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平均GDP超1萬美元有多重要

　　製圖：魯元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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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每人平均國民收入前十（截至2012年）製圖：袁天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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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 據最新統計，八省區市每人平均GDP超1萬美元，但收入佔比仍偏低

　　■ 2014年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8%，未跑贏GDP

　　■ 同樣是超過1萬美元，但從民生福祉和産業結構看卻有不同的發展內涵

　　最近，八省區市每人平均GDP過萬美元的消息引人矚目。2014年廣東、福建兩省的每人平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至此，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蘇、內蒙古、廣東、福建等8個省區市均邁入“每人平均1萬美元”行列。欣喜之餘，人們也更多地看到，每人平均GDP只是衡量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而非唯一指標。儘管很多人認為這樣的水準已接近發達國家水準，但單個數據的説服力還略顯單薄——美國每人平均GDP2015年預計將達57045.46美元，為中國平均水準的五倍以上；從每人平均收入佔GDP比重看，中國仍大大落後於發達國家。面對所謂“中國GDP總量超越美國”的言論，中國人更多了一份理性。面對新常態，苦練內功、提高品質，才是立身之本。

　　橫向看——逃離“中等收入陷阱”面臨巨大挑戰

　　在經濟學領域，每人平均GDP達到1萬美元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一般來説，標誌著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2013年，世界上共有65個國家和地區每人平均GDP超過1萬美元，大多屬於發達國家和地區。

　　在發達國家，居民收入佔GDP比重通常約為55%，而在我國這八省區市，這一指標仍偏低。2014年，北京全市每人平均地區生産總值為99995元，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47710元，佔比為47.7%；廣東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25685元，佔每人平均GDP的比重為40%；福建的這一比例也僅在37%左右，離發達國家均有不小的距離。與此同時，與民生福祉相關的幸福指標、環境指標仍在提醒中國，發展任務艱巨。

　　在國家統計局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看來，我國居民收入佔比較低，主要跟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有關，由於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驅動，因此財政收入、企業利潤的增長快於居民收入的增長。

　　而收入增長並非像做大GDP那麼容易。2014年全國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人民幣（約2807美元），再看中位數，2014年全國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17570元（約3222美元）。與發達國家更是天壤之別，2012年，美國這一數字已達50120美元，日本47870美元，德國44010美元。“實現收入增長是當務之急。”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説，收入增長乏力是“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一個顯著標誌，這對中國是重要警示。

　　從歷史看，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拉美等國的每人平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性風險。“2014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69，這仍是一個較高的數值。在發展的過程中如何創新機制，從而實現分配公平，這是中國當前面臨的課題。”蘇海南説。

　　動態看——部分“城鎮居民收入”未跑贏GDP

　　北京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全市城鎮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43910元，比去年同期增長8.9%；農村每人平均純收入20226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0.3%，雙雙跑贏GDP7.3%的增速。2014年，浙江GDP總量40153.5億元，首次破四億元，同比增長7.6%，城鄉居民收入增幅分別保持了8.9%、10.7%的較高增速。“雙雙跑贏”的還有上海，2014年GDP比上年增長7%，而城市和農村居民收入分別達47710元和21192元，分別比上年增長8.8%和10.3%。

　　居民收入的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的增長與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同步——“兩個同步”的目標體現了科學發展的思路。細究數據可以看到，居民收入總體與GDP增長保持了同步，尤其農村居民收入增幅大多快於GDP增速。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區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未跑贏GDP——2014年，天津GDP達15722億元，增長10%，城鄉居民收入分別增長8.7%和10.8%，前者低於10%增速。福建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30722元，增長9%；農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12650元，增長10.9%。城鎮居民收入低於該省9.9%的GDP增速。

　　總體來説，近年來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幅度要高於城市居民。從全國看，2014年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8%，未跑贏7.4%的GDP增速。“過去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GDP增長遠遠高於每人平均收入增幅，而近年來農村居民純收入增幅超過10%，甚至超過20%，超過了GDP增長速度。這主要由於近年來農産品價格上漲，農業稅補貼加大。另外，中低端勞動力收入增長較快，如農民工相對短缺使得工資上漲，養老保險、最低工資等社會保障也逐漸完善等。”國家資訊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研究室主任牛犁説。而城市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較低，是由於近年來經濟下行，企業效益下滑，職工工資增幅低，股市行情欠佳也使居民財産收入增幅相對降低。要真正實現“兩個同步”還需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如果裁判標準不改變，地方政府適應新常態的觀念就不太容易轉變。”潘建成認為，現在的問題是還沒有一個像GDP這麼明確的指標，這是一個挑戰。現在需要有一個考核轉型升級的綜合性指標，儘管難度較大，但要逐步加以明確。“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改善民生，實現更好的生活環境，以此為導向，地方政府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舉措才會更加清晰。”他説。

　　縱向看——PM2.5增長映射“超高速”的代價

　　以縱向時間節點看，上海是中國內地第一個每人平均GDP突破1萬美元大關的地區。2008年，上海每人平均GDP達到10529美元。緊隨其後的是北京，2009年GDP達到11865.9億元，比上年增長10.1%，每人平均GDP突破1萬美元。2010年，天津每人平均GDP達到70402元，突破1萬美元。2012年，江蘇、浙江、內蒙古三個省區均突破1萬美元。至此，江浙滬每人平均GDP皆突破1萬美元，“長三角”集體進入到“發達狀態”。2014年，廣東和福建的加入也在意料之中。

　　體量的增大堅定了發展的底氣，但同時，“虛胖”的困惑也亟待尋找藥方。環保部剛剛公佈的數據顯示：2014年，進入“發達狀態”的長三角PM2.5平均濃度為60微克/立方米，有24個城市PM2.5濃度超標。京津冀區域有1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品質平均達標天數為156天，比74個城市平均達標天數少85天，PM2.5平均濃度為93微克/立方米。

　　經濟增長率先突破的地區，同時成了環境污染的重災區。PM2.5超標映射了以資源消耗和環境為代價的增長所造成的問題。在八個地區中，內蒙古的異軍突起令人關注。得益於近十年來煤炭開發和能源價格的上漲，地域上屬於西部的內蒙古經濟飛速發展，其每人平均GDP更是先後超過了東部的福建、廣東、山東等省份，2013年高居全國第六。然而近年來由於煤炭行業的不景氣，在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下，高速發展背後的矛盾凸顯。據2015年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工作報告描述，2014年，內蒙古新開工億元以上項目1307個，完成500萬元以上固定資産投資1.19萬億元；國家核準和出具“路條”的重大能源、新型煤化工項目70多項，總投資近8000億元。如何在快速發展與環境保護中找到新路，還需要創新機制，體現和諧發展要義。

　　有關專家指出，2014年中國城鎮化率54.77%，快速城鎮化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空間，但能源消耗剛性需求也在持續增加，污染“增量”不斷增長，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仍考驗著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

　　系統看——“1萬美元”的不同“含金量”

　　儘管八省區市每人平均GDP超過1萬美元，但內部發展不均衡的問題仍然存在。早在2010年，珠三角地區的每人平均GDP就超過了1萬美元，但到2014年，粵東西北等地區的每人平均GDP仍未達到全國平均水準，遠遠落後於1萬美元的水準。同樣，讓部分百姓感到“被平均”的是，每人平均GDP上去了，但是居民的收入卻似乎未達到與之相匹配的標準。比如，天津的每人平均GDP要高於北京，但是天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卻低於北京。

　　從世界各國看，每人平均GDP跨過1萬美元大關，本就意味著經濟的優化和社會的平衡。例如韓國、日本，在達到這一標準時，國家的産業升級、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領域都隨之達到了較高水準。拿這一標準來衡量，中國的“1萬美元”需要增加令人信服的“含金量”。

　　與此同時，比較各地，同樣的GDP，卻有著不同産業結構，呈現了發展內涵的差異。從目前看，部分地區的産業結構調整進度仍未跟上發展速度。

　　國際經驗表明，隨著每人平均GDP和城鎮化率的提高，服務業逐步成為吸納勞動就業的主渠道，擴大第三産業的比重是科學發展的趨勢。而從目前看，以工業和建築業為主的第二産業依然是增速最快的産業。根據福建省統計局發佈的數據，2014年第一産業增速4.4%，第二産業增速11.7%，第三産業增速8.3%。與往年相比，三大産業的比重變化不明顯，第二産業仍是福建省的核心支柱。

　　但在部分地區，也出現喜人的變化。北上廣等地區産業結構調整走在了前沿。

　　根據第三次經濟普查核算結果，廣東三大産業佔GDP的比例為4.8：46.4：48.8，第三産業比重超過第二産業2.4個百分點。而北京和上海的第三産業發展更為喜人：2014年上海地區生産總值23560.94億元，其中第一産業124.26億元，第二産業8164.79億元，第三産業為15271.89億元，三大産業佔比例為5：34.7：64.8，第三産業已在GDP佔比中優勢明顯；北京2014年三種産業結構比例為0.7：21.4：77.9，第三産業對GDP貢獻率已接近80%。“服務型經濟特徵更加明顯，消費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産業高端化趨勢明顯，這都是新常態下的新特徵。”潘建成説。（本報記者 馮蕾 魯元珍）

　　連結 成功跨越與失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國家的每人平均GDP比較

　　國際上公認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就比較大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日本和韓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換。日本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1987年超過3000美元，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8年。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準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每人平均收入基本沒有太大變化。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準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為1812美元，到2008年僅達到8209美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20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覆，但一直沒能跨過1萬美元的門檻。

　　比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兩類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特徵，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異較大。從基尼系數上看，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基尼系數較高，兩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數就在0.45左右，到20世紀90年代末進一步上升到接近0.50，2007年阿根廷達到0.51；而馬來西亞始終保持在接近0.5的水準上。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基尼系數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沒有明顯變化。從最高10%收入階層和最低10%收入階層的收入比來看，阿根廷和馬來西亞均遠高於韓國7.8%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