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最低工資上調 雞蛋灌餅跟著漲價

　　對於上班不見太陽、下班也見不到太陽的清潔工來説，在物價不斷上漲的深圳，拿著微薄的工資生存艱難。何俊 攝

　　如果你想了解一個地區的物價水準，就去看看雞蛋灌餅漲價了沒有——這並不是一句玩笑。在龍崗從事房地産銷售的曾先生，早在今年2月就發現，路口的雞蛋灌餅漲了5角錢，因為攤主説“最低工資標準要提高了”。

　　3月1日，深圳開始實施新的最低工資標準——全日制就業勞動者為1600元/月、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為14.5元/小時。但早在最低工資標準上調之前，不少地區的物價就已應聲上漲。

　　昨日，一封由270名在深務工者聯署的《在深建設者致深圳市政府、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會、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建議信》在龍崗寄出，意在表達最低工資的上漲幅度遠趕不上物價上漲幅度，期待相關部門能夠“從勞動者的實際情況出發，公平、合理、科學地調整最低工資”。

　　工人們建議建立透明、科學、拉近收入差距的最低工資調整機制，通過深入了解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收支、社會保障等情況，得出基層勞動者日常消費的立體圖像，以此確保最低工資制定的標準能確切惠及所有勞動者；並在調整過程中適當考慮到打工者承擔物價浮動的壓力，“可用1%—3%作為緩衝”。

　　“在深圳很沒歸屬感”

　　黎述清是這封聯名信的簽署人之一，在龍崗一家大型超市上班。近日，黎述清發現原來兩葷一素的快餐只要8元，這個月起漲到了10元，菜式也“縮水”成了一葷一素，“一天吃兩頓要多花4元，一個月就是120元，但最低工資只漲了100元。”

　　記者在聯名信中看到，這些工人大都來自龍崗區，其中有39位是清潔工人。來自福田的李先生表示，生活壓力明顯感覺大了很多。來自嚇坑的普工羅胡明亦表示“2012年都只能勉強過，今年的物價水準不知怎麼過”，更有多位工人表示“底薪太低，吃不起飯”。

　　“一個月上漲100元，每天才3元多，根本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同為聯署人之一的劉中義説。年近花甲的劉中義來自河南開封，目前在龍崗中心城做清潔工，每天過著“早起上班不見太陽，晚上下班也不見太陽”的生活。他表示，相比于物業、餐飲等其他行業，清潔工工資一直是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發放，不會有加班費。

　　劉中義告訴記者，他打工不光是為自己，他上有父母，下有小孩，來深圳4年一直過得艱苦。住在回龍埔的他，每天要步行近半個小時去上班，過年不敢回老家。接受採訪時，劉中義有些感冒，一直在咳嗽，記者提醒他去看醫生，他則表示多穿點衣服，挺幾天就過去了，“不敢去醫院，要花好幾十塊，太貴”。

　　相比于劉中義的失落，來深圳已有十五六年的黎述清對感受的表達則更為直接，他坦言對深圳開始有些失望，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更是不斷表達自己的不滿——“難道深圳只是一個富人居住的地方嗎？”

　　“在深圳很沒有歸屬感。”不過對於黎述清們而言，離開深圳，卻又阻礙重重。來深十五六年，人到中年，孩子仍在讀高中，“去其他地方又沒有親戚朋友，完全陌生的環境，不敢去。”但繼續留在深圳，對黎述清而言，則意味著加班更多、掙錢更少。黎述清告訴記者，本月來，連續上漲的並非只有快餐一項，房租、交通等其他各項開支也隨之上漲，“去年一個月的生活費是360元，但現在要550元。”

　　雖然加班曾是黎述清獲取更高工資的最重要途徑，但如今這條路也在慢慢被堵死。去年，黎述清一個星期要上6天班，算上加班費，他能夠月入2500元，但如今公司嚴格控制加班，“一個星期只能工作5天，基本工資加上生活補助、全勤獎，總共是2050元。”

　　一方面是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則是生活成本的上升。原本1個月能夠存下1000元貼補家用的黎述清，如今每個月能存下的已經不到500元。

　　“難以承擔家庭責任”

　　記者統計聯署人的訴求得知，他們對最低工資的期待是1800元—2000元，而“制定最低工資聽取工人意見”亦成為普遍訴求。“希望政府能聽聽打工者的心聲”，劉中義説，如果今年最低工資如果能多個200元，日子就不會那麼拘謹了，“100元對很多人來説，可能不算什麼，但擱在我們打工者身上，就能做好多事。”

　　“面對現實生活狀況，我們很困惑，最低工資標準為何跟不上飛漲的物價，且難以保障我們的基本生活所需要。”在聯名信中，工人們這樣寫道。附加於建議信後的簽名顯示，近五成的打工者表示工資上漲趕不上物價上漲，能夠存下來的錢比以前少很多，打工者長期處在生存壓力之下，難以承擔家庭責任。

　　在福田從事機械設備製造的董先清表示，雖然最低工資連年上漲，但細算下來，自己所能存下來的錢比2008年之前少了一半多。

　　普通打工者聲音的缺失，使得最低工資的調整顯得不夠透明。為此，工人們在信中向政府相關部門提出建議——希望相關政府部門能夠公示現行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方法和標準，並建立透明、科學、拉近收入差距的最低工資調整機制。制定最低工資時，除了以當前的經濟發展、居民消費水準等統計數字作為參考，更應透過深入了解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收支、社會保障等情況，得出基層勞動者日常消費的立體圖像，以此確保最低工資制定的標準能確切惠及所有勞動者。

　　另外，基於物價上漲的趨勢，建議信中指出，最低工資上調應該考慮工人承擔物價上漲的壓力，“可用1%—3%作為緩衝。”工人們表示，期待目前的最低工資能夠不低於社平工資的40%，而從長遠來看，則應該達到社平工資的60%，“我們為這個城市付出了全部，希望它能夠為我們的生活著想。”

　　■觀點

　　單純調高最低工資不能治本

　　人社部一位不願具名的人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最低工資是國家法定的“特殊情況下不能低於的情況”，嚴格來説，不應該作為正常工資支付的標準，但珠三角的情況比較特殊，“一般情況下，都是拿最低工資作為底薪，再另算加班工資，這已經形成惡性迴圈，如果工廠不加班，工人還不愛去”。

　　該人士表示，最低工資對工人權益的保護，在全世界學術界尚有爭議，因為最低工資亦涉及政府硬性提高生産成本。此外，最低工資的“倍數效應”也值得關注——最低工資提高，將推動社會平均工資提高，亦影響與工資掛鉤的福利和加班費，一番相互影響之後，勞動者整體收入將上漲，物價恐怕會成為棘手問題。

　　“例如提高了清潔工的工資，各個收入層級的工資也會相應提高，而物價也會提高，而且提速更快，大家都想把自己受到的損失加進去，導致各個環節輪番漲價，最後的結果恐怕是通貨膨脹。”這位人士提醒，“工資可以翻上幾十倍，但勞動者的總體收入會攤薄，吃虧的還是低收入者”。

　　“大家對最低工資的壓力和質疑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在他看來，要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提升各個層面的勞動者總體收入，長遠之計是盡可能佔據國際産業鏈的高端，倘若轉型成功，從事簡單勞動的人的素質亦會有所提高。

　　此外，中國已由資本缺乏的國家成為資本富裕國家，勞動者的經濟利益不該再被犧牲，提高勞動者收入勢在必行。這位人士表示，低收入者的收入仍應該被重視，“對於低收入者來講，每一分錢的邊際效應都很大，應該盡可能用各種方式保證他們的活命錢。”

[責任編輯： 雍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