會原副秘書長,20年前,當王海作為“打假第一人”出現在公眾視野之後,當時全國有3000多份報紙,沒有哪家報紙、哪家電視臺沒參與報道的,“當年討論的深度和廣度,幾十年來都罕見。”

  武高漢特意把王海請到中消協,集體討論“王海現象”。

  參與過王海打假報道的一位記者回憶,經常是,王海剛到一個打假現場,立刻有二三十家媒體蜂擁而至。

  “現在,王海根本排不上號。”武高漢説,去年,北京朝陽法院受理的消費者糾紛案有數百件,其中只有一件是律師起訴,剩餘的都是職業打假人起訴的,其中一個職業打假人的上訴就達到92件。“跟這個人相比,王海早就不行了。”

  王海對自己的定位是打假人的老師。但他的權威性也受到了很多職業打假人的挑戰。

  北京職業打假人劉咏(化名)與王海打過幾次交道。“他只是個時代的幸運兒,如果他不出現,也一定有李海、張海出現。”劉咏説。

  劉咏翻閱了王海的一些打假案宗,“發現他打假的魄力不夠,有時候點到為止。”

  “你敢説第一個出名的,就一定是最優秀的?”劉咏反問。

  王海也明顯感覺到,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湮沒、分解了他“第一人”、“鬥士”、“英雄”的標簽。

  他堅持在微博、部落格裏發佈一些打假案例及打假進程,截至3月16日19時40分,他的微博粉絲共64051人,連“中V”都很難算上;3月12日,他在部落格裏連續發佈四條關於“廠商製造不合格汽車,申請召回”的資訊,發出48小時,累積評論數為“1”。

  7年前,王海自籌經費,去清華、北大等高校開展消費者權益法的講座,讓他失望的是,“很多法學院學生根本不關注他的講座,更在乎去上市公司賺錢。”

  新京報記者隨機詢問14名“80、90後”,只有兩人知道王海;“王海007”的熱線電話,也從之前的每天十幾個,減到現在的每天三五個。

  自己的關注度降低,王海覺得很正常,“打假人常態化了,也就不是新聞了,公眾會有審美疲勞。網際網路時代消費者有更多的維權渠道,主動性也比以前強很多。”

  王海有意讓自己離開舞臺中央。“我對當一個核心人物沒有興趣,保持點神秘感,挺好。”

  他始終不肯説出自己公司的位置,即便是新京報記者找到王海的公司,訓練有素的公司員工也會下逐客令,“沒有王總同意,我們不便接受採訪”。

  職業打假人王全忠説,王海與朋友交往,表現得很謹慎,從來沒有帶哪個朋友去家裏。“似乎始終包裹著一層堅硬的殼。”

  但王全忠記得,一次王海向他們感慨,“朋友滿天下,知己有幾人?”

  “打假起步價”30萬元

  王海在微博的自我簡介裏寫著:一個清道夫,以賺錢為手段,以打假為目的。

  很多人質疑,是不是把話説反了。現在的王海,應該是“以打假為手段,以賺錢為目的。”

  王海承認會向所打假企業索要賠償,他説,打假與正義沒什麼關係,其實是一場商業交易,並且是公平交易。

  在王海看來,人類社會是靠交易來生活的。同樣,案子的庭外和解,也是交易。

  去年,新消法規定,遇到假冒偽劣,消費者可獲三倍賠償。但王海的商業化運作有時候可索賠萬倍。

  索賠的過程是種心理戰。

  王海説,(造假)企業生産的商品賣十塊錢,掌握證據後,也可以索賠十萬元,“打假中要想得到更多錢,得拿出事實、數據、案例,讓對方認為這種交易是划算的。”

  前提是充分的資訊和證據。他舉例,比如,牛奶改日期。工人(臥底)已經在你的生産線上上班了。為什麼改,怎麼做,證據蒐集得很詳實,這些資訊都掌握的。

  “如果同行業間,A企業掏錢讓你去打B企業,你願意充當這個槍手?”

  “當然,這是行業自律,只要它(這件事)有正當性。”王海説。

  但正當性不代表正義,王海説,打假與正義無關。“這個才是正常的社會,別去標榜你多崇高和正義,那是騙人的。”

  每天都在想著維權的王海,給公司定了30萬元的“打假起步價”。他覺得自己的公司成本高,“和警方也有很多合作”。

  對於不賺錢的活兒,王海提不起興趣,“為了幾百幾千元去做一個案子,沒必要接。”

  拿到高額賠償後,王海坦言,利益受損的企業可能變本加厲地生産假冒偽劣,但“我沒有義務繼續管下去”。

  “拿到了賠償,就放縱了假貨?”

  “我可以告訴其他職業打假人繼續去打嘛,獲利分我一半。”王海笑了。

  “我不賺錢,哪來的錢去打假?與我們這些職業打假人相比,假貨和欺詐對消費者的危害更大吧。”王海説。

  死亡事件後的風險管理

  打假二十年,王海小心翼翼。

  他説自己從未被打過。有人、有企業恨,但他有自己的一套風險管理系統。

  一個死亡事件,讓王海經常把規避風險幾個字提在口頭上。

  死者叫黃立榮,是位律師。據媒體報道,他生前受雇于一家商務顧問有限公司,這也是家打假公司。

  2003年12月13日下午,黃立榮坐在車裏,用望遠鏡和照相機對紫禁城國醫館監視拍照,被對方發現,有幾個人衝過來抄起鋼管、掃把和木板,暴打黃立榮。

  10根肋骨骨折、肝臟破裂。黃立榮被白布包裹,由一輛沒有牌照的黑色佳美轎車載著,棄于北京醫院附近的街頭。

  黃立榮是北京首位在偷拍活動中死於非命的民間調查員。

  王海回憶,那之前,黃立榮去他公司應聘,但沒被錄用。恰巧在公司,一個客戶找王海調查一家醫療企業,王海沒有接手,“黃立榮在旁邊聽到了,他悄悄追出去,接了這個案子。”

  “如果因為打假失去了生命,那事業也就沒有價值。”王海説,當時公司有200多名調查員,那件事之後,他把人員精減到30多人,把調查員分成幾個組,每組5到8人。

  調查員中有很多是律師。招聘時,帥的醜的都不要,就要長得平庸的。長得太有特點了咋能做臥底,大眾臉才能“扮豬吃老虎”。外表憨厚老實、內心聰明機敏是首選。

  他還制定檢查清單和執行任務的風險防範清單,要求調查員保持通訊暢通,“如果臥底時被識破,要學會怎麼避險。”

  有時臥底調查,就像電影裏演的一樣,“調查員之間都互不認識,各司其職,執行同一個案件時,不容易暴露。”

  打假的時候,他會看對方的氣勢。在深圳,他曾經幫別人成立業委會,每次去都會帶幾個陸戰隊員。“這很必要,也很正當”。

  他對自己也保護有加。墨鏡,就是跟了他20年的“護身符”。

  央視前名嘴王志主持《面對面》時,讓他摘掉,他不摘。“這是風險管理。”

  3月11日,面對記者的相機,王海條件反射般地摘下日常戴的近視鏡,從兜裏掏出一副鑲著金邊的圓框眼鏡,金色鏡片把王海的眼睛完全隱藏,清晰地映著眼前人的模樣。

  新京報記者 申志民 實習生 羅婷 北京報道

[責任編輯: 王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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