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民間借貸雪崩：有消息稱已立案公司近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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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3年下半年起，洛陽以投資、擔保公司為代表的吸收民間資本的各類公司一個接一個地資金“斷鏈”，其倒閉速度在2014年加快。有消息稱，已經立案的公司近百家。北京青年報記者不完全統計，僅2014年，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立案的公司至少60家，連同尚未立案但已出現兌付危機的，有一百家左右。其中，除擔保公司外，還有投資、商務、黃金等類型的公司。這些公司涉案總金額及涉及投資者總人數尚無最終統計，投資者中不乏傾其全部家當者，以及將“棺材本兒”放進去的老年人。僅眾生源、祥順兩家規模較大的公司，涉案金額就超過10億元，涉及至少5000名投資人。

　　其實苗頭早在2011年就已顯現，政府也開始了規範和治理。然而，由於資金主要流向的房地産、礦業等行業不景氣，在許多民間借貸公司資金鏈條都已繃緊的情況下，個別公司倒閉引發擠兌風波，似乎只是時間和強度問題。

　　疑問

　　2015年1月5日，洛陽市信訪局一間會議室內，河南眾生源擔保有限公司(下稱“眾生源”)專案組向所涉投資群眾通報最新的案情進展——其中也包括銘元(洛陽)投資公司的投資者。這兩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同為姜學君。

　　投資者郭曉(化名)坐在中間。2014年7月中旬，她從業務員那兒聽説“公司出了問題”，擔心家人知道消息後承受不了，她謊稱錢已取出來，背著家人偷偷“追債”。

　　專案組通報的“追債”情況不太樂觀，所通報的賬目大都是2011年前後形成的“舊賬”，對方認賬但表示無力還錢。除了土地、房産等，截至當日，專案組追回的資金是1080余萬元。相較3000余名投資人、5.3億的未兌付金額，無異於杯水車薪。

　　投資者的疑問在於，是否還有其他應該追回的賬款？

　　全國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顯示，姜曾為阿拉丁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下稱“阿拉丁”)的法定代表人，並於2013年以法定代表人身份成為“錦繡中原(洛陽)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的8名合夥人之一。在當地媒體的報道中，“錦繡中原”是洛陽市政府和專業投資機構共同發起的創業投資基金，專門服務於中小企業發展。

　　與姜學君同為“阿拉丁”公司“合夥企業投資人”的楊某某，被指為姜的妻子，兩人目前呈離婚狀態。楊某某曾為法定代表人的洛陽廣弘商貿有限公司(下稱“廣弘商貿”)，是洛陽市孟津民豐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之一，後者由洛陽銀行發起並控股。

　　而“阿拉丁”和“廣弘商貿”兩家公司，在姜投案前的7月份，法定代表人分別由姜學君、楊某某變更為其他人，讓投資者懷疑此舉是“轉移資産”。對此，專案組曾向投資者解釋，姜學君因欠債而轉讓股權。

　　在1月5日的通報會上，投資者們提到了另外一個疑問。楊某某還是高新區一家小額貸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投資者指控楊某某名下的小額貸款公司也涉嫌吸收非法存款，並進而要求追責、處置其名下資産。投資者曾出示蓋有楊某某同名印章的合同，另外還有投資者出示手寫的資料，證明曾將款項匯向楊某某曾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賬戶。

　　在當日溝通會上，專案組承認合同等材料存在，但對其真偽及法律效力未予置評，表示尚無證據證實楊某某涉案。但專案組的解釋未能讓投資者信服。有投資者説，他們曾被告知“合同上的章，和在企業工商局備案的不太一樣”。

　　目前案件仍在調查中，投資者也仍在為他們的疑問奔波。這只是洛陽眾多投資者討債生活中的一幕。像“偵探”一樣去“審計”老闆的財産，自發或立案後和專案組一起到府討債，如今成了許多洛陽投資者的日常生活。

　　立案

　　2014年12月底，西工區解放路河南馳龍投資擔保有限公司(下稱“馳龍”)，破碎的玻璃門旁貼上了公司立案通知。這距公司資金鏈斷裂已一年有餘。

　　“馳龍”公司于2013年10月份宣佈資金鏈斷裂。投資者張女士還記得，投資者們最初開始“自救”的方式，就是去替公司要賬，追回的錢款給公司一半，另一半由要賬人平分以抵合同上的債。她曾和其他人一起去討債。欠債的是個人客戶，他們到了後先敲門，裏面的人罵罵咧咧，不開。再敲，先來的是物業，然後來的是警察。

　　“我們想要回自己的錢，怎麼就到這個地步了啊！”張女士至今説起來還很難受。她説有的人去要錢，一旦進屋，吃飯都是輪流出來吃，怕出了門就進不來。“我們也不搞破壞，就坐在那裏。”她説他們主要是磨，有一次一個女投資者甚至給債主跪下來求還錢。

　　有熟悉情況的投資者介紹，馳龍公司出問題後，因為被評估“資産覆蓋債務”，許多投資者也相信老闆有還款能力，因此當時並沒有立案，而是由政府組成幫扶小組，幫公司盤活資産，然後督促公司制定還款計劃。期間，公司也把追回的部分房産和公司的車輛，“以物抵債”進行拍賣。

　　結果並不令所有投資者滿意，用合同換了輛汽車的投資者，事後認為價格偏高、車況不好，最終要求退還。更多客戶擔心的是，從欠款企業追回的資金被有關係的人“抄小路”取走，有客戶開始要求立案，但也有人不同意。

　　其他很多公司的投資者對於是否立案同樣存在分歧。河南廣融投資擔保有限公司也出現資金鏈斷裂的問題，一位主張立案的客戶承認，他在忍受著其他部分客戶的責罵而陳情。他説立案未必就好：進入司法程式的週期會比較長，從已經立案的公司來看，資金兌付的情況也是“血淋淋的現實”，這也是許多客戶不希望立案的原因。公司希望“給點時間”，但他對公司沒有信心，反而怕轉移資産、有人“抄小道”，寧可殺雞取卵。

　　北青報記者了解到，目前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案件，主要由洛陽市成立的“打擊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辦公室”(下稱“處非辦”)及公安等部門來處理。有工作人員解釋，主要是追回的資金和查封的資産需按比例向全部投資客戶兌付，法院已不再受理個人起訴的涉非法集資案件。

　　按照洛陽市非法集資問題的一般處置程式，包括監測預警、案件受理、調查取證、立案偵查、性質認定、處置善後等六個階段。而這個週期在焦慮的投資者看來，總是很漫長。

　　“也有想把老闆保出來的情況。”另外一家公司的投資者説，他們希望老闆繼續經營、籌錢，這樣才有拿回本金的希望。

　　有參與“處非(處理非法集資)”工作的基層工作人員説，“處非”工作要求群眾利益最大化，就是設法盡可能多地給投資群眾退錢。另有工作人員表示，最初一些公司被幫扶，目的也是盤活資産，清退資金，有時將負責人控制並不利於追回債務，是否“幫扶”主要是看涉事公司的資産能否覆蓋債務。

　　對於被指立案前存在轉移資産，有工作人員説，幫扶中的措施不能完全杜絕這種可能，也有人表示“不太可能”。

　　無數次在政府部門奔波後，“馳龍”公司終於立案了，許多“難友”喝酒慶賀，但沒高興幾天，問題又來了：還是拿不到錢啊。

　　有時候，張女士看到欠款房地産企業在洛陽市的樓盤就很發愁，她不知道在這种經濟環境下，樓什麼時候能建好，又什麼時候能賣出去。她自己經濟條件尚可，可他看到投進全部身家的貧困“難友”，心裏又很難受。

　　主張立案的部分“廣融”客戶，開始像“馳龍”的投資者那樣，開始了推動立案奔波的“道路”。而“金隆匯通”的投資者，在公司立案後也開始了“討債”生活。前幾天，王立(化名)和其他客戶們分成組，自發替專案組向欠債企業送催款通知單，告知還款必須打到公共賬戶。他們擔心，“老闆的人”私下要賬，有關係的人“抄小路”。

　　危機

　　焦慮的投資者中，李紅(化名)自覺處境尷尬。她是一家擔保公司的員工，被要求把“非法所得”的提成退回去，可她的本金包括利息也都放在裏面。在許多公司，工作人員及其家人都會把錢存進去，甚至有人在到期後，還添點錢湊成個整數，連利息續存。

　　自己的錢放進去取不出來，經她介紹存錢進去的親友，也都血本無歸。雖不像有些同事那樣被親友責備，可她還是很內疚，有時也很委屈：如果明知道會出事，她怎麼會不告訴親友？

　　“覺得誰倒了它都不會倒。”“眾生源”公司投資人王梅(化名)曾對“眾生源”充滿信心。支援這種信心的，是公司及老闆的實力：老闆旗下的公司眾多，其本人擁有“青聯副主席”、“市十大傑出青年”等各種光環，旗下公司開業時，也有諸多領導參與。

　　這種心理並不鮮見。2014年3月份出現問題的河南中擔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中擔”)，實際控制人叫李東。至今還有投資者拿著李東與領導們的合影稱：“要不是這樣，我們會相信？”

　　李紅描述了幾年前擔保、投資類公司的盛況：洛陽滿大街都是擔保公司的廣告，一條街上許多公司都做這種業務。

　　在政策扶持和市場需求下，以“一對一、不摸錢、擔保代償”為特點的“鄭州模式”被視為民間借貸領域的探索，也被洛陽複製。但是許多公司在經營中“變形”，從2011年起，河南省政府開始了借貸、擔保行業的整頓和規範，明確提出擔保公司不能吸收公眾存款，曾經打擦邊球的“鄭州模式”也不再提。和擔保公司經營模式類似的投資、商務諮詢等公司也同時遭整頓。公開資料顯示，洛陽也在對此不斷地進行規範。

　　不過在受訪時，不僅李紅這樣的從業者，包括許多投資者，依然用“鄭州模式”來解讀自己投資行為的合理性。從投資者的敘述，或轉述業務員對他們的講解，許多投資者對擔保公司業務範圍的理解，並不準確，“委託投資”、“融資性擔保”等詞語經常被誤讀。有個別投資者坦承，即使如此，也不想把錢“放在銀行貶值”。

　　一家投資公司的工作人員小劉説，“正規經營”的投資、擔保公司，還是能幫到中小企業的。從銀行貸款週期長、麻煩，用擔保公司的錢比較容易，“這是優點，也是風險所在。”

　　北青報記者看到了多家涉事公司的數十份合同，有些並不規範，有些合同雖是“鄭州模式”的“三方協議”，借款人、出借人、擔保人俱全，但據投資者介紹，款項並非是直接給借款方，而是給擔保公司。業務員李紅表示公司這麼做是種“變通”：假如一家大公司要募集500萬元資金，普通投資者幾萬、十幾萬的怎麼辦？

　　但對於眾多的投資者而言，在資金使用幾乎沒有任何監管的情況下，這種操作模式已經埋下了諸多隱患。

　　比如“中擔”公司的幾份合同上，幾筆數萬元的都是借給同一自然人，可是他在不同合同上的身份證號碼也不同。投資者事後發現，這位借了不少錢的借款人是一位普通的農民，沒有什麼經營項目。

　　問題並不局限于擔保這種形式，王立(化名)通過熟人將錢放到“金隆匯通”時，先看了看公司負責人的身份證，這家于2013年註冊于深圳的公司，老闆也是洛陽人，“至少跑不了”。當時老闆告訴王立，“資金只做‘過橋’，不會流到企業裏。”和王立簽署的合同上，也明確地寫著“僅限于各大商業銀行對其優質客戶的各類保證金及託管銀行行內短期金融業務，不得投資于其他任何實體項目或投資于任何企業。”

　　直到資金鏈出現問題，王立才知道，許多資金都流向了企業，其中有些項目真假難辨。他們這些焦慮的投資者，只能無奈地等待警方調查資金去向，或者去“認賬”的借款企業要錢。

　　讓許多投資者耿耿於懷的是，他們有時候被説成“理財客戶”，有時候也被稱為“集資群眾”，説“非法集資”不受法律保護。公司證件齊全，如果非法為何不早點查處。一位投資者點評政府監管：“不出事什麼都好，一齣事就是非法。”

　　有政府工作人員表示無奈，説公司超範圍經營，不能怨審批。 投資人和公司都是私下進行，雙方存本金和發放利息並非通過公司賬戶，監管部門監管困難。但類似的解釋轉述給投資者時經常會被反問，那麼多公司做這類業務，政府會一點都不知道？而在此前洛陽及周邊城市發生擔保公司問題時，就有輿論認為，在民間借貸蔚然成風併發生走形時，政府“投鼠忌器”，缺乏管理。而具體管理中有無盡力去化解風險，只有當事人知道。

　　雪崩

　　公開資料顯示，洛陽市相關部門不斷出臺文件，打擊非法吸收民間資本的行為，要求穩妥、逐步地清退民間資本，然後退出這個行業。不過從被立案的公司來看，有些公司的業務並未停止。

　　肖飛(化名)是最近被立案的“洛陽軍壯實業有限公司”的投資人。他在2014年之前簽的合同，甲方是“河南軍創投資擔保有限公司”(下稱“軍創”)，但後來續簽時，變成了“洛陽軍壯實業公司”(下稱“軍壯”)，二者是“同一家公司”。 全國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顯示，“軍創”成立於2009年6月，而“軍壯”成立於2013年12月，經營範圍是“鋼材、建材、機械設備的銷售”等，實際控制人都是史增九。

　　有熟悉投資、擔保行業的人士告訴北青報記者，開始了民間借貸再想退出來，並非易事。“除非特別有錢，能把客戶的本金和利息都給還了。”他假設，開公司就是想盈利，老闆不可能吸收資金後放置，然後向客戶支付利息。借出去的款都在同一時期收回來也能全部退還客戶，但這種情況並不現實。被問有沒有試著減少業務時，他反問記者：“客戶存款你敢不收？傳出一點消息，就可能被擠兌。”

　　高息吸收民間資本，在洛陽一位熟悉此類公司運作的人士看來，是條“不歸路”。該人士説，假如公司以1.5分的月息從民間吸收資金，加上自營成本，得以2分多甚至3分的月息貸出去才能盈利，但以近兩年的經濟形勢，“哪個行業能有那麼高的利潤？”企業靠不斷吸收民間資金來維持運作，但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鏈條，只要其中一環出現問題就會“斷鏈”。

　　從2011年起，洛陽就出現擔保公司資金鏈斷裂、公司倒閉的事件，但是從2013年下半年起這種情況的出現頻率加快。經濟形勢持續低迷，投資到礦産和房地産公司的資金收不回來，是很多人分析洛陽民間借貸公司“雪崩”的主因。但在這場醞釀時間較長、經濟鏈條不限于洛陽本地的“金融風暴”中，公司自身因素、借款企業遭抽貸、投資者擠兌的現象也都顯現其間。很難準確説出，是哪只蝴蝶先扇動了翅膀。

　　“馳龍”擔保公司資金鏈斷裂，知情投資者説，是合夥人抽走資金引發。最初公司怕擠兌，還對外地分公司封鎖消息，但當時還是引起了恐慌情緒。

　　2014年8月份出現問題的洛陽祥順擔保公司的一位業務員則記得，在2014年7月份，擠兌變得更為集中。一些公司出事讓其他公司的客戶也慌張，到期後都不願意續存。

　　到12月份，“軍壯”也出現問題，肖飛是資金到期後才知道的。公司知情人士説，危機早已埋下，早在九十月份，到公司取錢的客戶就不少，有時候“幾百萬幾百萬地出去”，有些客戶存款不到期，寧可損失利息也要取。

　　“當時老闆説別報案，他去跟欠款企業打官司。”肖飛説，有些客戶也同意轉簽到欠債公司。但現實沒有給史增九機會，2015年第一個工作日，“軍壯”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立案。

　　肖飛加入了投資者群，在那裏他們互稱“難友”。有難友列出了一個不少於90個公司名字的單子，馳龍、中擔、眾生源……沒有人知道，還會不會出現新的公司。

　　殘局

　　如今洛陽市區的街上，已看不到李紅記憶中投資、擔保公司的繁盛景象，有些挂著牌照的公司也鎖到府，從玻璃門看進去，還能看到裏面物品貼的封條。而有些仍在運作中的公司，有的提出了網際網路金融的概念，也有些市民開始談論最新的“P2P”。

　　公開資料顯示，從2007年的27家到2011年高峰時的142家，再到2014年11月中旬的90家，洛陽投資、擔保公司的數量，近幾年經歷了倒“U”型變化。比擔保公司註冊門檻更低的投資類公司，數量也一度得到增加，于2012年初達到485家，然後減少至2014年11月中旬的289家。

　　隨著資金鏈斷裂的公司被立案，案情的披露程度和進展速度左右著投資者的情緒，“錢沒了，錢到底怎麼沒了？”他們試圖“督促”辦案進展，許多人能想到的，就是陳情表達訴求。有的辦案人員也坦言壓力大，不斷出現的案件導致人手緊張，一些案件中的資産去向不明，能查到的也是不良資産。

　　澗西區的洛銅賓館是專案組的辦公地點之一。四、五、六層多個房間的門外，貼著案情通報、登記須知，有的一扇門上寫著三四個公司的名字。

　　四樓一間房子門口，貼著“洛陽國信投資有限公司”領酒的地點和路線。這家公司老闆計佔軍在上海開了家貿易公司做進口紅酒，2013年底“國信”資金鏈斷裂後，那些紅酒用來抵債。幾天前，曾在他上海公司工作過的員工聽説“以酒抵債”的消息後，聲音抬高了幾度：“他還欠我們十幾個人兩個月的工資呢，要是抵債，不該是員工比債權人優先嗎？”此前有員工在上海提起勞動仲裁，但是老闆被抓，找不到人要錢。

　　在洛陽之外，周邊的鄭州、新鄉、鶴壁、焦作等地也被視為“非法集資”活動的重災區，而在河南之外的山東、四川、遼寧等地，也不斷出現非法集資的案件。

　　目前的情形，讓中央黨校經濟部主任韓寶江教授，想起了上世紀90年代發生在多地農村的農村信用社代辦站的非法集資現象，後來許多代辦站都被關閉。他覺得如今出現的情況仍然值得政府監管部門和投資者思考。

　　韓教授説，資金鏈沒有地區屬性，金融活動也早已滲透到民間，但金融監管並沒有“一統到底”，在有些縣或更基層甚至沒設金融監管機構，應該建立多層次的監管體系，賦予基層監管機構更多的監管責任。隨著金融業的發展，比如網際網路金融的興起，監管也應及時跟上。（來源：北京青年報）

　　(應受訪者要求，部分人物身份做了處理)

　　文並攝/本報記者 高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