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副教授：房價下降很可能抑制消費

　　吳斌珍 1977年生，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係副教授、清華大學財政稅收研究及清華大學經濟社會數據中心研究員。2006年，畢業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經濟學博士，研究領域包括公共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應用微觀經濟學。

　　2012年，吳斌珍與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史帶經濟學講席教授李宏彬合著論文《Income inequality，consumption，and social-status seeking》獲第四屆麥肯錫中國經濟學獎。受訪者供圖

　　核心觀點

　　在經濟下滑時，通過提高社會保障來增加消費，基本是不可能的。刺激消費不是一個單一的工程，是一個系統工程。

　　對大中城市而言，房價上漲會抑制消費，並不代表下行會刺激消費，房價下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信貸控制，首付高了，人們付不起，需要存更多的錢了。

　　房價下行不是很好的事情，很可能會抑制消費。所以讓房價下降不如讓房價穩定，讓大家不要有房價上漲的預期。

　　用提高社保增加消費很難

　　改善養老保險可以提高消費，但是如果這個改善是以提高當前的繳費率為代價，消費反而會被抑制。

　　新京報：政府出臺一系列鼓勵消費的政策後，居民的消費潛能還遠未被激活，為什麼？

　　吳斌珍：對於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定論。但大家認可的原因有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醫療、退休都是大問題，會讓人感覺到將來的不確定性因素很多。不確定因素還包括宏觀經濟的不確定，這些不確定性導致大家不敢放開消費，需要把錢存著以防萬一。

　　我們的研究發現還有另外一種解釋，中國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會刺激居民更多地儲蓄。現在社會分層比較厲害，很多人希望更上一層樓，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所以父母拼命給孩子的教育投資，還想給孩子買個好房子，這些都需要事先儲蓄。

　　新京報：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什麼？

　　吳斌珍：如果問政府政策有沒有起到作用，那就得問，你的社會保障體系變好了嗎？好像是有改變，我們有了新型農村合作社，有了居民醫保，養老保險也在推廣，數據上看農村在2005年以後儲蓄是下降的，但是並沒有看到急劇下降，因為不穩定的因素還是很多。

　　新京報：就是説政策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力度不夠大？

　　吳斌珍：對，這個力度很難衡量。我們也做過一些研究，比如引入新農合，消費增加了5.6%，其實是蠻大的，但現實中有很多別的因素摻進來。比如醫療變得更貴了，有了新農合，醫療機器變得更好了，原來每次去花10塊錢，現在每次去要花20塊錢。補貼有了，但是自己花的也沒變少。

　　當然，也不能説福利沒有變好，因為他看了更好的醫生，用了更好的儀器，但總體上，很多因素會把這5.6個百分點抵消掉。

　　再比如，改善養老保險可以提高消費，但是如果這個改善是以提高當前的繳費率為代價，消費反而會被抑制。

　　所以，刺激消費不是一個單一的工程，而是一個系統工程，政府也非常為難，各個部門之間很難協調。

　　新京報：現在GDP增長有下行壓力，處理這個問題是不是更加困難？

　　吳斌珍：對，經濟下滑時，大家更不敢消費，因為擔心明年更糟糕。而且企業也出現很多狀況，這時候政府要讓社會保障變得更好，讓企業或個人多交錢，也不現實。實際上，我們的研究發現，提高社保繳費率會抑制消費。所以，在這個時候，想通過提高社會保障來增加消費，基本是不可能了。

　　政府可以有一些別的刺激方式，包括宏觀上的財政刺激，當然財政刺激也會有負面效果，會擠出個人投資，但是短期來看，財政刺激，比如基礎建設，還是能拉動一些需求。

　　房價下跌也會抑制消費

　　本來值100萬的房子只值50萬了，這很可能會抑制消費。所以讓房價下降不如讓房價穩定。

　　新京報：你曾做過房價和居民消費關係的研究，目前房價對消費的影響怎樣？

　　吳斌珍：中國居民房屋擁有率是80%以上，這個是很高的。我們曾寫過一篇文章，拿12個大中城市做樣本，平均來説，房價是抑制消費的。但是，後來又寫了一篇文章，拿了90多個城市做樣本，發現平均下來，房價對消費的抑制效果不明顯。

　　新京報：目前房價出現下行趨勢，如果房價降下來會對消費有促進作用嗎？

　　吳斌珍：如果拿90多個城市樣本看，效果不明顯。對大中城市而言，房價上漲會抑制消費，並不代表下行會刺激消費，現在房價下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信貸控制，首付高了，人們更付不起，需要存更多的錢。所以，下行以後，也不一定能刺激消費。

　　新京報：什麼樣的房價漲跌程度能與消費形成互補關係？

　　吳斌珍：國外的研究顯示，房價和消費往往是正相關，其中兩個重要原因是財富效應和抵押貸款效應。房價高了，有房的人財富增值了，會刺激消費；房子值錢了，可以拿到更多的抵押貸款用於消費。這兩個效應在中國都不明顯。中國的投資渠道太過缺乏，加上大家一直有升值預期（高於其他投資渠道的回報的預期），因此我們觀察到的是有房的人不是增加消費，而是繼續為第二套第三套房的投資進行儲蓄。第二個渠道由於中國資本市場的不完善，很難有顯著的影響。

　　我們針對大城市的研究發現房價的快速上漲會抑制消費。因此有必要遏制房價的快速上漲，改變人們的升值預期。原來是所有人都認為房價會上漲，於是省吃儉用把餘下的錢投入到房子裏去，這是最壞的情況。為什麼有泡沫，就是大家把它變成一種投資品，不停地標價，如果房子是一種跟CPI一樣平穩增長的東西，那它就變成了消費品，這是比較健康的狀態。

　　新京報：房價下行導致的資産貶值會抑制消費？

　　吳斌珍：是的，房價下行不是很好的事情，80%的人擁有房子，本來值100萬的房子只值50萬了，這很可能會抑制他們的消費。所以讓房價下降不如讓房價穩定，讓大家不要有房價上漲的預期。

　　像修路一樣修城會造成浪費

　　政府應該設計一套機制，讓農村的人搬到城鎮以後，還能擁有原來集體所有制的權益。

　　新京報：城鎮化會對消費有什麼影響？

　　吳斌珍：城鎮化是個所有的工程，修路、建學校、建醫院，有非農就業才是城鎮化，不是把一座城建起來了就叫城鎮化，而是要人搬進去享受城市的生活。有工作，孩子能上學，生病有地方看，人們才可能選擇在一個地方定居。

　　人群聚集以後就會有規模效應，就會有商場，集市，菜市場這樣的地方。這個規模效應會導致消費增加。城鎮化是系統性的工程，如果這所有都建好了，那肯定是能刺激消費的。

　　新京報：會不會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一些扭曲或風險？

　　吳斌珍：這是不可避免的，城鎮化不僅是把人搬過來，還需要就業機會。所以政府提倡城鎮化是對的，但如果進行過多的人為建設，像修路一樣去修城，就會造成資金的浪費，這些錢還不如貸款給私人企業，讓他們投資項目，雇用更多人。

　　新京報：如何在合理範圍內推行城鎮化，才能有助於刺激消費？

　　吳斌珍：本身城鎮有自我發展的動力，因為城裏的基礎設施相對農村還是要好一些，人們還是願意到城裏去住。但是如果因為一些制度約束（比如戶籍制度約束）使得他們在城裏住得不舒服，那麼他們就會回農村。

　　目前，小城鎮的戶籍制度已經慢慢放開，轉為城鎮居民越來越容易。但問題是大家不願意離開農村，因為農村有地，變為城鎮居民以後地的收益（包括可能的徵地補償）就沒了。

　　政府應該設計一套機制，讓農村的人搬到城鎮以後，還能擁有原來集體所有制的權益。一邊鼓勵他們去城鎮住，一邊保留他們在農村的權益，這對促進城鎮化有很大好處。

　　新京報：所以要順應城鎮自然發展和農民的意願。

　　吳斌珍：是的。有城鎮化苗頭的話，政府就可以順著推一把，改善城鎮的基礎設施。農村的權益把農民捆綁在農村裏，要想辦法解脫這種捆綁。有人説反哺農民，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的反哺方式，歡迎他們來城市居住，同時保留他們在農村的權益。

　　干預價格是因為缺少其他工具

　　直接干預價格並不好，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最好的方法是調節供給，但見效並不快。

　　新京報：你在原來做的關於藥品降價的研究中提到，降價並不能很好地實現政策的初衷，為什麼？

　　吳斌珍：以前降價只是行政性降價，它的很多配套都沒有變好。新藥的審批沒有跟上，藥廠完全可以改變藥的劑量和名稱來重新上市，這樣就換湯不換藥了。

　　更根本的是醫院沒有被激勵去用低價的藥，人為地壓下價格，醫院也總有辦法換一種藥，不開低價藥，這是典型的沒找到問題根源的解決政策。

　　我看了藥品的進出口情況，加了管制以後藥品進口就增加了，進口藥的價格就高了，畢竟醫院是靠這個盈利的。政府本來想價格下來以後能把醫療支出降下來，但其實沒有降下來。

　　新京報：你怎麼看待政府對價格的干預？

　　吳斌珍：雖然直接干預價格並不好，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最好的方法是調節供給，但見效並不快。行政性的降價是最快的，短期效果最好，所以也需要理解政府。

　　就限定豬肉價格的上漲為例，政府短期調節供給就意味著拿出儲備肉，但這個量是很有限的。鼓勵農民多養豬，但是這需要一年時間。美國很少有直接的價格干預(有價格管制)，是因為不允許政府這麼做。假如沒有這個工具，政府就會想辦法改進制度，改進農産品管理。

　　同題問答

　　Q：對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到的改革比較關注哪方面？

　　A：我比較關注教育，教育改革比醫療改革還要糟糕。教育的數據公開的也不多，這幾年的教育改革也比較多，比如高考，就近入學劃片等等，但這些政策都不是特別根本的改革。

　　Q：未來十年哪個行業最具有投資前景？

　　A：應該是網際網路資訊産業，這是中國有比較優勢的一個行業。雖然是技術密集型，但技術也來自於人，不是靠機械的，它更取決於創新性想法（idea）。

　　Q：你最尊敬的經濟學家是誰？

　　A：哈吉·柴堤（Raj Chetty），他2013年剛拿了克拉克獎，是研究稅收的，我現在也關注這一方面，中國的稅收還是有很多問題，商品價格是含稅還是不含稅的差別很大，他在這方面就做得非常棒。

　　Q：怎麼看待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這個話題？

　　A：知識分子當然有社會責任，比如大部分經濟學家之所以選擇經濟學，就是抱有經世濟民的理想或責任感，想為民眾、為社會出一份微薄之力。社會上一直批判知識分子沒有責任心，但這句話只對少部分人成立。大部分學者都對自己有清楚的定位，不會在沒有做研究的情況下就亂加評論。

　　人物

　　經濟學改變了“女憤青”

　　吳斌珍是典型的工科女，本科畢業于西安交大核能和熱能專業。考研時，她翻看范裏安（美國經濟學者、現為谷歌首席經濟學家）的書，覺得特別有意思，於是決定跨界經濟學。

　　“他思考問題，看待社會的方式，很獨特。”吳斌珍説，從小受到的教育，讓她對很多東西都有價值判斷，也會用這個價值判斷去想問題，但范裏安改變了她。

　　“范裏安的書讓我覺得好像打開了一個世界，其實很多事情不要一上來就進行價值判斷，應該先分析為什麼，了解事情的根源，知道了根源就不會簡單地批判這個事情應不應該。”這是吳斌珍讀書後的收穫。

　　轉眼，與經濟學已經結緣十幾年，吳斌珍説經濟學已經改變了她的思維方式。“我原來就是個憤青，對好多問題都看不下去，但是現在，我就會比較理性。”

　　吳斌珍還講了一個她聽過的笑話，説有人做試驗經濟學，測誰自私誰不自私，發現學過經濟學的人都很自私。

　　她説，其實不是自私，而是理性，學過經濟學的人會想，我要不要這麼做，我為什麼要這麼做，一想就不得了。

　　“很多時候憤青是一種情緒，沒有太多思考在裏面，而思考就會變得‘冷漠’，但這樣的好處是人是理性的，得出的結論是穩定的，不會反反覆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