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節高升的股市為美國又造出數十萬百萬富翁,但仍阻止不了美國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拉大的腳步。衡量社會財富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數在美國多年維持在0.4的國際警戒線之上,稅收政策漏洞、超寬鬆貨幣政策等都成為幕後推手。
美國市場調查公司斯佩克特雷姆集團日前公佈的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底,剔除房産後美國家庭財富超過百萬美元的有近900萬人,超過前一年的860萬。幾乎同時發佈的美國2013年度《總統經濟報告》指出,過去十年間,美國普通工薪階層收入增長陷入停滯。兩份報告反差鮮明,傳遞出一個資訊:在經濟增長乏力的同時,美國社會因財富分配不均而呈現分層化。造成這一局面有幾個重要原因。
首先,美國當前稅制偏袒富有的投資人士,股息等投資性收入和勞動性工資收入遭到區別對待。當前美國的個人收入所得稅最高稅率為39.6%,但是長期資本利得稅率僅有個稅最高稅率的一半。而大量企業高管和投資人士的收入來源主要是投資性收入,而並非工資。這就造成了一種奇怪局面:“股神”巴菲特一族實際承擔的個稅稅率還沒有他不炒股的辦公室保潔工高。
其次,上市潮和高管激勵機制的內在缺陷助推投機文化。企業紛紛上市和普遍執行的股權激勵計劃造就了一大批富翁高管。30年前,美國很多企業的高管年薪和基層員工相差至多十倍,如今這一差距已超過百倍。股權獎勵計劃中的缺陷使一些上市公司高管片面追求高風險和股價短期表現,忽略委託人利益和長期穩健經營。這種投機文化也助推了財富迅速向富人集中。
再次,全球化浪潮的“雙刃劍”效應。貿易、物流的全球化使美國普通工薪階層可以享用韓國産的液晶電視、日本産的相機和中國産的登山靴,過上較為體面的中産階級生活。但與此同時,美國製造業工人因成本較高而逐漸失去競爭力。與製造業達到頂峰的1979年相比,美國目前年均流失製造業崗位約23萬個。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就不難想像“汽車之都”底特律市人口萎縮並陷入破産境地,傳統工業中心“銹帶”上的一些小城鎮凋敝零落,難現昔日榮光。過去數十年間,美國就業市場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高報酬崗位日益減少,金融危機更是加劇了這一趨勢。在此輪美國經濟復蘇週期中,半數以上的新增崗位來自零售、餐飲酒店等低報酬行業,工薪族與富豪的收入差距再次擴大。
最後,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均進入宏觀經濟政策的“瓶頸期”。美國、歐元區、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公共債務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例已接近或超過100%,鉅額的利息負擔侵蝕了它們的財政活力。在財政火力不足的情況下,為刺激經濟增長,美國多次推出量化寬鬆政策“開閘放水”。由於美國的産能利用率已低於三十年來的歷史平均水準,實體經濟吸引力不足,致使相當多的流動性停留在資本市場,而不是進入實業。。誠然,股指上升可以刺激民眾消費信心,但其財富效應也主要有利於富豪階層。紐約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沃爾夫的研究發現,最富有的1%美國人約佔美國家庭股票資産總額的30%。美國等國實施的超寬鬆貨幣政策造就新富翁的同時,也在無形中加大了貧富差距。(記者 蔣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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