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7月18日消息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對於80後的人來説,分房是個美麗的傳説。但是在20年前乃至更早的時候,電視劇裏的劇情,恐怕每天真實生活中都是有可能發生。
20年前的今天,1994年7月18號,《國務院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出臺,影響了我們每一個人。今天的城市裏,一切跟房有關的話題,都可以追溯到這個文件。20年後的今天,中國之聲推出特別策劃:房改20年,盤點20年房改的得與失,展望下一輪住房改革的新圖景。
如果您對電視劇《金婚》裏分房的劇情有共鳴,那説明人家劇本寫得有生活。而生活的主角,恰恰是我們每一個人。那生活這部戲,特別是跟房子有關的情節,咱們老百姓是怎麼寫的呢?
安徽淮南某事業單位原職工王琳,在上世紀80年代住在單位的集體宿舍裏,那是一棟結構很跼踀的老筒子樓。
王琳:80年代初我剛結婚,就住在單位的集體宿舍,當時沒有廚房沒有衛生間,住房面積也只有十幾個平米,我女兒呢,也是在那裏出生的。
與此同時,還有浙江臺州的退休教師蔡小法也是一樣,一家三代五口人擠在20多平米的小房子裏。
蔡小法:一間通的,我們邊上是小孩子的床,小孩子床的邊上是外婆的床,都連在一起的。
一家幾代人、甚至好幾家人擠在同一個屋檐下,幾十人甚至上百人都曾經共用一個廚房或者衛生間,這個記憶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説還並不遙遠。
年齡稍微大點的蘭州人都會清楚得記得,那個年代,蘭州還沒有多少樓房,大多數是平房和大雜院,幾家人共用一個廚房和衛生間。就是在那樣的條件下,曾經有無數的人在那裏結婚生子,奏鳴著鍋碗瓢盆交響曲。
再來看看王大姐的故事,現在已經人到中年的王大姐當年還是王小妹。那年她10歲,家裏分到了一套不大的兩居室的樓房,一家人也高興的跟什麼似的。但是大家帶著全家細軟到那一看,卻發現自家的房子被別人搶先佔了。雖然當時樓裏也有別的空房子,但是你沒鑰匙啊。這時,身邊的大人計上心來。
王阿姨:讓我開門,房子又黑嚇的我渾身發抖,越教我沒有摸過越開不開,把我急了一頭汗,最後好容易把門開開了,這家裏的人就順利的把東西搬到家,安置好東西,都已經晚上11點了,這是在我記憶當中最難忘的一件事情。
從那以後的很多年,稀裏糊塗被人佔了房子的王大姐一家,就稀裏糊塗地住在了這個稀裏糊塗“空降”進去的房子裏。分房,就這麼弄成了跟打仗一樣。已經退休的淮南市某事業單位原政工科科長趙亮,當年就專管分房。他回憶説,因為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這分房,這可是門科學。
趙亮:各單位基本上都有分房領導小組,都集體研究而定,你象工會組織參與了,單位組織人參與了,一個是根據個人參加工作的時間、工齡,還有一個就是貢獻。有些是職務、職稱啊,單位職務啊。主要是工作年限很關鍵,還有根據家庭的生活狀況,家庭如果確實有困難的,可以優先考慮。
從1957年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成,我國基本建立起了計劃經濟體制,到1993年《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出臺,幾十年來,作為計劃經濟的特殊産物,中國人已經習慣這種論資排輩等著分房的日子,直到有一天的到來。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吉林通化百貨大樓的退休職工王亞茹,趕上了單位房改。王亞茹住的這套單位産權佔了一半。現在,職工能夠以優惠價把房屋産權全部買下,也就是這樣,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正式擁有了自己的住房。
王亞茹:冷丁(突然)房改以後,我們覺得挺合適的,覺得挺合理的,還整的算是我們的工齡,兩個人的工齡加在一起夠50年才讓你買,優惠一部分好像是,要是年限不夠還優惠不了,那個時候覺得合適,就花了7000多塊錢就把房子變成私産。
像這種“已購公房”,現在仍然是很多城市居民自己的“保障性住房”。在商品房價格高企的現狀下,這種曾經的單位公房,可以説是歷史留給他們最後的饋贈。
但是,住房制度改革,畢竟是為了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相適應的系統,最終要實現的還是住房分配貨幣化。從白給到花錢買,大多數人最初對於房改的態度,還是有些想不通。還是在吉林通化,1998年,是通鋼職工劉銳參加工作的第六年。算算工齡,他已經可以盤算盤算,排進那個雖然長,但是總有個尾巴的等待分房的隊伍裏。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廠子的房改政策下來了。
劉銳:當時都是對這住房抱有希望,兩口子都想堅持幾年,堅持幾年,將來就好了。後來一説房改了,房改一開始,完了,單位福利分房沒了,瞬間當時感覺特別絕望,沒機會了,非常苦惱。
房,不分了。買,錢從哪來?所以,當年的老百姓,第一次聽説了現在讓我們歡喜也讓我們憂的住房公積金。一方面,你存多少,單位也得給你存多少,一塊錢當兩塊錢使;另一方面,公積金貸款難申請、有的地方公積金居然還鬧錢荒,這著實讓人頭疼。
不過,在福利分房剛剛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很多人並不為這事發愁。確實,甭管是住的單位公房,還是已購公房,九幾年、兩千年那會,幾平米一間的那種鴿子籠也少了,房子怎麼也都幾十平米、有室有廳了。慢慢的,人們意識到,情況正在起了變化。
2001年。那時候,河北秦皇島的企業職工曹翠蘭已經住進了單位家屬區,帶獨立衛生間和大陽臺的房子。
曹翠蘭:有房子住,還要買它幹嘛呀,大家都是這個觀點。兒女他們工作不還是有房子嘛,再説怎麼都要一筆錢。這個房子公家維修什麼也還方便,你要買了房子,都是自己的事了。我們單位還有人把房子退掉了,回老家有房的,不住單位的房,把單位的房,就這麼還了。
如果是一人吃飽了全家不餓,這也夠了。但是,當年能跟他們擠在一張床上湊合湊合的孩子也長大了,又有女朋友了,再要結婚了,生孩子了,難道得再走一遍幾代人擠在一個屋檐下的老路嗎?所以買房,還是漸漸成為了中國老百姓最重要的掛念。
2000年,北京東城區的機關幹部王晨輝,看見了自家平房的院墻上,後來變得很著名的畫著白圈的大大的“拆”字。不過在北京人的眼裏,60歲的王大爺絕對是幸運兒,他留在了祖祖輩輩居住的城市的中心的中心。
王大爺住在離天安門只有三里多地的朝陽門南小街的平房裏,已經好幾輩了。2000年之前,就像電視劇“貧嘴張大民”裏描寫的那樣,家裏只要添人進口,家裏的桌椅板凳、床舖被套就都得重新“倒騰”。因為房子小,進門就是床,所以他就是現實版的“王大民”。
王晨輝:我父母加上兄弟姐妹四個人,一共是六個人,我們的房子有20平米左右。一間屋半個床全都擺在屋裏頭,頂多有個吃飯的桌子,基本上就滿了。
2000年,王晨輝遇到了電視劇裏張大民後來一樣的事:那就是政府拆遷。同在朝陽門街道的好多老街坊,都被遷到了當時還是農田的四環路附近。而王大爺家那棟樓,卻讓人艷羨地得到了原址回遷、平房戶就地上樓的待遇。
現在,王大爺透過窗臺上那缸龍井魚,就能夠看見滿地奢侈品店的金寶街。老街坊的破28自行車靠著的櫥窗裏面,就是上千萬一輛的金燦燦的跑車。房子的價值,自然也已經是當初10萬塊錢的不知道多少倍了。不過,王大爺對這些並不關心,因為這房子是自己唯一的棲身之所了,不可能賣。不但不賣,他全家三代人還得拼命再買房,因為閨女要結婚了。
王晨輝:房子需求屬於剛性需求,有錢沒錢,孩子要結婚那是必須得買,我有點積蓄,孩子的爺爺、姥爺都給她資助了點。那時我們單位福利分房都結束了,已經明確告訴大夥兒,再也沒有這類事情了。要讓我再買房也買不起了,這真買不起了,像我這歲數,我還面臨一個養老的問題,我作為消費者當然希望房價越低越好,可能嗎?但是好像不太可能吧。
我們講述了王琳、蔡小法、王大姐、王晨輝的故事,隨著時間脈絡往下捋,這故事逐漸由黑白變成了彩色的。雖然説是別人的故事,但很多人會感同身受,感覺是自己的故事,沒錯,因為特殊的時代在每一個人身上鐫刻著相同的烙印,因此“房”也成為中國百姓幾代人“痛並快樂”的家庭記憶,並與無數家庭的命運與房交織,演繹著不盡的悲歡離合。
當時間的車輪轉到1994年7月18日,也就是20年前的今天,中國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一塊里程碑出世了,它不僅簡單地改變了人與房的關係,更推動了中國的經濟乃至社會的變革,這塊里程碑就是由國務院出臺的《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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