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北京垃圾回收生意鏈條：早前收廢品的都開奧迪了

　　北京垃圾鏈

　　北京人口快速增長，同時，日漸富庶的人們在扔掉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貴的東西——比如家用電器，2013年北京人拋棄的電視合計2.4萬噸，而在2011年，這個數字是4.6萬噸。

　　很多人埋怨，由於混裝——家庭垃圾分類處理推進遲緩，中國的城市垃圾難以被消化而導致堆積。不過，從裝運開始——當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進垃圾車，分類也好、混裝也罷，它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行？

　　現實中的垃圾流轉，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層面同時運作的兩個鏈條。《瞭望東方週刊》希望以詳細、全面的調查，揭示垃圾流轉鏈條中的關鍵環節。

　　垃圾流轉的隱秘鏈條

　　在政府巨大投入之外，如何利用經濟杠桿調整垃圾流轉鏈條上的不同角色，在垃圾被焚燒、堆肥、填埋之前就做到減量處理

　　文/山旭

　　2013年，北京的城市垃圾量達到5年來的新高，只略遜於全球賓客雲集的奧運會之年。在中國人經濟生活劇烈變化的背景下，大多數城市的垃圾量也在刷新紀錄。

　　在中國城市垃圾問題空前嚴峻之時，《瞭望東方週刊》希望用迄今為止相對更詳細、全面的調查，揭示垃圾流轉鏈條中的關鍵環節。

　　我們原本希望展現城市垃圾自産生到最終處理的全過程，但正如本文中所揭示的，僅在流轉部分，其複雜性和利益糾纏就已遠遠超出想像。

　　對於流轉鏈條的詳細復現，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人們基於觀感的某些習見。

　　比如垃圾分類處理，由於終端處理能力的提升，特別是流轉過程中對經濟利益杠桿極其敏感的層層分揀，分類垃圾桶“一股腦都倒在垃圾車上”的問題，看來並非核心所在。

　　另一方面，可能很少有人了解的是，業內對於目前是否有必要開展垃圾分類處理，還存在極大爭議。

　　對於城市垃圾流轉環節的追溯和梳理，也刷新了我們的認識：

　　首先，目前城市垃圾的嚴峻形勢，既來自歷史存量，又源於社會經濟變化帶來的生活方式的改變。因此，源頭控制是首要問題。

　　第二，在政府龐大投入之外，如何利用經濟杠桿調整垃圾流轉鏈條上的不同角色，在垃圾被焚燒、堆肥、填埋之前就做到減量處理，還需要有更細緻、更嚴密的思考。

　　然後，可能才是引人關注的最後處理方式。

　　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居民家庭層面的垃圾分類毫無意義——它對於垃圾流轉中的有效回收仍具有極大影響。但，也要明白，從現實考慮，目前的一切政策設計，還需要以家庭分類的乏力為前提。

　　與之有關，城市垃圾處理也需要以今日中國的社會經濟實際狀況為基礎。這樣，會有利於在了解它的複雜性的基礎上，做出正確的舉措和切實的引導。

　　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北京正在推進設立“垃圾減量垃圾分類指導員”，即可能有7萬人戴上“綠袖標”，其每人每月約600元的報酬由區縣財政承擔。

　　現在，對於“綠袖標”的設置正在調整，希望分成幾層，加強管理設計，從而做到“減員增酬”。

　　一些區縣為推進垃圾分類還設立了“二次分揀員”，他們每月領1200元薪酬，站在垃圾桶旁邊，而人們看到，這仍無法促使居民進行分類拋棄。

　　面對這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前所未有的垃圾處理挑戰，政府力與市場力、社會力的整合，乃至於政府內部力量的協調統一，是一件小視不了的大事兒。

　　而《瞭望東方週刊》隨後也將對城市垃圾的源頭及其最終處理，進行更為詳細的觀察。

　　垃圾都去哪了

　　人數在十幾萬至30萬之間的拾荒者，是北京垃圾問題的關鍵環節之一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葛江濤姚瑋潔/北京報道

　　按照北京市環保局發佈的《北京市2013年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資訊的公告》，在這一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産生量671.69萬噸，日均産生1.84萬噸。這是2008奧運會之年以來的新高。

　　北京人口快速增長，同時，日漸富庶的人們在扔掉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貴的東西——比如家用電器，2013年北京人拋棄的電視合計2.4萬噸，而在2011年，這個數字是4.6萬噸。

　　很多人埋怨，由於混裝——家庭分類處理推進遲緩，中國的城市垃圾難以被消化而導致堆積。

　　不過，從裝運開始——當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進垃圾車，分類也好、混裝也罷，它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行？

　　比如一隻塑膠飲料瓶，是不是真的因為與同一桌晚飯上的殘羹冷炙一起，被倒入垃圾桶而受到污染、難以回收，最終影響焚燒等處理？

　　在中國城市垃圾的三個關鍵問題——産生、流轉、處理中，包含分類在內的流轉環節可以被視作關鍵部分。

　　如果對其進行良好的設計和有效的引導，向上可以影響垃圾製造者的行為方式，向下則可以促進垃圾處理的無害化。

　　而現實中的垃圾流轉，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層面同時運作的兩個鏈條。

　　被100隻眼睛盯著的垃圾桶

　　傍晚，81歲的老太太李秀珍蹬著三輪車，晃晃悠悠趕到永引渠北路北側的金中陽光再生資源回收公司，賣掉3天來撿到的幾十斤廢舊木頭，還有水泥袋子、塑膠瓶等等，換得12元人民幣。

　　李秀珍住在永引渠南路南側的棚戶區。為了每斤木頭能多賣1分錢，她要蹬著三輪車多走半個小時，“這裡攤子大，老闆的秤也好，能多賣點錢。”

　　一隻塑膠瓶，在這個收購站能給9分錢，而其他收購站多是8分，算過去，就是高了12.5%。

　　這天氣溫達到34攝氏度。李秀珍穿著一件洗得泛白的藍綠色長袖的確良襯衫。頭頂磨破邊的灰色遮陽帽檐上，還留著很多幹水泥粉末。

　　“我一般是到工地上去撿，垃圾桶裏的我搶不著。”説起塑膠飲料瓶，李秀珍忿忿地回憶，兩三年前她還經常能從街邊、小區裏的垃圾桶撿到瓶子、書本紙張等。但打今年初起，她幾乎收穫不到瓶子。沒辦法，老太太只好到工地上去找廢舊木頭、水泥袋子等建築垃圾。

　　木頭的廢品收購價錢按照長度、大小和品質不同，價格從一分五到一角多不等。水泥袋子在經過拍打折疊等簡單處理後，與塑膠瓶的價錢相同——每個9分錢。

　　“撿瓶子多容易啊，可是我搶不著，那些年輕人，一邊遛狗一邊背著個大包，就把瓶子都撿走了。30來歲穿得整整齊齊的小夥子，騎著車、追著個瓶子跑。我就不理解了，按道理來説大家生活更好了，幹嘛跟我們這些人搶？”李秀珍聲音高了幾個分貝，滿是皺紋的嘴角兩邊露出僅剩的兩顆牙齒。

　　據説北京的拾荒者數以十萬計。李老太太的兒子因病沒有勞動能力。讓她費解的是，那些子女擁有體面工作的老人們，為何會比她更細緻地翻撿垃圾箱？

　　在北京西北的世紀城——一個超大型社區，一名保潔員説她也要和住戶的父母們“搶瓶子、紙殼子”。

　　這個樓盤的二手房價格已達到六七萬元一平方米，但是“那些老頭、老太太推個嬰兒車，後邊挂個袋子，碰到垃圾桶就上去看看，有瓶子就放進袋子。紙殼子拿出來擦擦，用腳踩折了，比我們還專業。”好幾次，她都看見他們的兒女們和站在垃圾桶旁的父母爭吵。

　　清晨的西直門地鐵站，一名40多歲的環衛工，騎著一輛帶著大垃圾箱的車子緩緩停到兩個垃圾桶前。

　　她有條不紊地把垃圾桶的蓋子打開，先撿出四五隻塑膠瓶放進車把上挂著的塑膠袋。經過一番認真的翻撿後，她將不同分類桶裏剩餘的垃圾一併倒入垃圾車。

　　曾在北京不同小區承包近10個垃圾站的錢三友(化名)告訴《瞭望東方週刊》：“如果你把分類做好了，有100隻眼睛盯著垃圾桶，一股腦就把可回收垃圾全部撿走。”

　　屁股後面排了一長隊人

　　如果錢三友在清河小營清上園小區承包的垃圾站被關閉，這將是他手上被關閉的第五個垃圾站。

　　這個河北廊坊人，十幾歲就做垃圾處理工。他説，目前在北京這個生意越來越難做。不過對於中國更多城市而言，私人承包垃圾站的模式比比皆是。

　　垃圾站裏一片狼藉，兩個男人都去清上園小區運垃圾。剩下的3個女人，身邊放著一堆工具和幾個白色橡膠桶。

　　似乎從來不會感到不適，也聞不到刺鼻的氣味，她們努力清洗和擦拭垃圾上不知名的液體和黏稠物，然後不假思索就開始處理手中各式各樣的拋棄物。

　　一名古銅色皮膚的女子，試圖用螺絲刀撬開手機充電器卻沒能成功，於是很麻利地扔下螺絲刀，用老虎鉗把充電器掰開一條縫。充電器的機身和插頭終於分開，金屬插頭被扔進一個桶裏，機身則扔進另一個桶。

　　與想像中的不同，女人們穿戴特別齊整。“我們都有抵抗力了。”她們説。

　　垃圾被男人們送來後，攤開在地上，由女人們逐一清點、撿拾。不過，前一天城管和街道辦事處的人拉走了她們堆放在垃圾站旁的“成果”，一共6車，是她們用半年時間分揀出來的。

　　“裏面有好多銅和鋁，值2萬多元呢。”一個女人説。

　　作為這個垃圾站的承包者，錢三友説，這種生意的源頭是上世紀90年代起，許多四川小老闆到北京，承包了一些小區和大廈的垃圾處理業務。

　　正如通常模式，錢三友把垃圾站又轉包給別人，一般是類似于清上園垃圾站這樣的一家人。錢三友每月給他們每人500元，而出售“可回收垃圾”的收入則歸他們所有。垃圾站雖然地處小區外，但場地和一些設施都是小區提供的。

　　這個小區每天大約可以運出3噸垃圾，正好裝滿一箱——體積略大於QQ車一類的微型轎車。錢三友不願告訴本刊記者，承包這個垃圾站，小區付給他多少錢。而被清理過的“無用垃圾”，要以200元一箱的價格交由環衛部門處理，這200元由他支付。

　　每天下午，環衛部門都會按時派人來收垃圾、收錢，然後進入他們的處理流程。

　　聽見錢三友抱怨城管的作為，剛剛踏進垃圾樓的小區物業主管接過話茬：“還不是你們垃圾樓的規格沒達到人家的水準？”

　　現在，根據海澱區創建文明城區的要求，除了乾淨、清潔，垃圾不能“落地”。

　　但“落地”是這門生意的關鍵——如果不能把垃圾攤在地面上，分揀出其中的“可回收垃圾”，錢三友的下家將無利可圖，而這個垃圾站生意鏈就難以持續。

　　到距離清上園小區50米的海淀環衛中心轉運站——它其實也是一個垃圾處理站，主要處理附近另一單位宿舍小區內的所有垃圾——就會知道錢三友的生意何以存在。

　　這個垃圾站非常乾淨，一名環衛工人從早6點到下午4點半專門負責清洗、看守。藍色的集裝箱在陽光下發光，行人走過時很少知道這個地方竟是用來處理垃圾的。

　　工作人員説，負責它的海淀環衛局八隊共有60多個此類密閉式垃圾站，“有些垃圾站人員是隊裏的、站也是隊裏的，我們這個站人員是隊裏的、但站不是隊裏的。”

　　這個垃圾站屬於上述單位宿舍小區，由環衛局管理。

　　每天，大型垃圾運輸車到這些垃圾站帶走垃圾。至少在京北的很大一片區域裏，都需要先將小區中的垃圾桶匯集到垃圾站，然後運走。

　　但是，小區不僅要支付給環衛部門運走垃圾的費用，還要負擔這樣一個標準垃圾站的運作費用。

　　按照錢三友的説法，小區把垃圾站包給他，更“省錢”。

　　眼前，小區物業已經下了關於清潔和“不落地”的最後通牒，“屁股後面排了一長隊要來收垃圾的人。”

　　無論誰承包這個垃圾站，“可回收垃圾”被揀出後，主要運到東小口鎮。

　　院子裏的細緻分工

　　在2014年春夏啟動拆遷前，位於京北的東小口鎮，算得上是北京面積最大的廢品回收集散地。這裡有數萬流動人口聚集，多半來自河北以及河南信陽。

　　馬路一側，縱向延展開無數條通道。每條通道裏有十幾個店面，其實都是開闊的院子，雜亂堆放著廢舊物品。

　　院子口多有一幢小平房，有的挂著牌子，寫著“收啤酒瓶子”或是“收塑膠”。

　　更多的是什麼牌子也不挂，堆放在院子裏的物品説明一切：五顏六色的塑膠飲料瓶扎成一捆小山，地下橫七豎八的麻袋裏杵出來的全是白色的塑膠泡沫。

　　作為店面的小平房大多沒有門，用簾子隔開外面的世界。門口鐵絲上晾著衣物，加上散亂一地讓人無處下腳的垃圾、大秤和三輪推車，組成了這些老闆們生活的標配。

　　官方統計，該鎮共有回收市場、規模出租大院28個，共佔地2162畝。

　　李姓老闆對此頗多抱怨。他主要回收鋼材。從前他在西北三環附近巴溝的廢品站做這一行，那裏被拆遷，他遷到四環，又被拆遷，“現在到北五環了，沒想到還要拆遷。”

　　據他所言，自己跟一些拆遷工地“有關係”，所以能夠得到“原料”。經過簡單的分裝和處理後，河北、天津的廠家會直接派車來拉走。

　　他説，這幾年生意不好做了，利潤很低，所以他家開不起好車，對面一家比他們早來，現在“都開奧迪了”。

　　像他這樣的院子，在路口位置，不到100平方米，月租金大約1萬元，位置稍差的月租可以降至5000元。

　　在一家專門經營塑膠回收的店裏，王姓老闆解釋了塑膠飲料瓶在東小口的流程：他收到不同種類的瓶子，分好類，將其中的塑膠飲料瓶轉手給東小口另一個院子。

　　在這個專門處理塑膠飲料瓶的院子，瓶子被重新分類，然後被粉碎，再轉手。

　　第三個院子的任務是，將這堆材料用鹽水清洗乾淨，再加工成綠豆大小的顆粒。來自江蘇、浙江、河北等地的廠家會拉走這些原料。

　　“大多數布料都是用可樂瓶子做的，可樂瓶子拉絲特別長。很多瓶子在東小口自己就能處理，但這不是一家能幹的事情，得好幾家互相配合。”王老闆説。

　　他説，瓶子的分類有十幾種，玻璃酒瓶子還會再被分為五六種。

　　分類標準主要是用途，品質不錯、可以直接再利用的玻璃酒瓶，會被酒廠帶走。品質不好的則被拉去高溫處理再加工為玻璃，“分得特別細”。

　　一名姓高的小夥子，稱自己為“散跑”。

　　他每天把走街串巷收購來的廢品分好類，裝到三輪自行車上，拉到東小口出售，上下午各一次，“主要賣點鐵、電器賺錢，紙殼、瓶子都不賺錢。紙殼我們收是5角一公斤，來這交7角5。500毫升的塑膠瓶我們收8分，在這裡賣9分，也就是走量，一天大概賺70元。”

　　現場加工的外墻保溫原料

　　相比之下，在發展略顯滯後的北京南部、西部，“院子”們很少大規模扎堆，更多散落在以四環為邊界的廣大區域裏，越往南越多。由於需要更長時間等待廠家的貨車，它們一般會有自己的倉庫。

　　南四環外肖村橋西南側的一處廢品市場，面積約萬餘平方米。同一類廢品在這裡只有一個攤主經營。在靠近東南位置的一個攤點，來自河南信陽的一對夫妻也經營瓶子生意。

　　丈夫朱老闆説，500毫升的塑膠飲料瓶每個收購價8分錢，易拉罐1角，啤酒瓶2角，“每天大概能收6麻袋，每麻袋600個瓶子，利潤每個不到1分錢。”由於周圍經濟環境不佳，所以這裡的業務量與全市同行相比非常少。

　　每隔幾天，就有更大的收購站或者廠家來拉走這些瓶子，“誰給的價格高賣給誰。”

　　房租是這對夫婦最大的開支，這處約150平方米的空間承擔他們的全部生活——吃飯、睡覺，還包括小兒子看書學習等，每年租金約4萬元。

　　河南人吳老闆做廢舊泡沫生意。這個攤位已經被改造成一個加工廠房：封閉的泡沫粉碎機器將泡沫打碎，通過管道輸送到另外一台可以實現高溫融化的機器裏，輸出的泡沫已變成細長的“麵條”，最終由切割機將“麵條”切成細碎的小塊，成為可以直接出手的外墻保溫原料。

　　“泡沫佔地方，又沒有分量，收廢品的一般不收。”吳老闆説，這套設備價格約5萬元，每天可以處理幾千公斤泡沫，“原料不足”。

　　泡沫無論好壞，他的收購價都是每公斤5元，仍然很難滿足生産需求，“幹這一行的很多，競爭激烈，北京像我這樣的攤子，有好幾十家。”

　　東南三環十里河橋附近，有一處三環內少見的廢品市場，主營金屬以及廢舊報紙等。在拆遷壓力下，它已經不再回收塑膠瓶等佔地較多的廢品。

　　在這裡，鋁的收購價格為每公斤10元，行情最好的2006年前後曾達到18元。“現在收廢品的人太多了，停一輛卡車就收廢品，平均5公里就有一個。”鋁收購攤位的老闆説。

　　紙張通常分為報紙、紙箱以及書本紙來收購，報紙最貴，每噸1300元左右；紙箱按照品質不同，每噸500元到900元不等；書本紙介於兩者之間，每噸約700元。

　　廢紙在這裡進行一定程度的清理、更為精細的分類，然後打包出售給造紙廠家。由於目前北京已經沒有造紙廠，只能將廢紙送往河北、天津以及山東等地，使本來就有幾十家廢紙收購站的市場上，又增加了更多運輸成本。

　　分選線上金屬只有1%

　　在“可回收垃圾”前往東小口的同時，環衛部門的垃圾運輸車將其他垃圾帶到分選轉運站。

　　垃圾的運輸價格不同：比如廚余垃圾，進入轉運站的價格大約是每噸153元，如果分離充分，可直接進入處理終端用於堆肥，則只需要60元。

　　混合垃圾進入轉運站每噸230元，如果分類理想，直接進入終端就是110元。

　　以上這筆費用，主要由輸出垃圾的區縣支付。

　　按照北京市的設計，垃圾分類等環保壓力主要由區縣一級承擔。因此，雖然進入轉運站前的廚余垃圾預處理難度極大，但大多數區縣仍在不斷嘗試。

　　形勢嚴峻的是東城、西城，沒有設立大型分選轉運站的空間，如果區內分類不理想，每年就會為垃圾處理付出更多。

　　全北京通過環衛部門流動的垃圾，終點之一就是位於北京市東南四環小武基橋西北角的小武基大型固廢物分選轉運站。

　　這個建立於1997年的工廠，現在每天要處理約2000噸生活垃圾，主要來自朝陽區東部和南部，以及老宣武區等區域。

　　站長杜建剛告訴《瞭望東方週刊》：“一車垃圾，進入轉運站10分鐘後，經過六道處理，變成焚燒料、做堆肥的有機料以及可回收的塑膠、紙張等三部分。”

　　他説，不同來源地垃圾的成分區別較大，“社區與城鄉結合部的區別非常明顯。”前者多是廚余垃圾以及廢紙等各類生活廢品，後者則複雜得多，甚至包括石頭、灰土磚瓦、樹枝杈等東西。

　　無論何種來源，首先要人工分揀，挑出大石頭、長枝條、木料等“障礙物”，然後開始自動分揀流程。

　　滾筒篩，在直徑3米、長約10米的設備中旋轉，使輕物質，如塑膠、紙張、編織物等可焚燒物分離。

　　振動篩，通過物理振動，將剩餘的垃圾分為有機料和無法回收處理的殘渣。

　　在以上兩個篩選過程中，同時進行磁選，將金屬單獨分出。

　　輕物質的後續處理較為複雜：負壓風力分選設備再次將塑膠、紙張進行分選，其結果可用作建築材料的添加物，“但是這種分選的後續處理能力有限，轉化技術有限，所以多數輕質垃圾最終還是焚燒處理。”杜建剛解釋。

　　輕物質還會被近紅外光電精選，也就是用光譜判斷塑膠的具體材質，僅廢塑膠就可以分為聚乙烯、聚丙烯等八類，“這樣可以大幅度提高回收利用的價值。”

　　一個與之有關的例子是爆竹垃圾的處理，爆竹皮和沙子可以被精確區分，前者被回收。

　　為實現“綠色奧運”承諾而引進的近紅外光電精選系統在西方非常普遍，但目前國內應用較少。“生活垃圾在經過拾荒者、垃圾站等流程後，到我們這裡，塑膠瓶等留下來的非常少。”杜建剛解釋説，這其實是一個從可回收物質裏提取更具價值物質的過程。

　　垃圾中的含水量是處理難題。與最終對焚燒等處理環節的影響不同，它帶給轉運站的挑戰主要是污水處理。

　　為了解決垃圾分選中産生的污水，轉運站配備了一台日處理能力60噸的污水處理設備，“幾乎是滿負荷運作。”杜建剛説。

　　至於“中國特色”垃圾中的高比例廚余和高含水量，他認為至少在機械分選環節沒有帶來更多影響。顯然，對於這個問題，需要與垃圾焚燒企業進一步討論。

　　在分選之後，佔比大約45%的焚燒物在打包封閉後，被運往焚燒廠進行焚燒；另外45%的有機物被送到南宮堆肥場或者董村分類垃圾綜合處理廠；最後10%左右的殘渣，則被送往北神樹垃圾填埋場。

　　杜建剛告訴本刊記者，在整個分選線上，價值高的東西不多，金屬約佔1%。

　　有些尷尬的“正規軍”

　　北京盈創再生資源回收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高興告訴《瞭望東方週刊》，北京市每年約産生廢舊飲料瓶20萬噸。他們的企業如果滿負荷生産，可年處理5萬噸。但現在因為原料不足，僅能實現約50%的生産能力。

　　按照他們掌握的情況，目前北京地區約有300余家沒有資質的塑膠瓶加工作坊，處理了絕大多數廢舊飲料瓶。

　　“他們都用地下水處理瓶子，加入工業強鹼清洗，廢水不作任何處理就直接排放。”高興説。

　　這樣，“盈創再生”就有些尷尬。它在2008年成立的初衷，是為解決母公司中國中化集團公司的生産原料問題——意圖收集足夠多的廢舊塑膠瓶。

　　作為國內唯一能夠生産食品級再生聚酯切片的企業，同時也是國家第二批迴圈經濟試點單位，這家工廠用2億元購買了全套進口設備，建設了全封閉處理系統以及水處理系統，但卻無法與那些排水管直徑超30釐米的“院子”競爭。

　　“作坊裏沒有處理水設備，缺少所有環保處理環節，成本比我們低很多。”高興表示，與作坊相比，第一個不同是廢水處理，第二個就是最終産品的純凈程度不同。

　　“盈創再生”的最終産品是再生聚酯切片，可以直接用來生産再生塑膠瓶。

　　這種將食品級塑膠瓶直接處理為食品級原料的過程，是資源迴圈利用行業的最高追求，以及回收物的最高級別用途，“原來是什麼，後來還是什麼”。

　　因為一旦處理後純度“降級”，將給整個社會經濟生活帶來更大負擔。

　　目前，國內飲料企業還沒有能夠接受這種再生料的，“盈創再生”的此類産品只銷往可口可樂一家，但已供不應求。

　　高興説，500毫升的塑膠瓶送到他們這裡時，價格已經上升到1角7分至1角8分。

　　為了解決廢舊塑膠瓶的來源，2011年“盈創再生”開發了飲料瓶回收機，並在地鐵站、學校等公共場所投放了300余臺。

　　“效果超出預期。”高興説，每台回收機每年大約回收75萬隻塑膠瓶，500毫升塑膠瓶1角一個。

　　吸取之前北京曾經投放過回收機的經驗，回饋方式不再是硬幣，而是改成以支付寶支付，或者劃入投放者的交通卡、手機賬戶中，另外一部分無償投放的，則被轉成慈善基金。

　　高興説，他們2014年計劃陸續投入1000台回收機，預估可以解決母公司10%的原料需求。

　　雖然常年遭遇“原料危機”，但是“這個行業很有意思，前景比我們開始想的要大”。高興説。

　　“很多市民都習慣將廢品賣給收破爛的。”高興説，他們也在積極對接社區收廢品者，“按照政府提供的數字，這個群體在北京有30萬人，我們希望將來能將他們納入我們的渠道，這樣就可以減少很多層層加價的環節，改善北京的垃圾處理形勢。”

　　(文中部分採訪對象為化名，本刊記者陳融雪對本文亦有貢獻)

　　北京垃圾：因何多、如何少

　　在垃圾“産量”創5年新高的情況下，消化存量垃圾已經成為一個多角色、多利益交叉的系統工程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姚瑋潔/北京報道

　　1994年北京第一座垃圾衛生填埋場建成運作，通常被視作這座城市現代垃圾處理的開端。20年之後，北京的城市垃圾處理終於走到國際慣例的第二、第三階段，也就是衛生填埋、焚燒發電到資源再生、迴圈利用。

　　城市垃圾存量激增的勢頭已經延續多年。消化存量垃圾，已是北京“十二五”期間城市發展的重大挑戰，投資數億元的大型處理設施也陸續開工。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固體廢棄物管理處副處長張紅櫻，日前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對北京城市垃圾處理進行了回顧。

　　只有了解這一艱難而漫長的過程，才能讓人們真正理解城市垃圾處理，“還有很多路要走，需要政府、社會、企業、公眾共同治理，發揮政府力、社會力、市場力的合力作用，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她説。

　　以下是張紅櫻向本刊記者的敘述。

　　垃圾分選線上有iPhone

　　1957年10月12日的《北京日報》醒目地刊載了這樣一則報道：本市城區就要全面實行垃圾分類收集的辦法。破布頭、爛銅鐵、玻璃和書報全部回收再生；煤渣、破碗盆用來制磚鋪路；菜根菜葉、雞腸魚肚、蛋殼雞毛及落葉、雜草漚成了成本低、肥效高的好肥料。

　　從那時開始一直到改革開放前都是這麼做的：分類著眼于垃圾成分和生活習慣。應該説，那20年完成了當時的歷史使命，德國、美國很多國家都學習當時北京的廢品回收再利用經驗。

　　再提垃圾分類，就是西城區福綏境街道大乘巷在“地球村”環保組織的倡導下進行分類了。當時一些環保人士從國外回來，有很多想法，覺得在城市最能做的就是居民身邊的垃圾分類。

　　6個塑膠大桶擺在院內，3個一組，分別寫上“廢塑膠”、“廢紙”、“廢玻璃”，以供居民分類投放，成效特別顯著，一直堅持到現在，廚余也分了出來，西城區也有車輛跟居住小區對接。

　　1994年填埋場運作，1996年12月15日開始進行垃圾分類。這意味1994年之前做得再細，分完了還得往一塊埋。那時的垃圾分類，更多是一個時尚概念。

　　1996年開始的3年取得了一定成效，人工垃圾車，平均每兩三天減少一輛。

　　原建設部于2000年6月確定北京等8個城市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網上現在對它的評價是“失敗”。雖然很多城市開始建垃圾填埋廠，比原來的野垃圾場進了一步，但對於做到什麼程度都不是特別清晰。

　　2000年申奧成功。申辦報告承諾：2008年前北京垃圾分類收集率達到50%，資源綜合利用率達30%，這些指標也都切實達到了。

　　但後奧運時代，北京建設和人口規模繼續擴大，垃圾問題特別突出。以填埋為主已經不能持續。因為當時垃圾成分變化特別大，可再生資源成分增多，沒有回收利用就填埋是極大的浪費。這樣就對垃圾分類有了新的要求。

　　比如，我們國家從2005年進入家電大量拋棄的階段，前幾年冰箱、彩電多，這幾年手機、電腦多。在小武基自動分選線，一會兒能出來個iPhone、一會兒能出來個三星。

　　國際上固廢物管理經過四個階段：簡易焚燒、填埋；衛生填埋、焚燒發電；資源再生、迴圈利用；構建迴圈經濟社會。國際上探索了這麼多年，基本上就是這麼一條路。

　　針對歷史上形成的野垃圾場，攝影師拍了很多垃圾圍城的照片。1994年之前這些野垃圾場都是亂堆亂放，歷史積存量很大。現在北京已經開始治理，到2015年將完成1000多座非正規垃圾填埋場的治理。但是，現在垃圾增長速度特別快。

　　不僅在北京，全國很多城市垃圾存量的增速都在加快。2009年就已經面臨幾座垃圾填埋場達到設計年限、要封場的壓力，減量化勢在必行。按照“十二五”規劃，2015年底焚燒生化要達到70%，填埋佔30%。

　　分類垃圾必須有終端支援

　　2009年至今，焚燒、生化、填埋比例由“十五”期間的2:8:90優化為10:10:80。其實到現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於要不要分類還有一些爭議。包括業內，也有人討論垃圾分類是不是做早了。

　　新一輪垃圾分類的背景可以概括為：第一，垃圾分類是學習先進國際經驗，構建迴圈經濟型社會的必經之路；第二，立足北京垃圾問題，源頭減量勢在必行；第三，它是結合末端處理設施，適應處理配套銜接的實質要求。

　　北京2008年之前的垃圾處理以填埋為主，垃圾分類一直以促進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來進行。2009年4月北京市委市政府發佈了《關於全面推進生活垃圾處理工作的意見》，確定了垃圾處理“增能力、調結構、促減量”的目標，大力推進垃圾焚燒和堆肥設施建設。

　　到2010年，北京啟動了垃圾分類達標小區創建工作，主要就是結合終端垃圾處理設施工藝需要。垃圾分類以分出家庭廚余垃圾為主，廚余垃圾可進行堆肥處理。其他垃圾含水率降低，也可以保證生活垃圾焚燒熱值和污染控制需要。

　　根據北京的情況，先按由簡入繁、大類粗分的路線走。因為所有搞垃圾分類的國家都不是一上來就分幾十種的，而是先乾濕分開。根據中國的飲食習慣，餐廚、廚余比較多，所以乾濕分開首要是這部分。現在基本是廚余和餐廚佔60%，於是按照國情分了三類：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廚余垃圾。

　　垃圾分類從居民家庭開始。家裏面只分其他垃圾和廚余垃圾，因為很多家庭都有賣廢品的習慣。有些家庭特別是年輕一代沒有賣廢品的習慣，小區又配置了可回收物垃圾桶。原來廚余不太能分得出來，2013年慢慢達到5%。

　　自從有了“垃圾分類”的提法，被罵最多的就是“混裝混運”。混裝混運的原因很複雜，每個時期的主要原因也各不相同。最初是因為只有填埋一個處理手段，進行分類以後，末端沒有處理設施來支撐。

　　那以後，後端開始有設施支撐，餐廚、廚余可以集中或者就地處理，還設了很多分揀中心，再生利用企業也多了，很多高端的處理方式也出來了。這樣，回收系統回收量增大，同時有了堆肥和焚燒化處理，速度一下子加快了。

　　垃圾桶被十幾撥人翻過

　　其實，現在有些小區監測到，一個垃圾桶有十幾撥人來翻，最後桶裏沒剩什麼有利用價值的東西。所以清運垃圾的保潔人員才會有一個判斷，覺得沒有必要分類清運。

　　也有很多小區的保潔，因為在居民樓下倒騰垃圾桶産生異味和遺灑而被投訴，所以索性一股腦拉到小區垃圾樓站再翻騰分類，也是造成居民誤解的一面。

　　清運工人很熟練，他們有自己的估算方式，決定分類值當不值當。其實現在混裝混運的比例已經很低。

　　當然，如果居民源頭分好，可以降低很多成本。比如紙張的回收是分等級的。如果前面分得很好，沒有污染和其他成分，在回收利用中等級就會很高。塑膠瓶也是，清洗消毒到位才能確保食品級。如果落到“遊擊隊”那裏，清洗不乾淨或者切割不到位，就會降低品次。

　　最好還是源頭保持物料沒有被污染，經過簡易處理，成本就會降低很多。

　　垃圾分類工作主要依靠區縣落實。像豐台區、大興區由專業化公司負責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處理及分類設施的日常維護和日常檢查，形成了各環節職責清晰、管理體系完整的管理模式，垃圾分類達標效果顯著提高。

　　垃圾分類對每個人都是一個挑戰，我覺得可以把垃圾分類作為一種修行。

　　中華環保基金會參與我們垃圾分類宣傳培訓多年，李京華主任給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在社區做“社會大課堂”活動，一位老大爺問他，我這裡有一筐桃，放爛了，怎麼分？因為桃肉是廚余，桃核屬於堅果應是其他垃圾，這個問題很有挑戰性。

　　李主任笑著問大爺，垃圾分類就是要資源節約，您把桃放爛了扔了多浪費！

　　現在不太提倡二次分揀員，這讓居民自覺性變差。希望“綠袖標”能起到指導、宣傳、引導的作用。

　　目前一種主張是要分得更細。事情越複雜就越難推行和堅持，這是常識。有專家援引人類行為學研究説：一個人養成一個習慣最快3個月，一個集體養成一個習慣最快一年，而整個社會養成一個習慣最快七八年。垃圾分類是一個漫長的集體養成的過程，培育的過程。

　　當然，最好還是從居民源頭開始做好分類，國外、特別是德國、日本的家庭都會對一些可回收物進行處理，比如複合紙包裝，洗凈晾幹壓平，有利於後期再加工利用。但客觀事實是，目前居民參與率到30%就很不容易爬上去了。而且，30%分類的效果可能被70%不分類淹沒。

　　“遊擊隊”佔領大部分市場

　　再生資源這塊是由商委系統負責，我們的垃圾分類中可回收物對接他們的再生資源回收車進行收集。2009年開始，先在朝陽區選擇“三街兩鄉”，嘗試了“以分出廚余為主，共分廚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三類”的辦法。

　　馬上覆蓋整個北京市不太現實，推動速度太快，末端設施處理能力可能跟不上。到2014年應該能達到居住小區70%覆蓋，2015年再做300多個居住小區就能達到80%。

　　現在做“十三五”規劃，但發現重點抓居住小區有一定難度。在單位、公共場所，人們受到組織約束，環境影響，紀律意識就比較強。而在小區裏，生活的環境就比較放鬆。

　　而且根據國外經驗，在局部做這個事情，如果沒有形成一定規模，在作業、運輸方面就很難有品質和效率。另外，有些區域做、有些區域不做，人的意識、行為也很難統一。我們目前還在研討下一步的各種功能區域覆蓋計劃。

　　按照“規範前端、物流配送、專業分揀、廠商直挂”的思路，我們也在推進再生資源回收規範化站點建設，初步形成了覆蓋16個區縣，由22家主體回收企業、15個分揀中心、4700多個回收站點構成的再生資源回收體系。

　　2013年成立了北京再生資源中心，設立規範站點，還有資源車到小區現場收，但更大的市場份額目前還是所謂“遊擊隊”拾荒大軍佔有。

　　曾有來自各種渠道的建議，提議收編“遊擊隊”。但是這很難操作。流動廢品商販在廢品回收市場化之後，迅速而全面地佔領了市場，有些和物業小區打了很多年交道，打個電話就能到府。

　　所謂“正規軍”的一些規範企業，在回收方面也想了很多辦法，比如設電話熱線、網上收廢，但機動性、靈活性、及時性難以和“遊擊隊”抗衡。

　　“遊擊隊”基本只收高附加值的東西。剛才説到舊家電處理，現在怎麼處理電子垃圾，我們也在和其他部門商量。北京其實有專門處理電子垃圾的工廠，但是吃不飽，原料都被“遊擊隊”弄到了外地。

　　“遊擊隊”也是市場行為。北京的廢品最早在供銷社系統消化，屬於特殊行業管理，後來被取消，市場也完全放開。

　　放開後，廢品成了“遊擊隊”的天下。很多“遊擊隊”都帶有地域色彩，河南幫、山東幫、河北幫，北京很多地方都有集散地。也要求他們去商委部門備案，但因為不是強制性的，所以備案不多，不太規範。

　　“遊擊隊”的運作比較成體系，但問題也特別多，偷井蓋、電纜去賣；把高附加值東西拿走，剩下的亂丟，就地簡單處理，而且都是低端回收、低端處理。

　　政府要跳出這個圈來

　　這幾年我們有一個整體評估：一是減量化、資源化比較明顯；第二，以垃圾分類為抓手，啟動全社會的低碳新生活方式；三是吸引企業參與，改變行業傳統，帶來整個産業的升級。

　　現在還是面臨好多方面的問題，包括混裝混運、居民參與率低、正確投放率低。我們應該轉化理念：不能什麼都讓政府來做，包括出錢、建設施、發動群眾。這些年想的辦法也很多，從建到管基本上全覆蓋，政府能使的勁全都用了。

　　要跳出這個圈來，要把政府力與市場力、社會力協調起來。

　　要利用經濟杠桿。現在混合垃圾和廚余垃圾的處理費用已經有價差了，下一步準備拉大，同時對區縣建分選、處理設施的給予補貼。

　　環境治理的原則是，誰污染、誰付費。國外推行了很多年。按袋收費，有個別省市嘗試過。實施的後果，是努力幾年的垃圾分類成果沒有了，甚至有居民把垃圾袋從樓上直接往樓下扔。現在收費，時機還不成熟，當然未來肯定是這個方向。

　　下一步目標，一個是和末端處理設施銜接，提供充足的高品質原料。還有兩個重點，即垃圾分類和再生資源的結合，乾濕分開。

　　再生利用充分，自然也就減量了。廚余也是一個重要指標，2014年納入首環辦考核體系。當各個區縣的廚余分出量要打分、作為考核指標時，就會倒逼大家想辦法提升分類、減量效果。

　　總之，源頭要減量，能利用的再利用，然後就是資源化的再轉化，最後才是無害化處理。

　　今天還有人説垃圾分類是作秀，像蝸牛爬行。其實垃圾分類的每個階段都有各自不同的內容和目標，是根據一個城市垃圾成分的變化和末端垃圾處理工藝的比例等進行的適應分類。

　　這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今天，每個人的行動和參與比以往更重要，因為垃圾分類已經和每個家庭、每個人日益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