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火店鄉徐集村農民徐玉良被坑了。他之前買的一種聲稱可增産30%的“玉米專用肥”,用後莊稼卻沒啥反應。經有關部門查實,這種所謂的高科技肥料不過是普通氮肥。
據徐玉良回憶,當時村裏來了一撥人進行宣傳,邀請大家到縣裏的化肥廠參觀學習,車接車送,中午還免費管飯。
行騙者是一種名為“忽悠團”的群體。《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河南多個縣鄉追蹤採訪發現,近年來,河南一些地方先後發生假農資“直銷坑農”騙局:相關人員和中小規模廠家結合,通過誘騙農民“進廠參觀”、現場“洗腦授課”、免費送貨到府等模式,售賣假冒偽劣農資産品,導致農業生産事故發生,大量農民上當受損。
看似流動作業的“忽悠團”並非散兵遊勇,而是有著嚴密的層級結構。暴利驅動之下,每個團夥就像一台精心設計的機器,環環相扣“運轉自如”,隱藏其間的則是一條灰色的生態利益鏈。
假農資坑農頻繁上演
與普通的假農資坑農行為不同,記者在追蹤調查時注意到,“忽悠團”這一群體既不是生産廠家,也不是肥料經銷商,而是四處遊擊、靠嘴忽悠的“二道販子”。
濮陽縣蔬菜種植大戶秦培川告訴記者,2014年8月,自己購買了當地一家肥料廠生産的複合肥。施用到11多畝的大棚蔬菜裏後,辣椒長得又小又彎,最少減産30%。在和濮陽相鄰的豫北多地農村,不少農民也有類似遭遇,有的花生在施肥後甚至大片乾枯死亡。
接到舉報後,當地工商局查扣檢驗了三類共31噸“中原”牌複合肥,均為不合格産品。農資專家介紹,使用該化肥不但會加大農作物病蟲害、倒伏可能性,還容易引起土壤酸化、板結,帶來生態災難。
秦培川告訴記者,買肥料前,先是有一撥不明身份的人進村宣傳,組織大家進廠參觀。
“當時去了不少村民,剛進廠還沒來得及看,那邊有人通知説‘省裏領導’來考察,就把大家帶去吃飯了。”秦培川説,“飯桌上有人要求籤訂購買協議,我們想著‘省裏領導’都來這考察了,能有啥問題,多多少少都買了點。”
此前,《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夏邑縣火店鄉採訪,部分農民購買了一種“玉米專用肥”,廣告稱除了含氮外,還有鈣、鎂、硫、鋅、鐵、錳等多種微量元素,是“高科技含量的新型多元素綠色環保專用肥料”,使用後“玉米可增産16%至23%,高達30%”。但當地質檢和公安部門調查發現,所謂的高科技肥料其實就是普通氮肥,銷售人員存在明顯虛假誇大宣傳。
“到了以後才知道是賣肥料的,廠裏的機器都在生産,看著很正規。”徐玉良也對記者説,“飯也吃了廠也看了,去的人多少都買了幾袋。”
直銷模式現場“洗腦”
“忽悠團”一般與中小廠家合作,先以批發價“採購”農資,再以進村入戶方式,通過令人眼花繚亂的包裝,誘騙農民“進廠參觀”,現場“洗腦授課”,最終掏錢買貨,由此達到行騙目的。
採訪夏邑縣“玉米專用肥”時,記者剛好趕上了農資“忽悠團”的“洗腦”現場。在該縣西工業園區的一家化肥廠,一輛輛小型麵包車來來往往,從各地被拉來的農民像趕大集一樣涌入院內。在二樓一間辦公室,擠滿了30多名前來“參觀學習”的農民。一位戴著眼鏡、自稱是化肥廠技術顧問的中年男子面前放著一台筆記型電腦,正坐在臺上給大家“講課”。
“講課”伊始,該男子首先解釋稱,公司之所以採取這種“直銷模式”,是為了節省廣告費用,給廣大農民讓利。在隨後長達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裏,又多次宣稱,“玉米專用肥”是一種科技含量極高的“測土配方複合肥”,具有“不怕淋、不怕曬、不流失、全吸收、全營養”等特點。他還明確承諾,使用此種肥料能使玉米畝産達到1300斤至1500斤,高的甚至達到2000斤。如果因肥料品質問題造成減産,廠方將包賠損失。
“講課”最後,該男子還現場演示了一個實驗:只見他將事先準備好的一包白色粉末倒入盛滿水的透明玻璃杯中,不一會,液態的水隨即變成果凍狀。他解釋稱,之所以發生這種化學反應,是因為“玉米專用肥”中含有一種特有成分,能夠保水保墑,即使多月不下雨莊稼也不受旱。
面對眼見的“事實”,不少農民很是興奮。“講課”一結束,許多人隨即下樓簽訂購買合同。
在辦公樓後面的大院裏,《經濟參考報》記者看到,十多名工人正熱火朝天地忙活著,長滿鐵銹的機器不停轉動。一位工人説,廠裏每年只有夏秋兩個生産季,其餘時間基本不開工。每天能賣出去50多噸,主要都銷往全縣各鄉村,生意非常好。
行騙流程環環相扣
河南一位此前曾和“忽悠團”深度合作過的肥料企業負責人姚軍(化名)透露,“講師”堪稱“忽悠團”的關鍵人物。這些人通常也是農民,30歲左右,高中文憑。雖然只掌握了皮毛農技知識,但往往冠以“農業部專家”“農業大學教授”等名頭,最低的也要自稱為廠家“技術顧問”。
“講課時聲音洪亮抑揚頓挫,帶有很強的感染力,而且説的都是農民常見的身邊事,比如什麼辛苦打藥磨破了肩膀、零售店為了賺錢而壞了良心等等,不動聲色就把推銷的産品給帶出來了。”姚軍説。
一位從業多年的曹姓“講師”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授課分為小課和大課,小課進村講,在大隊部或村室,來的人相對較少;大課多集中到肥料廠家的會議室,有時還在縣城的一些地方租用場地,聽課規模能達到幾百人。一個課時不超過2小時,授課結束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會購買。
“我光講大課已經有十多年,化肥廠、縣委黨校、農業局辦公樓裏都講過。‘講師’啥都得懂,比如肥料養分、作物生長特性什麼的。還要隨機應變,能抓住農民心理。”老曹説,“以前講課光靠嘴,現在為了讓農民相信,還得做演示實驗,為此我專門買了全套設備,投影儀、便攜電腦都有。”
寧陵縣一家肥料廠銷售經理胡可指出,在每個“忽悠團”的組織架構中,以“講師”為紐帶,向上有位幕後組織者,向下則是數十名業務員。幕後組織者也叫操盤手,“忽悠團”行動前,先由操盤手考察好地點,包括和農資廠家談判對接,這叫“踩盤子”。等相關事項敲定後,業務員再進村組織農民進廠參觀,緊接著才是“講師”出馬。
“有的操盤手自己也是‘講師’。作為核心角色,各環節最後的利益分成都由他説了算。”胡可説,“由於整個流程設計環環相扣,比如請客吃飯的同時,就有人登記各家要多少農資,這邊吃完送你回家,後邊送肥料的車子也跟著過來了,讓你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
利益鏈上各取所需
在一次完整的“忽悠團”行動中,合作的農資廠家要掙錢,請農民吃飯、車接車送需要成本,那麼“忽悠團”最終是如何獲利的呢?老曹以作操盤手的經歷跟記者裏裏外外算了一筆賬。
以80斤的袋裝玉米肥為例,通常市場零售價在120元/袋。“我從廠裏以1800元/噸的批發價拿貨,算下來也就72元/袋。搭配玉米種子後,我的‘套餐肥’賣到140元/袋,贈送的種子對農民講是50元一包,其實批發回來也就18元。這樣扣除種子成本、業務員提成以及其他各種開銷,每袋肥料我最低可以掙10來塊錢。但在農民看來,除去種子錢後每袋肥料只花了90元,自然認為很划算。”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驅動“忽悠團”四面出擊、到處行騙的,恰是此間潛藏的巨大“利潤空間”。事實上,在嚴密組織鏈條上的每個環節,都能從中不同程度獲得分肥,唯有農民是最終的利益受損方。
有業內人士介紹,通常每銷售一袋肥料,“講師”獲利5元,操盤手10元。因為要承擔請客送禮、農資運輸、人員住宿等成本開支,業務員每袋可提成30元。
胡可表示,乍看之下,這點錢不算什麼,可由於推銷量大,時間集中,綜合算下來也稱得上是暴利。“一個農忙季最多個把月,通常‘老闆’(操盤手)可以掙10來萬元,‘講師’8到9萬元,業務員3到4萬元。曾經有個‘老闆’親口告訴我,在地廣人稀的東北,半月時間就掙了上百萬元”。
幹了15年操盤手的老吳告訴記者,因為不用做廣告,銷售效果立竿見影,很多中小規模肥料企業都有過和“忽悠團”合作的經歷。“可以毫不誇張地説,一個投資50萬到100萬元之間的小型肥料廠,如果跟我的團隊合作,保證當年就能收回投資。”他説。
姚軍説,這些年,不少參與搞過“忽悠團”的都發了財,“老家蓋上了樓房,還買了小車,通常價位在15萬元左右。因為來錢快,有的孩子輟學後,也被帶出去從事這一行當”。
監管乏力以至“放水養魚”
在低風險、高回報的“行業前景”吸引下,從業人員越來越多,活動範圍也越來越大。但由於流動作業、手法隱蔽,目前“忽悠團”的危害尚未引起有關部門足夠重視。
接受採訪時,老曹和老吳分別從甘肅和安徽兩地考察完業務回來。老吳介紹,河南的農忙主要在夏秋兩季,前後加起來做業務的時間也就兩個多月。因為從業人員越來越多,這幾年大家開始向省外發展。“河南的小麥種完了就往南方走,就我知道的,可以到山東煙臺賣果樹肥,也有的甚至跑到新疆賣棉花肥”。
老曹則表示,入行十多年來,幾乎走遍了全國各地。南到雲貴,北到黑吉遼,中部的安徽、河北等地都開展過業務。“從我2000年入行至今,帶的‘講師’級徒弟有五六十人,剛開始是河南人幹,現在外省也有我們發展的業務員。大家跟著農事走,一年四季不閒著”。
長期從事農資打假維權的民間人士李鑫指出,經過多年發展,“忽悠團”在操作手法上也有所演變和創新,比如從以前的只賣一種農資變為多種産品相互搭配,進行買一贈一的套餐式推銷,或者從單純售假變為暗地裏偷減含量,由此變得更加隱蔽,更具有欺騙性。
記者還注意到,“忽悠團”之所以四處行騙屢試不爽,相關部門監管乏力乃至故意“放水養魚”,也是重要原因。
老曹透露,每到一地開展業務時,難免有人打電話舉報。“工商局、農業局、質監局一行動,請客吃飯是免不了的,吃罷喝罷,多少還得拿幾個。不擺平他們,下面的活沒法幹。”他説。
業內人士呼籲,由於農民分散經營,維權成本高,加上農業生産週期長、發生事故後難認定,愈演愈烈的“忽悠團”現象亟待引起各方重視,從源頭上嚴查清理。如果任其發展,不但擾亂了農資市場的正常秩序,傷害了廣大農民的利益,長此下去還可能給糧食安全埋下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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