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繼偉：簡單提高個稅起徵點不公平

　　樓繼偉答記者問 新華社發

　　6日上午9時，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邀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副部長張少春就“財稅體制改革和財政工作”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樓繼偉説，為逃避房産交易20%個人所得稅，有人假離婚，“如果一個政策出來，造成一些人間的悲喜劇，這個政策肯定是有缺陷的。”他透露，這將與調高個稅起徵點等問題一起，通過今後的綜合稅解決。

　　“營改增”今年繼續進行

　　記者：今年財政部對推進財稅體制改革都有什麼具體的考慮？

　　樓繼偉：今年的預算報告與往年有所變化，審查預算的重點從赤字規模向支出預算和政策拓展，一些語言也更清楚、明白，上面加了很多注解。今年要進行稅制改革，“營改增”繼續進行。我們正研究資源稅，還要推進環保稅的立法，推進房地産稅的立法，正在研究的是消費稅範圍和稅率作適當調整。

　　記者：十八項稅種當中，人大立法的只有三項，其他都是以國務院條例形式來執行，以條例形式來徵稅是否合法？

　　樓繼偉：共和國剛成立時，有很多稅種，後來學習蘇聯，幾乎把所有的稅都取消了，就變成了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上繳利潤為主。留下的幾個稅，也在“文革期間”準備作為資産階級的尾巴割掉的。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時，我國的稅種是非常少的，那時基本依靠企業上繳利潤。我們幾乎要從頭開始建立稅制。1985年，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給予授權，授權國務院在體制改革期間可以通過稅收條例的形式，推進稅制的改革。到目前為止，這個授權並沒有收回。因此，國務院用條例的方式進行稅制改革以及包括執行這些稅制，是合法的。

　　這種方式有它的弊端，也有它的好處。好處是我們要比較快地建立起我們的稅制，但是也有弊端，帶來一些稅收的隨意性，比如有一些地方千方百計地向中央政府爭取稅收優惠，或者説隨意減免稅，這與不是“稅收法定”原則有關。所以，人大逐漸收回了一些立法權。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規定，要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今後逐步把這些稅收條例要改成立法。

　　稅收優惠政策過多過濫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清理稅收優惠政策，特別是區域稅收優惠，原則上不再出臺新的稅收優惠政策，請問這是基於哪些考慮？如何貫徹落實？

　　樓繼偉：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公平競爭，統一市場。如果各地都搞稅收優惠的話，那麼就不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而是優惠政策起決定性作用。

　　各地出臺的一些稅收優惠政策過多過濫，造成了不公平競爭。其實各地也很苦惱，他們想吸引一些投資，鄰省有優惠，他要是不搞優惠的話，投資就不來了，競相攀比，造成了秩序的混亂，所以應該清理。

　　現在已經規定的，比如經過國務院批准的區域性優惠政策，有時限的，到時限要解決；沒有時限的，就定時限；沒有經過批准的，一定要取消。中央統一規定，地方自行清理自己出臺的優惠政策。

　　記者：中國有不少家庭為逃避20%的個人所得稅，賣第二套房時先離婚。這20%的稅該交嗎？為何出現假離婚逃稅？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樓繼偉：在很多國家徵收財産轉讓個人所得時，他給予不同的便利，比如説你再買一套房時，原來的轉讓所得部分可以抵稅基等。我們目前由於是分項徵收的個人所得稅，這種政策在目前稅制之下還比較難以選取。至於説到因此有人就離婚，我是認為，如果一個政策出來，造成一些人間的悲喜劇，這個政策肯定是有缺陷的。

　　我們不是按家庭徵收個人所得稅，下一步改成綜合所得稅時要考慮。

　　努力推行綜合稅制改革

　　記者：財政部將採取哪些措施，逐步理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問題？有政協委員提出，建議上調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是否還有上調空間？

　　樓繼偉：中央與地方職能的劃分，是一個國家治理的問題，不是一個純粹的財政問題，大部分國家都是通過立法來解決。

　　我們要把分項徵收改成綜合所得稅，現在簡單地提高起徵點的做法並不公平，不能體現每個家庭的差異。一個人一個月掙5000元，自己生活還不錯，但是一個人掙5000元，還要養一個孩子，那就很艱難。

　　實行綜合所得稅時，就不是這樣了，要把你所有的收入綜合計算，同時考慮你的支出，包括基本支出，也就是説你有沒有贍養、撫養方面的負擔，你有沒有再教育的需求，當然這個需求是實現的需求，你説有需求不行，你得交了培訓的學費。你有沒有住房貸款的按揭，這些可以抵扣。當然，你三套房子可能就不給你抵扣了，你自己基本需求的那一套給你抵扣。這樣就不是一個簡單的起徵點的問題了。

　　大部分實行綜合所得稅的國家，基礎起徵點是很低的，不是3500元，一些國家折算到中國的貨幣來説可能是350元，但是這種扣除之後會區別不同的情況。所以簡單地提高起徵點，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們已經在努力，通過實行綜合、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來解決這些問題。

　　記者：收入分配改革會有什麼舉措？

　　樓繼偉：有時候，大家理解收入分配就是國家多徵點稅，然後給各方面去補貼。其實，那個做法並不是關注起點的公平。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比如推進異地高考，這些都屬於收入分配範疇。

　　張少春：財稅改革中，在再分配領域，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將籌集到的公共財政收入，更好地保障民生，調節不同階層的收入。

　　就業是我們最重要目標

　　記者：今年GDP增長的目標大約是7.5%左右，有人説，這個增長速度還是太快，如果要實現7.5%的增長，就可能要再次依靠大量發行債券等來實現，樓部長會否擔心這會帶來一定的風險？

　　樓繼偉：總理在闡述去年的經濟工作和今年的經濟工作時，是用多個指標來描述的。GDP與就業、物價緊密相關，GDP如果增長快一點，物價就可能漲得更高，就業要好一點。

　　今年的目標仍舊是“三個一”，而且都用了“左右”的提法。比如説今年的GDP增長不是7.5%，是7.3%、7.2%，算不算7.5%左右呢？也可以算。但是我們的就業目標是1100萬，能不能實現1300萬呢？很有可能。所以就業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為什麼可能？去年就業貢獻最大的，一個是小微企業，一個是服務業。服務業去年佔GDP的46%，第一次超過了製造業，服務業容納大量的就業。今年我們繼續在實行營業稅改增值稅，還研究將生活服務業、不動産業、金融服務業納入增值稅的範圍，服務業將有更大的發展。

　　我們相信，只要貨幣政策守得住，物價也不會上去，因此GDP的增長是在7.5%左邊還是右邊，左邊多少、右邊多少，並不是特別重要，重要是就業。我們的指標已經是個綜合的指標了，總理也做了很清楚的解釋。

　　專項轉移支付壓縮難做

　　記者：去年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簡政放權的要求，財政部也下放了一些審批許可權，一些部門機構不能再亂收費了，使得財政部掏錢的地方可能有所增加。另外，中央又要求遏制浪費，縮減“三公”經費，財政部今年的預算工作可能也面臨新的課題，這樣的變化對財政部來説增加了哪些難題？作為財政部長，工作上有哪些苦惱？

　　樓繼偉(笑)：下放一些審批許可權、取消一些行政性收費、壓縮“三公”經費等，這對於財政部來説是個好事，我們沒有苦惱，我們一直期望這樣的，這是財政工作最好做的時候。

　　從另一個角度來説，也是最難的時候，因為大家對財政改革期望很高，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給財政部門下的任務，要完成這些任務要觸動既得利益，比如專項轉移支付要壓掉三分之一，從220項壓到147項。壓這些專項不容易，工作比較難。當然還有一些類似的利益調整的問題，這些比較難。我們一定迎難而上，把這些問題解決好。

　　預算公開難度來自技術

　　記者：消費稅如何展開？涉及到一些利益的調整時，預決算公開中，會碰到哪些阻力？

　　樓繼偉：現在還沒有調整消費稅的條例，只是一些設想，首先要環境友好，對環境造成不利影響的那些物品，要加稅，然後一些奢侈品要加稅。可能的話，還不僅僅是從生産環節，從批發和零售環節也可以徵收消費稅，比如説煙草，在生産環節徵收，在最終接近零售的批發環節也徵收煙草消費稅。油品，除了出廠徵收，也可以在加油站徵收，很多國家都在加油站徵收。

　　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説，你要請客人進來看看你的房子，首先你是不是要打掃一下？220項專項轉移支付都公開，是不是應該先把不合理的削減下來？所以有個逐步的過程。有的是完全同類項，要合併；有的效果不是很明顯，能不能取消？我們首先清理，再公開。

　　各個部門有各個部門公開上的一些難處。根據預演算法的要求，各個部門的預算是各部門編制，各部門執行，各部門去公開，都有一個大家要清理規範的過程。我都理解，而且我們也跟他們一起努力，並不是説有特別大的阻力，而是説怎麼做好的問題。

　　張少春：預算公開有難度，難度的主要方面來自於工作量和技術。按照目前的預算科目、預算報表，公眾需要公佈的這部分不能自動集合起來，沒有這個科目。下一步要逐步公開，就要從預算的基本技術制度設計好，讓大家看得懂，能找得出來，所以工作有難度、有壓力。羊城晚報特派北京記者 尹安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