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住宅空置率並沒有一個準確的官方定義、官方數據,中國住房的空置率儼然成了一個難以破解之謎。近期,一份宣稱“全國城鎮家庭住房空置率22.4%”、“全國空置房為4898萬套”的地産行業統計分析報告再度挑動了房地産市場的敏感神經。“大炮”任志強直接反駁稱,“絕不可能有5000萬套或更多的空置”。
一場“空置率論戰”由此引發了人們對中國樓市以及中國經濟前景的諸多預測。對此,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田國強在接受本網專訪時提出了個人見地。
非官方數據的存在是必要的
他認為,其關於空置率的數據調查,開啟了我國包括國家統計局都一直未能有效開展的調查,具有填白的重要意義。從方法上,通過分組分層隨機抽樣抽取了2.8萬多個樣本,間隔一年入戶調查,再輔以2次電話輔助調查,這些基本上是國際上的通行做法,具有科學性。因此,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佈的這個報告得出的數據是可信的。
當然有人批評他們的樣本規模的相對有限。確實,以美國全美住房調查(American Housing Survey)和當前人口及住房空置調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Housing Vacancy Survey, CPS/HVS)為例,其樣本容量分別約為5.6萬個住宅住址和7.1萬個住宅住址,但這些都是美國人口調查局等政府部門實施的,有很大的財力、人力支援。規模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看調研的方法科學性和代表性,科學性最基本和關鍵的判斷標準是獲取的樣本是否具有隨機性。
關於任志強和甘犁“空置率”論戰,田國強認為關鍵是要把概念和定義搞清楚。任志強的數據測算只涵蓋了商品房,而甘犁的數據則將小産權房、家庭自建房等都涵蓋進來了,所以二人得出的結論不一致是理所當然的。所以,關鍵是要把概念的邊界搞清楚,空置率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
國內和國外對於空置率的概念界定也是有所差異的。國際上,空置率是以市場上有出租或出售願望的空置住房作為分子,而甘犁這邊是將空置房定義為兩類:一類是因一套房家庭外出務工等原因而無人居住的住房;一類是多套房家庭既未自住也無他人居住的住房,兩類空置住房作為分子,也包含了未進入市場的空置房,如果將第一類不計入,空置率肯定也就沒有這麼高了。
中國是一個轉型經濟,經濟體制、結構變化很快、很大,有很多調查統計制度和方法體系還沒有來得及轉換。其實,如同經濟發展不能光靠國有企業一樣,統計調查也不能光靠官方統計機構。實際上,在國外非官方數據調查機構是非常多的,佔了絕大多數,他們對政府調查機構既是競爭又是互補、既有制衡也有合作的關係,可以將一些官方做不了、做不好的調查做起來。
這些非官方的數據調查機構特別是那些非盈利的數據調查機構,如由大學發起的數據調查機構有著很強的學術性和獨立性,他們作為中立的第三方,具有利益超脫性,其數據往往有很強的公信力。如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初編制于20世紀40年代,已經成為半官方色彩的數據。並且,這些非官方的數據調查機構往往是與民間智庫相關聯的,這就使得這些智庫提出的政策方案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支撐,政府很多時候通過購買向智庫獲得決策諮詢建議,其背後所隱含的就是對民間數據調查的信任。所以,像這些非官方數據調研機構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需要更多這樣的機構。
而空置率反映的是一種結構性的資源錯配。在田國強看來,針對空置房的定義及其調查結果,可以從兩個大的方面來研究推進解決空置率居高不下的問題。其一,大力促進人的城鎮化,以穩定就業、同等待遇等讓真正為城市發展作出貢獻的農民工真正紮根城市,而非疲於候鳥式遷徙。城鎮的各項福利得不到保障,自然不會放棄農村的房屋、土地及其他財産權利。其二,建立全國統一不動産登記制度,消除資訊孤島,同時加快房産稅立法,在稅收法定的原則下推進試點擴圍,雙管齊下可以有效杜絕一人多房的局面。
中國的樓市還遠沒有飽和
田國強稱從中長期看,中國的樓市還遠沒有飽和,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中國的真實城鎮化率才只有35%左右,還有幾億的人口要從農村轉移並真正紮根到城市,這些人都要住有所居,目前的供給是遠遠不能填補的。中國房地産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短期就能解決的,房價下跌過大的問題並不比上漲過快來得輕鬆,因為房地産已經將政府、銀行、購房者、開發商捆綁在一起,翻船的危害性具有關聯性和放大性,任何激進的調整都不足取,而是需要一定的時間來化解。
同時,他不認為中國的房地産市場有很大的泡沫。從國際橫向比較,如果用動態和發展的眼光看中國的房價(因為住房是一種高值的耐用消費品,需要跨期消費。房價所對應的收入就不應是當期收入,而是長期收入),即考慮收入增幅的顯著差異(中國10%左右,美國4%左右),中國的真實(理性預期)房價收入比也許並不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多少。如果再考慮美國每年要交的房屋市值1%到3%的不動産稅(這筆錢中國大部分城市不要交),其房價收入比反而超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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