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報”生意經：N次解讀 8個商機

　　5000字的公報到底有什麼魔力？簡單舉一例，大家也許就會立即理解公報背後的“生意經”。比如任志強就認為，三中全會之後，限購政策要取消了。理由很簡單，市場地位已經從“基礎性”升至“決定性”。

　　“公告可謂一字千金，處處商機。”這是13日流傳甚廣的人大重陽公報十大看點的結束語，對商人而言，更像是一張戰鬥檄文：讀懂了，吃香喝辣；讀錯了，洗洗睡吧。

　　11月12日6：13，距離央視的新聞聯播還有47分鐘，SOHO董事長潘石屹已經擺好架勢，坐等三中全會的公報了。他發了一條微博，還配了一張在家看電視的圖，證明他已經“在電視機前等著看新聞”了。

　　雖然按照慣例，會議不結束，公報不發佈，但商界大佬們都著急了。20年來最晚的一屆三中全會，開得晚，大家當然等得急。

　　果然，央視主播話音剛落，各路意見領袖、智囊學者、券商機構就已好比過江之鯽。5000字的公報，12小時裏最起碼催生了5萬字的解讀。一天后，解讀字數50萬字都不止了。

　　5000字的公報到底有什麼魔力？簡單舉一例，大家也許就會立即理解公報背後的“生意經”。比如任志強就認為，三中全會之後，限購政策要取消了。理由很簡單，市場地位已經從“基礎性”升至“決定性”。

　　“公告可謂一字千金，處處商機。”這是13日流傳甚廣的人大重陽公報十大看點的結束語，對商人而言，更像是一張戰鬥檄文：讀懂了，吃香喝辣；讀錯了，洗洗睡吧。

　　解讀：N個

　　公報“不言”，解讀“有戲”。對商人而言，這是搶佔先機。任志強的解讀，就是房地産的“仙音”。那麼券商的呢？

　　果然，公報公佈之後，券商的公報解讀會議密集得都要“打架”了。據記者統計，當晚8點開始至少有5場賣方解讀分析電話會議。民生宏觀組、興業宏觀組、中信建投的會議都定在8點整開始，中金公司宏觀組的會8點半開，中信宏觀策略組的會9點開。

　　即便如此，這麼多電話會議，投資者還是打不進去。一個投資者就告訴記者，他想參加中信的電話會議，結果1000人的“聽眾席”，半分鐘就爆滿，其他家也是每家都是400-500人線上排隊。

　　他們解讀什麼？中金公司在微信上發的“廣告”是這麼説的：“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的主要方向是什麼？未來幾年推進落實的具體措施可能有哪些？有哪些值得市場關注的超出預期或低於預期的領域？對於短期和中長期經濟發展有什麼含義？”

　　是哪些人幫投資者解讀呢？民生宏觀組邀請的是國家行政學院的時紅秀教授。他們在“廣告”裏，還特意點明，時教授是“原中央首長秘書，長期參與中央文件起草，併為省部級領導授課”。還比如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研究會副會長易鵬，他們也著重強調：易鵬“是原國家發改委小城鎮中心處長，多個地方政府諮詢顧問，‘新四化’的提出者”。

　　怎麼解讀呢？比如説，很多人對三中全會沒有明確提到國企改革而感到失望，國泰君安首席經濟學家林採宜就表示，實際上國企改革一種是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解決，另一種是通過市場化的外部力量修正。其言下之意就是，雖然沒提國企改革，但不是提到市場了嗎？她説，“市場決定生産要素的流動和配置以及價格，當市場起決定作用之後，國企和民企作為市場的主體，公平享用生産要素的價格，這樣就容易打造公平的市場環境。”

　　至於解讀的效果到底如何，得參加會議的投資者自己體會。但市場的解讀沒有預想的好，11月13日，也就是公告公佈後的第一個交易日，滬指下跌38.83點，跌幅1.83%。

　　新華社13日晚間連續發佈了三篇解讀，稱要深入理解三中全會公報所釋放的改革信號，需提防兩種誤判傾向：其一，是不切實際地希望中國全部改革難點能在三中全會“畢其功於一役”；其二，是在未獲取全面資訊的情況下過於草率地對中國改革失去信心。

　　易鵬也很遺憾，他認為，下跌近2個點，是因為市場對公報沒有解讀透。他説，“光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就夠有想像空間了。”

　　商機：8個？

　　易鵬説的市場沒有理解市場，看似繞口，其實各有所指。好比一場比賽，前一個市場是看球的“球迷”，後一個市場是踢球的規則。它們的關係是，規則越公正、透明，球就越精彩，於是看球的人就越多。

　　實際上，“市場”一詞，在5000多字的公告中，出現頻率為22次。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這個詞的出現頻率就開始逐次增多。

　　本屆三中全會的公報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意味著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得到進一步明確。會議還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當前，在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處理上，很多地方既存在政府干預過度，也存在“市場失靈”的問題。

　　這一番表述的想像空間到底有多大？易鵬想到了“國進民退”。他認為，這一個新的市場表述表明，經濟體制改革總體上是更市場化的方向，相比之前幾年的“國進民退”局面會有所扭轉，國有企業儘管控制力不變，但會鼓勵民間資本的股權進入。

　　同樣，人大重陽看到企業的發展良機。來自於公告裏的一句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人大重陽分析，這顯示中央決心很大，要打破地方保護主義、“諸侯經濟”，這不但給大型企業發展機會，還給中小企業廣闊的上升空間。

　　一樣的公告，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看到的與任志強看到的，也許完全不一樣。彭文生就認為，房價將回歸合理。這與公告中兩個市場的表述有關。公告稱，將“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彭文生認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背後的含義非常明確，即從單一政府徵地轉讓，到農村土地自由流轉，收縮政府徵地的範圍，最後的目標是“同地同權同價”。

　　還有人看得更遠，林採宜甚至都聯想到了能源價格雙軌制結束。她説，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就暗示了政府未來將對大宗商品、資金等生産要素進行更加徹底的市場化改革，包括結束煤炭、電力價格的雙軌制，繼續有力推進利率市場化，建立現代市場體系。

　　也許還有更多的商機，隱藏在公告的各類表述中，據了解，有機構正在緊鑼密鼓地編制“公告八大商機”，尚未完稿，就已萬言。

　　治理：9次

　　國家安全委員會是這次三中全會的一個“意外之喜”。國內外的反響很大。據悉，在中國要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報發出後才一天，日本也將成立“日本版國安會”。

　　但這與生意機會有關嗎？“聯想中日最近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對峙，中日下一步的軍事投入將在哪一方面？相對的中日股市會有怎樣的變動，更長期而言，壓力之下，安倍政權的超寬鬆還要延至何時？”有券商提醒記者。

　　何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同國家，使命不太一樣。比如美國，第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於戰後的1947年，其初衷是當時美國領導人意識到單靠國務院的外交手段已無法應對來自蘇聯的競爭和挑戰，因此需要一個更綜合全面的制衡手段和平臺。

　　很顯然，中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産生背景與美國截然不同。在公告表述中，關於該機構的設置，出現在全會公告關於社會治理的環節中。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國安會當成一個軍事能力的整合。恰恰相反，“國家安全委員會”本身就蘊含著政府執政思想轉變。這一點，從此前頻繁提及的“加強黨的執政能力”改為“治理能力”就可以看出這一轉變，且公告9次提及“治理”，人大重陽的分析就認為，這是國家政治話語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那麼國家安全委員會要治理什麼？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認為，除了強調對外保衛國家安全和對內維持穩定的作用，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具有改革的意味。國家安全委員會現在最直接的任務，就是改革當下的維穩體制。他説，“國家安全委員會從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高度，建立跨部門的合作，便於統一協調和配置行政、軍事、社會資源，有利於協調體制內各部門乃至各種利益團體，從而實現全面推動改革的效果。”

　　按照這一種理解，多數分析人士表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大致框架已經不難猜測。未來成員構成除了來自國防、外交和情報機構代表外，還可能包括公安、武警在內的負責人，整個機構將“成為兼具國內社會治理、國外捍衛國家利益的跨部會機構”。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出現是一種社會改革的治理創新。按照三中全會的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不少海外媒體注意到，中國執政黨關於國家治理的很多提法都是首次出現。

　　其實，這些治理創新在經濟領域，已經開始顯現。比如，新一屆政府就將簡政放權作為改革抓手，國務院8個月來已分批取消和下放了3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這種治理變化釋放的信號已經有了回應：企業成立、註冊、組建的速度明顯在加快，尤其是小微企業更是同比增長超三成。

　　上海自貿區也是經濟改革的治理創新成果之一。公報就提及，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要放寬投資準入，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

　　彭文生對此表述就分析稱，“強調對內對外開放，並和上海自貿區聯繫在一起。雖然沒有提到資本賬戶開放，但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這其實就是指資本了。”彭文生認為，對外開放，特別是資本賬戶開放還是下一步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官方對此的態度也十分積極。

　　小組：1個

　　11月13日，葉門總統訪華，這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後的第一位元首訪華。在兩國元首會晤中，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對外界介紹了這次全會的成果。

　　有心人甚至還數了這一段總結全會成果的字數，剛好是222個字。全文是：“這次全會對中國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這是新形勢下中國推進改革的頂層設計，將對中國發展産生巨大深遠的影響。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産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這場革命已經進行了35年，現在我們的責任就是把這場新的偉大革命繼續推進下去。我們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也許222個字還是不夠“濃縮”，著名學者吳稼祥把公告洋洋5千言，縮成了一個關鍵詞：解放。解放思想，解放生産力，解放人。

　　兩個字也許還是多。因為公告出來後，更多人的感覺是，一個小組應運而生。即“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公告發佈的第一時間，這個小組就吸引了最多民間關注。

　　按照公告的表述，“中央將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這一領導小組的出現，自然讓人聯想起上世紀80年代成立的國家體改委。在此之後，重新確立關於改革的專門機構，並建立在中央最高層，多數分析認為，這是一個信號，説明改革不止是説説而已，對出現的部門利益綁架國家利益的現象，已經有了制度保障。正如有的評論指出，“這個小組就是為了實現頂層設計，頂層推進，頂層監督的。”

　　具體到這個小組成員的構成方面，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有媒體援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的話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級別應該高於原國家體改委，“體改委是設在政府的，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黨中央設立的，層級最高”。

　　其實，無論國家安全委員會，還是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都是在體制上為改革做保障。在分析兩者的關係上，吳稼祥的分析比較有説服力，本屆三中全會出現的最大亮點，是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前者為了穩定，後者釋放活力。它們克服的最大障礙，是從否定詞不許，不許，更不許，到肯定詞可以，可以，也可以。（記者 陳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