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貿區：亞洲秩序的新生力量

　　隨著中韓、中澳兩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和兩國經濟關係的日漸深化，中韓、中澳將率先成為突破傳統地區政治秩序的結構性力量

　　文/趙江林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自此，在2014年11月短短一個月內，中國分別與韓國、澳大利亞兩個發達國家相繼完成自貿區實質性談判，成為中國構建高標準自貿區網路的首批代表。可以説，中韓、中澳自貿區建設突破了中國傳統的自貿區建設思路，對參與方、對亞太地區乃至世界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與戰略價值。

　　中國新型自貿區

　　目前世界盛行的自貿區版本已經不僅僅涉及簡單的貿易投資壁壘的減少和消除，還涉及範圍更廣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措施，如原産地規則、智慧財産權保護、政府採購、競爭政策等等，如目前以美國為主導的TPP談判即如此。與以往中國簽署的自貿區協議相比，中國與韓國和澳大利亞分別達成的自貿區意向內容是按照世界新型自貿區範本進行的。

　　一是開放水準高。在貿易自由化方面，關稅與非關稅壁壘水準降低幅度大，向零關稅、零壁壘靠近。以中韓為例，在貨物貿易領域，中方零關稅産品最終將達到“稅目91%、進口額85%”的水準，而韓國最終零關稅産品將達到“稅目92%、進口額91%”的水準；在服務貿易領域，中國滿足韓國在視聽合作合拍、出境遊、環境等方面的要求，韓國則滿足中方在速遞、建築、醫療等方面的要求；在投資領域，雙方承諾在協定生效後兩年內，啟動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談判。

　　再以中澳為例，根據協議，澳大利亞對中國所有進口産品最終均降為零關稅，到2019年前，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95%的産品將享受零關稅；在投資領域，澳大利亞放寬對中國私人、非國有投資者投資澳大利亞非敏感領域行業的投資限制；在服務領域，澳大利亞服務供應商將能夠在中國建立合資期貨公司，最多可持有49％的所有權，中國將允許澳大利亞證券經紀和諮詢公司提供跨境證券交易賬戶。

　　二是涉及的領域廣泛，增加了新的談判內容。此次中韓、中澳自貿區意向內容涉及了幾乎世界最新自貿區談判領域的所有內容。就中韓自貿協議意向而言，該協議涵蓋了“原産地規則、海關程式和貿易便利化、貿易救濟、植物與植物衛生檢疫、技術性貿易壁壘、智慧財産權、競爭政策、電子商務、環境、經濟合作、一般條款等11個規則領域”；儘管韓國稻米沒有包括在這項協議之內，但是韓國也將部分農副産品列為貿易自由化範圍之內。中澳自貿區協定範圍同樣涵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規則等10多個領域，其中包含電子商務、政府採購等21世紀經貿議題。

　　三是將中國的特色納入自貿區建設中。例如，在油氣、鐵礦石、銅、錳資源的勘探諮詢服務領域，協議意向允許澳大利亞和中國進行合作，澳大利亞可為中國中西部提供礦産資源勘探服務。為促進上海自貿區建設，中國允許澳大利亞海運服務供應商在上海自貿區建立全澳資船舶管理企業，澳大利亞可以在上海自貿區與中國律師事務所建立商業合作，為澳大利亞、中國和全球企業提供法律服務，這有助於上海自貿區的未來發展。在中韓自貿區建設方面，中國首次把金融、電信和電子商務行業納入其中。

　　總之，作為中國自貿區建設進程的分水嶺，中韓自貿區和中澳自貿區正在稱為中國新型自貿區建設的典型代表，是中國步入自貿區建設新時期的重要標誌。

　　戰略價值

　　中韓、中澳自貿區建設是中韓、中澳經濟關係走向成熟、穩定之後上升到制度層面的表達。一般而言，自貿區建設既是雙邊經濟關係、政治關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也將為參與方未來經濟、政治關係發展開闢新的路徑。中韓、中澳自貿區建設也不例外。兩個自貿區必將為未來中韓、中澳經貿關係進一步發展提供新的規範和指導，也將為地區經濟關係的拓展和深化提供新的實驗方案，因此中韓、中澳自貿區具有多重的戰略價值。

　　首先，中韓、中澳將為雙方企業和民眾帶來更大的經濟利益和便利，同時也帶來更大的挑戰。中韓、中澳自貿區建設是參照世界最新自貿區“標準”版本而進行的，必將産生不同於傳統自貿區版本的效應，一方面，將促進貿易規模進一步擴大，相互投資的進一步增長以及人員流動規模的進一步增加等等，同時也由於此次自貿區建設水準高、開放領域廣泛，必將對中韓、中澳雙邊經貿關係進行一次深度的産業分工關係調整，進而帶來更大的結構性利益。另一方面，由於此次簽署的兩個自貿區意向版本是高標準、高水準的，也將對中國企業帶來的衝擊較大，中國企業需要適應新標準、新規則，同時也要面對不同於以往的自貿區簽署對象國的、競爭實力更強的發達國家企業。

　　其次，兩個自貿區建設為中國適應新的國際規則提供了學習通道，也為中國主導未來的亞太自貿區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2014年中國在APEC北京峰會期間提出的重要議題是啟動亞太自貿區進程，但是要在經濟發展水準多樣性地區推進一體化目標，其難度可想而知，其中的關鍵是如何調整不同經濟發展水準成員之間的利益關係，特別是在一些敏感領域、關鍵部門裏要達成共識尤其困難。中澳自貿區、中韓自貿區建設至少為解決未來亞太地區一體化進程中面臨的矛盾起到了積極的示範效應。由於經濟發展水準、社會制度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距，中韓、中澳雙方在不同領域和不同部門體現的競爭能力也就有很大不同，自然對自貿區的期待也就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如何協調、平衡需要雙方的智慧和勇氣。特別是對中國而言，澳大利亞和韓國都等簽署過高水準自貿區談判，如韓美自貿區協議，而中國還未曾進行過高水準、高標準、多領域的自貿區談判，因此，難題主要出現在中國這一邊。不過，通過這兩次談判，至少中國明確了如何與發達國家在多種利益分歧下學會尋找平衡點，而中韓、中澳自貿區的建設也使人們看到了未來亞太地區一體化的部分前景。

　　最後，中韓、中澳自貿區建設為傳統的亞太地區經濟秩序注入新的結構性變數，有利於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地區經濟秩序。一直以來，亞洲政治經濟秩序是建立在以美日為主導的、傳統的産業分工基礎之上，中韓、中澳兩國的經濟關係則從屬於這一分工體系。今天，隨著中韓、中澳兩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和兩國經濟關係的日漸深化，中韓、中澳將率先成為突破傳統地區政治秩序的結構性力量。例如，一些高端産品和綠色消費品正在成為中韓、中澳相互進口的“新生代”産品，表明3國對發展彼此關係的需要超越了對維持傳統地區經濟關係的需要。從地區層面上看，中韓、中澳在地區經濟關係的地位也已經發生了變化，具備一定的實力取代傳統的地區經濟關係。以中韓為例。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亞洲製造業規模約為58000億美元，中韓兩國就佔據了其中65%的份額，中韓貿易合計佔亞洲貿易總額的45%。正是這種地位使得中韓正在成為改造地區傳統政治經濟秩序的新生力量，成為亞洲新秩序的創建者。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國際經濟關係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