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生活近60年了,捨不得離開熟悉的環境,所以選擇在社區開設的托老所養老”。今年87歲高齡的田淑明説。
從20歲參加工作到退休,田淑明和家人一直居住在北京市羊坊店路中國有色金屬工程設計研究院家屬院。在她心裏,再好的養老院也比不上自家院裏踏實。如今,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選擇在自己熟悉的社區中養老,因此,社區養老服務的品質也決定了許多老年人的生活品質,那麼,社區繁多的北京在社區養老方面做得如何呢?有何需要完善的地方?
社區養老受老年人青睞
退休後的田淑明在入住社區托老所之前,選擇的是在單位分的房子裏居家養老,隨著子女相繼成家立業出去生活,無人照顧的她選擇了聘請保姆。“子女有了自己的家,老伴兒也去世多年,家裏就剩下我,平時做飯、家務活兒都靠保姆”。田淑明告訴記者,但由於保姆每年春節都要回家,加上保姆本身護理水準有限,所以自從社區開設了托老所後,田淑明便辭退保姆憑藉社區托老所養老。
“子女休息的時候便接我回家,這樣省去他們24小時照顧我,我也不用離開小區到養老院,社區養老對我和子女來説都非常方便。”田淑明説。
與田淑明一樣,王老伯夫婦也是中國有色金屬工程設計研究院的老職工,由於王老伯的愛人身體不好,子女又不在身邊,85歲的他無力照料老伴兒,因此,他將老伴兒送入社區托老所請專業護理人員看護。“因為在同一個社區裏面,我每天都能在托老所陪著老伴兒輸液,在這裡吃完飯再回家休息,第二天再過來。”王老伯説。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北京市60歲以上戶籍老人達235萬人,佔戶籍總人口的18.7%,65歲以上常住老人達170.9萬人,佔常住總人口的8.7%,高於全國平均水準。
“‘空巢老人’或者高齡老人靠過去傳統的家庭養老形式不能保障日常生活,需要調動社區周圍的一些資源替補家庭資源的不足,社區養老成為老年人安度晚年的一種養老途徑。”中國老齡産業協會副會長張愷悌告訴記者。
在他看來,社區養老起到一個“蓄水池”的作用。“我們不能把所有的老年人在很短的時間內都送到養老機構裏面,何況機構養老也不能替代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張愷悌説。
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和平家園社區也是上世紀50年代建立起來的老社區。“居住在和平家園社區裏的老年人有5000多名,80歲以上老人就有700多名,其中包括很多“空巢老人”,所以我們的養老院還兼有對社區和居家養老的服務職能。”將養老院開設在該社區內的寸草春暉養老院院長王小龍説。
入住在該養老院的老年人多數是本社區或附近社區的老人,他們選擇在這裡養老,一方面是對這裡的環境熟悉,另一方面是方便子女隨時探望。
生活在和平家園社區的趙獻春今年92歲了,子女都在國外工作,難以照顧她,而居家養老的傳統觀念使得她不願意到較遠的養老院,開在家門口的養老院給她提供了熟悉的養老居所。
“社區就像一個虛擬的養老院一樣,我們的模式就是實體養老院和虛擬養老院結合,形成一個沒有圍墻的養老院。入住養老院的主要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王小龍説。
王小龍所説的社區養老服務,主要是為社區裏的老人提供就餐。為了讓社區裏的老人知道當天的菜譜,寸草春暉養老院在外墻的醒目位置安裝了電子顯示屏。“每天準時公示養老院三餐的菜譜,跟入住的老人一樣,小區的老人也可以根據個人喜愛按照每頓15元的標準,自行選擇來養老院就餐。”王小龍説。
居住在和平家園社區的魯老伯告訴記者,自己跟老伴兒經常來養老院用餐,在小區裏吃完飯散步就回到家了,子女可以安心工作,完全不用為他們吃飯的事情擔憂。
在張愷悌看來,養老院開在社區能為更多的老年人提供服務。居住在和平家園社區的孫繼光夫婦年齡都近80歲了,唯一的兒子在2008年患急性白血病去世後,老兩口成為失獨老人。“我們有自理能力,沒有入住社區養老院,但社區養老院的工作人員會定期來探望我們,為我們做一些家務,陪我們説一些寬慰的話。”孫繼光説。
社區養老難在哪兒
“社區養老服務是老年人通過社區幫助在家養老。”北京市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養老服務處處長宋學懂告訴記者。他介紹,北京市政府2009年提出了9064的養老服務總體發展目標和分步實施任務,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會化服務協助下通過家庭照顧養老,6%的老年人通過政府購買社區養老服務,4%的老年人入住養老服務機構集中養老。
為了推動社區養老居家服務的發展,北京市在2010年出臺了《北京市市民居家養老(助殘)服務(“九養”)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建立了養老助殘券服務制度、同時要求社區(村)設立老年餐桌、社區(村)托老所等設施。
“《辦法》的出臺使養老服務更具備市場色彩了,社區幫助的主體是市場,即政府購買社區服務培育引導社會力量開發養老服務産品,包括家政、護理、社區托老服務。”宋學懂説。
在他看來,在北京二環內開辦一個養老機構的話,投資一個床位就需要20萬元,包括批地、拆遷、蓋樓等一系列成本。但社區照料床位只需要較少的引導性資金投入,引導社會力量租用民房或商業用房,用以成立社區養老平臺,因此,6%的社區養老服務將形成一個産業。
但在多數社區托老所的經營者看來,開辦一個社區托老所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期間要面臨選擇房屋、交付高昂租金等諸多難題。
“我們的托老所僅有5張床位,社區很多想入住的老年人需要排隊。”天下椿萱老年看護服務(北京)有限公司運營總監徐永英告訴記者,公司目前只在羊坊店路中國有色金屬工程設計研究院家屬院開設了社區托老所。
“設計院為了解決職工養老問題,免費在社區給我們提供了100平方米的房屋作托老所,公司在其他社區採取的是服務站的形式,電話預約服務人員到府服務,不具備開設托老所的條件。”徐永英説。
據媒體報道,北京一些社區內的很多托老所未能正常運轉,有的形同虛設,有的挪作他用,原因在於經營者無力承擔高昂的房屋租金,以及缺乏專業護理人員。
寸草春暉養老院院長王小龍告訴記者,“養老院每年僅房租一項就需100萬元,房租和員工成本支出佔到了養老院每月固定支出的80%,目前,寸草春暉養老院有100個床位,收費一般在2000~2500元/月。要實現收支平衡,入住老人要在85人左右,即使在滿員的情況下,養老院也需要6年才能收回成本。”
與王小龍感嘆租金高不同,負責經營松齡愛老家園的翟長寶,在2011年時為了擴大托老所規模而苦苦尋覓了很多地方。據他介紹,現在在北京找一個兩三居室的房間不難,但是要找到200平方米以上、價格地點都合適的地方非常難。“房屋難找、租金高是民辦社區托老所遇到的最大難題。”多位社區托老所經營者告訴記者。
“社區養老用地難的問題,提醒我們在發展新社區的時候,應事先預留出來為老年人服務的空間,同時,相關部門也應該出臺更多的優惠政策扶持民間力量開辦社區托老服務。”張愷悌呼籲。
社區養老政策亟待完善
在宋學懂看來,當前北京市養老服務體系和服務市場剛剛形成,養老服務政策還不完善,養老服務人員的職業隊伍也沒有列入國家勞動行業類別當中。
一些社區托老所經營者説,養老職業隊伍沒有列入國家勞動行業類別,他們的社區托老所處在“無名無份”的尷尬境地。
“我們現在沒有名份,民政部規定30個床位以上的才給發執照,但是我們社區托老所很少能到30個床位以上,因為很難在社區找到那麼大的場地去辦托老所。”翟長寶此前對媒體表示。
“沒有執照的最大影響就是無法得到國家給予養老機構的各種補貼,而這些補貼對於利潤較低的養老服務業來説至關重要。”天下椿萱老年看護服務(北京)有限公司運營總監徐永英説。
宋學懂也告訴記者,北京市5030家托老所是和所屬街道(鄉鎮)主管部門以簽約的形式成立的,關於托老所的管理辦法還處於空白,由哪個部門為托老所辦證也不明確,使得托老所無法在工商部門進行註冊。
“目前能做的是依據北京市政府出臺的《北京市市民居家養老(助殘)服務(‘九養’)辦法》來進行政策和資金的支援,鼓勵社會力量開展社區托老所,儘快解決托老所資質問題。”宋學懂説。
據記者了解,除了托老所資質尚未解決,社區托老所的管理辦法以及扶持辦法也沒有正式出臺。此外,社區托老所護理服務規範的標準也沒有制定。對此,張愷悌表示,“這需要民政、衛生、人力和社保、工商等相關政府部門聯合製定”。據宋學懂透露,有關部門將在2013年上半年解決托老所面臨的註冊、管理、標準等一系列問題。
記者還了解到,一些社區的養老服務中心面臨著養老服務設施流失的問題。一些新建小區在設計時有養老用房,這些用房需要由政府出資回購,但政府每年沒有預算回購,導致後期開發商將養老用房變成其他的社區公共設施。
一些研究人士表示,我國雖然已步入老齡化社會,但政府沒有把養老服務納入經濟領域進行改革,影響了養老服務市場的形成,沒有針對老年人服務的經濟政策,是制約養老産業發展的最根本原因。
“我們鼓勵市場化運作,北京市老年人基本都有經濟來源,無論是福利性養老金還是退休金,養老金理應用來購買養老服務,只有大家都去購買養老服務産品,養老服務市場才能夠成形,養老服務産業才能形成,進而培養出大批的專業養老服務隊伍。”宋學懂告訴記者。
從事社區養老服務的經營者呼籲,他們期盼通過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減免稅費、給予補貼、提供免費職業培訓等措施,來吸引民間資本進入社區養老服務産業,帶動社區養老進入良性發展軌道。(本報北京3月3日電 記者 郝帥 實習生 寧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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