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增長的根本問題是轉變發展方式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43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常務副校長劉偉發表了題為“改革對中國發展之意義”的主題演講。劉偉認為，在連續30多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上，中國最樂觀能在2030年回到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位置。但面臨當前的通貨膨脹壓力和經濟下行威脅的雙重考驗，能否實現發展，根本在於轉變發展方式。

　　中國從未如此接近現代化

　　從2010年算起，給中國十年時間，中國可能實現從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家向當代高收入國家的轉變。

　　劉偉從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可喜成績開始講起。他表示，根據可拿到的中國改革開放34年以來的年度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增長保持了平均每年9%以上的高增長速度，創造了當代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在中國之前，不乏大國經濟維持20年平均每年9%以上的高速增長先例，但中國是連續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首創者。

　　這樣的經濟高速增長促進了中國經濟規模的改變。劉偉説，從GDP總量來看，到去年年末，中國的GDP總量第一次突破了50萬億元大關，達到了51.9萬億元人民幣。按照不變價格計算，較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提高了24倍左右。51.9萬億元按照最近三年的平均匯率來換算是8萬多億美元，佔全球GDP的比重為10.4%，排在世界的第二位。

　　而從每人平均GDP水準來看，2012年年底按13.4億人算的話，51.9萬億的GDP的總量，每人平均GDP折算下來在3.9萬元左右，實現了這34年來中國每人平均GDP平均每年8.7%的增長，這個速度也創造了國際每人平均GDP增長的記錄。按照不變價格計算，比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提高了17倍左右。

　　同時，在這35年裏，中國完成了兩次歷史性的轉變。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于1998年完成了從低收入窮國到下中等收入國家起點的轉變。而到2010年，又一次實現了從當代下中等收入國家到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

　　劉偉分析，當代達到每人平均12475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有70個，從歷史經驗來看，這70多個國家實現從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階段的穿越年份不同，但絕對歷史上用的時間平均是十二年零四個月。歷史證明，人口大國從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穿越用的時間要短一些，平均為十一年零九個月。也就是説，大國經濟起飛前的準備比較麻煩，需要積累的條件，克服貧困的難度比較大，但是它一旦克服了貧困，到了工業化城市化後期，衝擊力度會遠遠超過人口小國。這就預示，中國現在面臨一個可望可及的機會：從2010年算起，給中國十年時間，中國可能實現從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家向當代高收入國家的轉變。

　　如何把握機遇，劉偉提到了兩個關鍵的節點。

　　第一個節點是2020年，在中國共産黨建黨一百週年前後，我們要建成全面的小康社會。

　　劉偉認為，全面小康社會的內容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包括經濟的數量和品質。數量方面主要指的是GDP的經濟規模，包括總量和每人平均兩個方面。中國目前提出了兩個倍增計劃：到2020年按不變價格計算，我們GDP的總量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到2020年按不變價格計算，每人平均GDP的水準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實現這個變化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求中國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要達到7.16%。劉偉説，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已經發生的實踐上看，如果不出意外的話，這一速度的實現是沒有問題的。但在品質上，中國還要實現結構變化，也就是十八大報告提到的“新四化”：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以及農業現代化。

　　第二個節點是2050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週年前後，我們要建成民主富強、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趕上當代一般的發達國家。

　　中國也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威脅

　　構成中等收入陷阱威脅的所有變化和因素，都在目前的中國並存。增長方式、創新能力、收入分配的問題亟待解決。

　　但劉偉也不否認新階段也面臨不少挑戰。挑戰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供給方面和需求方面。

　　當談到供給方面的挑戰，劉偉表示核心競爭力的改變影響不小。

　　在過去，我國的主要增長方式是動員大量低廉的要素投入到經濟中，擴大經濟規模，帶動經濟增長，最主要的競爭力是成本低，要素便宜，忽略了勞動力、土地、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在國際市場上，因為成本低，有競爭優勢，帶動經濟迅速擴張，從而帶動就業，帶動國民收入增長。而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後，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要素成本上升，勞動力轉移成本提高，我國的增長方式必須改變，不能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帶動增長，而應該實現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來帶動增長的轉變。否則，通貨膨脹難以規避。

　　劉偉認為，需求方面的變化簡單分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

　　投資需求的增長取決於國家的自主研發和自主創新的能力。如果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不夠，投資需求將會面臨尷尬的局面。投資方在資本市場上找不到新産品的投資項目。面對沒有新産品開發，沒有産業升值空間，和發達國家不再繼續轉移新産品、新項目的局面，低水準的重復投資，會造成産能過剩。這就是所謂的投資需求疲軟。

　　消費需求到現階段面臨的考驗是國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國民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嚴重，社會的消費傾向就會降低，國民對未來沒有信心，進而增加儲蓄，不敢消費。這兩方面都會導致需求疲軟。

　　劉偉説，一方面我們面臨著巨大的歷史性機遇，現代化的目標離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另一方面，我們也面臨一個深刻的挑戰，構成中等收入陷阱威脅的所有變化和因素，都在目前的中國並存。

　　不能用緊縮銀根對付通貨膨脹

　　現階段中國經濟失衡的主要問題是，通貨膨脹壓力與經濟下行危險雙重風險並存。解決這兩個問題要求的宏觀政策方向是相反的，因而增加了當前經濟失衡的複雜性。

　　在談到中國當前經濟增長失衡問題時，劉偉稱，這並不是現階段才出現的特殊問題，具有很長的歷史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失衡問題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78年到1998年這二十年。除了個別年份外，在將近20年時間裏，中國宏觀經濟運作下的經濟增長的主要失衡是短缺：需求大於供給。根本原因在於當時中國社會處於一個短缺的年代，整個社會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值非常強烈，稍有風吹草動人們可能就去搶購，於是形成通貨膨脹。

　　第二階段是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劉偉説，這一階段宏觀經濟失衡的主要問題是內需乏力。1998年下半年，亞洲金融危機衝擊到了中國，由於中國本身內需不足，結構調整較大，國有企業改革矛盾突出，經濟增長出現失衡。當時官方公佈有三千多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三分之一鄉鎮企業差不多倒閉，大量的進城民工提前返鄉。2008年，中國受到了世界金融危機的衝擊。這次衝擊力度更大。應對失衡，這一階段中國開始採取全面反危機的舉措，用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一直刺激到2010年的10月，宣佈擇機退出。

　　2010年底到至今是第三個階段。劉偉表示，現階段中國經濟失衡的主要問題是：我們一方面承擔通貨膨脹的壓力，另一方面有經濟下行嚴峻的危險，這被我們稱為雙重風險並存。而解決這兩個問題要求的宏觀政策方向是相反的，因而增加了當前經濟失衡的複雜性。

　　劉偉表示，許多人説通貨膨脹率過高，這顯然是沒有全面結合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來思考。

　　2011年是5.4%，而2011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9.2%，相對來説通貨膨脹率還是溫和的。之所以有人説中國通貨膨脹率高了，是指2011年“兩會”的時候，政府工作報告鎖定的目標是控制在4%左右，實際是5.4%，超出了政府年初提的預定目標。2013年通貨膨脹率肯定會在3%以下。從數據看，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水準是很低的。

　　然而，通貨膨脹率不高，國民為什麼感受到通貨膨脹的壓力和擔心的程度很高？劉偉表示，是因為對這次面臨的通貨膨脹背後的原因的複雜性的認識，引發了人們對通貨膨脹預期值的上升和擔憂。

　　為了更好地理解通貨膨脹概念，劉偉圍繞此次通貨膨脹的兩大特點做了全面性解答。

　　首先，不能用傳統緊縮銀根的辦法應對此次通貨膨脹。

　　現階段中國的情況是較為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動共同作用的通貨膨脹。對於需求拉上型的通貨膨脹，中國不僅有治理經驗也有制度優勢。但當下面臨的問題較為複雜，如果用傳統的緊縮銀根的辦法，對需求拉上型的通貨膨脹或許能有作用，但是對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不僅沒有積極的作用，反而有副作用。收緊銀根等於資本和貨幣市場上貨幣供給減少，市場利率上升，企業融資成本提高，而融資成本是進入企業的財務費用的，財務費用是進入産品成本的。劉偉表示，採取這種辦法，不僅沒有降低企業的成本，反而抬高了企業的成本，加劇了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的壓力。

　　其次，國際開放性因素的加入形成了通貨膨脹的另一個重要特點。

　　一是貿易因素。中國的市場大，基本上中國買什麼，什麼就漲價。數據表明，國際市場大豆價格漲一塊錢，中國國內市場大豆價格平均漲八毛三。中國國內市場大豆漲一塊錢，CPI消費價格裏的肉禽蛋這組商品平均漲六毛二。

　　二是國際收支方面的因素。中國長期在國際收支領域裏收大於支。外匯存款要定期結匯，外幣不能流通，要把它換成人民幣投資和消費。如果保持匯率不變，結匯量越大，外匯佔款越多，意味著從結匯這個通道投入到流通中的貨幣量越大，導致通貨膨脹的壓力越大。

　　收入分配問題要高度關注

　　收入分配的問題不僅僅是所謂平等的問題，它同時涉及到國民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效率問題，所以要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

　　面對當前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大問題，劉偉認為，面對經濟下行的威脅，其主要原因是內需不足，其中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投資，二是消費。

　　在劉偉看來，中國投資需求增長的速度並不低，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一直到2012年這五年時間，中國的名義固定資産投資需求增速都在20%以上。但關鍵問題在於，中國投資需求的主體主要是各級政府，而作為市場力量的企業投資信心不足。相當一部分國有大企業雖然擁有暢通的直接融資渠道和間接融資渠道，但創新能力不足，易造成産能過剩。以民營企業為主的中國小企業在融資問題上卻困難重重。這是造成大型企業有錢投不出去、小型企業有市場但沒有錢投的尷尬局面的主要原因，進而把政府套牢，使得政府必須投資。

　　在消費需求方面，劉偉稱，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這些年並不低，這些年平均保持在14%左右，之所以擔心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中國國民收入分配存在扭曲，短期內比較難以解決。劉偉表示，中國國民收入的扭曲可分為幾個層面。

　　首先，在宏觀層面上，國民收入宏觀分配在三個主體——政府、企業和居民中進行，政府是財政收入，企業是資本盈餘，居民是居民收入。這三項近年來增長最快的是財政收入，最慢的是居民收入。最近十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0個百分點左右。這是導致中國經濟長期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的一個癥結所在。　

　　其次，在微觀層面上，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別較大。2010年城市居民的稅後平均可支配收入一個人是1.9萬元，農村居民一個人的純收入是5900元錢。另外還有産業間的收入差別。中國農産業去年勞動力就業比重為36%，而農産業佔GDP的9.8%。兩者差距一下子形成了，而再分配時很有可能再加劇這種差距。

　　這些原因都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基尼系數偏高。國家統計局在2013年1月13號公佈的一個數據表明，最近十年的基尼系數都在警戒線水準之上。這意味著，隨著收入差距的拉大，整個社會消費傾向會逐漸降低。在消費方面，兩極分化不僅影響到公平，同時影響到效率，還影響著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它的可持續性。收入分配的問題不僅僅是所謂平等的問題，它同時涉及到國民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效率問題。所以要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

　　但劉偉表示，這個問題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的，短期裏解決起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樣我們就擔心，由於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會導致消費需求的疲軟。

　　劉偉説，面對中國經濟目前出現的問題，政府提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目標重點在於經濟增長，帶有一定擴張性；而貨幣政策的重點在於反通貨膨脹，有一定從緊性。兩者鬆緊搭配，是一種反方向組合的方式。但劉偉表示，政策組合能解決的問題是短期的，解決不了根本，真正解決根本和長期的問題要靠發展方式的轉變。

　　劉偉從經濟失衡的總量失衡的問題上作分析，表示結構失衡是當前經濟失衡的主要矛盾。

　　在産業結構上，停滯不前導致低水準的重復建設，因而引發投資疲軟。只有産業結構升級，才有新的投資機會和領域。其次，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不合理導致消費需求疲軟。再次，國際收支結構失衡導致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壓力增加。最後，貿易結構失衡形成通貨膨脹的巨大的壓力。這一系列的結構問題，都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需要攻克的難關，是能否實現再一次經濟進步的重點所在。

　　劉偉説，十八大報告裏明確表示，發展方式的轉變要解決的是經濟結構的戰略性的調整。結構調整，不僅包括生産方面的技術結構、産品的結構、産業結構、投入産出結構，也包括支出分配方面的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投資和消費的支出結構等等，還包括要素成本結構、國際收支進出口結構等。

　　在如何推動結構升級這個問題上，劉偉強調，三十多年的改革走到今天，我們如今的體制面臨著新的發展階段下的新的矛盾。我們應寄希望於創新。他認為，結構調整最基本的動力首先在於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主要依靠制度創新，一個和平、公平、有活力、有充分競爭力的制度安排，對於一個民族的自主創新來説相當關鍵。解決中國經濟增長問題的根本在於發展方式的轉變。改革勢在必行。

　　問與答

　　問：您預測2011年到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會有7.2%，請問這是怎麼得來的？

　　劉偉：我剛才講十年平均增速至少會達到7.2%，已經過去的三年，2011年是9.2%，有統計數據出來了，2012年是7.8%，也不是我判斷的，是一個統計數據。2013年上半年是7.6%。我要説的是這三年的數據是在世界經濟最嚴重的2008年金融危機衝擊下實現的。我相信往後的世界經濟會比前幾年逐漸復蘇，這個跡象是有的。後面幾年只要相信世界經濟在復蘇，我們有理由相信很可能增速比這幾年還要高。因為去年進出口對經濟的貢獻是負的2.2%，內需中投資拉動經濟的貢獻佔50.4%，消費拉動的貢獻佔51.8%，加在一起是102.2%。

　　這個背景不僅是理論上的分析，細談起來原因很多，比如説中國城鎮化在加速，比如中國的工業化也在加速，因為都還沒有完成。工業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對中國經濟增長，尤其是第二産業的拉動，都會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要是再進一步分析的話，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相信今後幾年會比危機最深刻的前幾年有所放鬆，有所轉暖。中國自身所處的歷史階段性的因素，和國際經濟逐步轉暖的前景，把它結合在一起，我相信今後幾年的速度還會比前幾年危機的時候略高一點。我的信心是來自這兩個方面。

　　問：假設您是企業家，接下來三到五年手上有500萬元，您是選擇買房子還是投資股市？

　　劉偉：你的問題是中國企業家面臨的投資環境不是很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個人覺得還是與社會的創新能力有關係，帶來的機遇相對少一些，即使有錢投出去也是有問題的。

　　此外，我國個人所得稅最高一檔是45%，但是按這個比例納稅的人實際上很少。但是也有另外一個爭論，認為中國企業實際納稅的比例是偏低的，兩種看法角度不一樣。

　　目前中國的稅負對企業來説不光是水準高低問題，還有制度是不是透明的問題，是不是有安全感。企業家的擔心，一個是創新環境，一個是稅負環境，一個是法制環境。

　　那麼為什麼錢還不走，還在中國投資，那是因為中國畢竟面臨巨大的機會，是現在少有的充滿機會的地方。所以別看中國的企業家這些年有抱怨，但是他們眷戀著這片土地，因為還是有投資機會的。

　　拿錢出去買房還是買地，這個不好説，這是個人投資的考慮。企業家的這些疑慮是中國企業家的苦惱，既有巨大機會的誘惑同時又有不滿意的地方，出現了糾結的心態。我也接觸過一些企業家，也有很深的思想上的交流，我很尊重他們，也能體會他們。

　　劉偉簡介

　　劉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現任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常務副校長。

　　主要學術活動領域：政治經濟學中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中的轉軌經濟理論，發展經濟學中的産業結構演變，轉型經濟中的産權問題。

　　兩次獲得“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兩次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經濟學二等獎，三次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多次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獲全國首屆青年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

　　獨立主持多項國家、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先後作為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研究”(2003)、“貨幣政策及傳導機制”(2008)首席專家。1998年被選入國家教委文科跨世紀人才(首批)，1991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4年被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科學院等部委聯合組織的新世紀國家級“萬千百人才計劃”列為入選者。2006年被北京大學聘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主要學術性兼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理論經濟學委員，教育部經濟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生産力學會副會長，中國資産評估協會副會長、首席經濟學家等。

　　主要非學術性兼職：北京市第九屆政協委員，北京市第十屆、第十一屆政協常委，曾任全國青聯常委，北京市青聯副主席，多省、市特聘專家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