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目標6.7%又何妨？

　　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沈建光

　　鋻於明年海外經濟不確定較強，同時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定底線避免了預期混亂與政策頻繁波動，是保增長與促改革的兩全之策。鋻於中共十八大已提出到2020年GDP比2010年GDP翻一番的目標，筆者建議明年GDP底線目標可降至6.7%。

　　GDP目標6.7%又何妨？

　　中國經濟正處於“三期疊加”的新常態，容忍一定程度的增長讓位於改革已是高度共識，中國領導人也曾在各個場合表態今年7.5%目標其實可上可下，並非絕對目標。如近日中國總理李克強在歐洲會晤時表態，只要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居民收入繼續增長，品質效益不斷提高，經濟增長比7.5%高一點、低一點都是可以的。進一步的問題在於，既然增長目標正逐步淡化，且今年GDP跌至目標以下已是大概率事件，明年是否有繼續給出GDP目標的必要？

　　答案是肯定的，以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事實其實顯示在中國市場經濟尚未完善之際，一定的預期引導對於各級政府制定規劃，配合宏觀調控都有指導意義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轉變思維，定底線而非中間預期，二者不同之處在於，未觸及底線政策可以更多地讓位於改革；鋻於明年海外經濟不確定較強，同時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定底線避免了預期混亂與政策頻繁波動，是保增長與促改革的兩全之策。鋻於中共十八大已提出到2020年GDP比2010年GDP翻一番的目標，筆者建議明年GDP底線目標可降至6.7%。

　　有沒有必要繼續給GDP目標？對於制定增長目標的必要性目前引發了不少討論，質疑者主要觀點有如下幾點：

　　第一，改革需要更多的空間，定增長目標可能會制約改革。毫無疑問，部分改革確實短期而言對增長有負面影響，比如淘汰産能過剩、化解地方債務風險以及引導房地産市場回歸健康等等，因此改革步入深水區需要容忍一定增長的下調，否則改革恐怕也將不溫不火，難以有效推進。此外，以往過度看重GDP目標導致資源浪費、環境破壞、甚至地方政府無序投資的增長模式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第二，從今年增長目標實行情況來看，7.5%的目標恐怕難以保住，目標可上可下，指導意義逐步淡化。可以看到，儘管今年年初增長目標被定於7.5%，但不出意外，今年GDP最終將會跌出這一目標，社科院最新發佈的秋季經濟預測認為今年GDP或將回落至7.3%，IMF早前將中國經濟增長從7.6%下調至7.4%，而在筆者眼中，情況或許更加悲觀，今年接近7%的增速是大概率事件。

　　這樣的情形在以往歷史上較為罕見，1994年至今，僅有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GDP回落至7.8%，低於當時目標，而雖有也引發下一年GDP目標從8%下調至7%，其餘年份最終增長均在目標以上。

　　第三，GDP數據曾多次遭到質疑，特別是在高頻數據不佳之時，GDP大幅高於預期是有先例的。例如，今年一季度GDP增速7.4%，便超出當時市場預期；一旦仔細觀察，筆者發現同期GDP平減指數大幅下滑(從去年四季度的1.7%回落至0.4%)，令人不解。平減指數是名義GDP與實際GDP之比，與物價走勢相符，很難解釋為何短短一季度商品與服務價格會出現如此大的變化？

　　當然，技術性的爭議沒有止境，也難於評論。但若是由於達到增長目標的重要性被高估，數據發佈方又頻頻遭受外部研究人士的質疑，這種現象其實體現的是目標制定本身的尷尬，值得反思。

　　如此看來，以往的GDP目標是否合適確實需要探討。但即便如此，筆者也並不認為明年應該取消目標的制定。以往經驗顯示，給予GDP目標有引導預期的作用，便於各級政府制定決策，如稅收目標制定，宏觀政策方向調整等，效果不錯。此外，考慮到中國市場經濟尚待完善，政府職能轉變方興未艾，過早取消GDP目標並不成熟，並容易造成下級政府預期混亂，或者不作為，不利於增長的穩定，缺少平穩的外在環境也難言有利於改革。在筆者看來，應對之法莫過於改進目標，使之更加完善。

　　那麼，明年GDP目標定在哪合適？又該如何改進，目標多少合理？在筆者看來，引入底線思維或是兩全之計，即在明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把政府對增長的底線傳達給市場，這樣不僅可以避免政策頻繁波動，為改革爭取最大空間，也可以起到預期引導效果，讓各級政府工作仍有的放矢。

　　那麼，底線在哪是值得探討的。從技術角度而言，考慮這一問題的思路是根據中國潛在增長率的測算，確定底線。如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預計，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增速下降至6.2%左右，低於“十二五”的7.6%。筆者嘗試用傳統的HP濾波方法，生産函數方法計算，同樣證明了中國GDP潛在增長率有所下滑的結論。

　　從實踐的角度而言，採取謹慎嘗試的方式或許更具有可操作性。近年中國增長從兩位數回落至個位數進而降至7%左右從未出現，可以根據不爆發大規模失業與系統性金融風險這一底線，謹慎嘗試。例如，中國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兩會”上便提及7.5%的增長目標是兼顧新增就業、消化産能、避免債務危機、地方政府財政等諸多因素，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在筆者看來，即便當前經濟跌至7.5%以下，上述悲觀情況也未出現，為明年調低目標提供了依據。

　　當然，更多地技術性的討論可以在未來一段時間充分細緻地展開。鋻於明年海內外經濟環境比較複雜，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增長底線下調可以更加大膽一些。

　　海外方面，儘管歐美經濟雖然有所復蘇，但不確定性仍然較強。例如，美國經濟數據時好時壞，依靠貨幣寬鬆助推的增長復蘇，如今突出的表現是資本市場與房地産市場的恢復，結構改革進展實則緩慢，包括製造業佔比仍然較低，醫療改革突破有限，貿易逆差與低儲蓄等未發生實質改變，相反資産價格上漲推升了財富差距增大，反而是不利的。整體上而言，筆者認為，美國有重走格林斯潘老路的風險。

　　而歐洲方面，越來越多跡象表明，歐洲有日本化趨勢的風險。這不僅體現在通縮風險與長期增長停滯，更多的體現在供給方面的因素。比如，人口老化、體制弊端導致的長期競爭力不足、福利居高不下等問題。更加令人感到擔憂的是，相比于單一制國家，歐元區在協調政策方面力不從心，德國央行與歐央行在抗通縮方面的各有需求；不同利益訴求下，筆者預計，歐央行量寬的力度也將低於預期，歐元區日本化的趨勢恐難避免。

　　同時，日本“安倍經濟學”也遭遇挑戰。今年二季度，日本GDP環比年率下滑7.1%，降幅創2009年第一季度新高。年底之前仍有決定安倍經濟學能否有所成效的多個關鍵點，如9月的內閣洗牌、日本央行可能擴大超級貨幣寬鬆規模、明年日本是否再次上調稅率等等。此外，烏克蘭、北朝鮮等政治風險，也將對明年海外環境造成不確定性。

　　反觀國內，改革的加速推進也需要更多的空間。可以看到，作為重中之重的財稅體制改革已經啟動，《預演算法》的修改已經通過，關於地方政府發債的限制也被改寫，落實是個關鍵。同時，預計房地産稅立法也不會拖得過久。不難設想，一旦上述改革落地，短期內對以往地方政府投資模式帶動的增長可能會造成衝擊。如果增長橫線過高，難免會束縛上述改革手腳。此外，金融改革、國企改革、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改革、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任務與難度同樣不小。如果明年增長設立底線，而非預期目標，才可集中精力攻關改革。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落實改革與應對國內外複雜環境，需要在設定GDP目標中引入底線思維。考慮到未來幾年要實現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標，明年GDP底線目標降至6.7%是可以考慮的。

　　雖然6.7%目標低於當前市場預期，但由於其並非預期目標而是政策操作底線，若大部分時間增長在目標以上，宏觀調控政策便可以減少動作，為改革創造相當大的空間。而一旦目標有跌破風險，也可迅速行動，而市場預期一致，也會有力地避免延誤最佳政策時機。如此則目標清晰，無論從操作層面還是引導預期層面，都能起到不錯效果。（本文是作者為FT撰文，並授權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刊發。)

　　(本文作者介紹：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中國金融40人論壇特邀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