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魯：什麼是目前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

　　王小魯：經濟學博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現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改革制度，改善分配，培育國家長遠發展動力

　　什麼是目前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

　　共識網：一季度反映出的問題是去産能越去越多，去杠桿越去越高，這造成了各種各樣的風險，這些風險政府目前有備選項嗎？這些問題有辦法解決嗎？

　　王小魯：首先，現在的經濟下行是過去結構失衡的結果，也包括政策的失誤，如果結構繼續失衡，宏觀政策不作調整，那未來面臨的困難還要更加嚴重。因此，現在的經濟下行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硬要靠人為措施來改變它，一定要把保短期經濟增長率作為首選，那必然要延續過去不適當的宏觀政策，加大刺激，必然要把結構性改革、把體制改革無限期向後推延。而且這些刺激政策是不利於結構改革、不利於體制改革的，所以在促改革、調結構和維持短期經濟增長之間做選擇，第一位的應該是促改革、調結構，而不應該把保短期增長擺在第一位。

　　推動改革和結構調整，為的是在渡過困難期以後經濟增長能夠更加順利，更可持續，而避免經濟不斷下行，陷入長期簫條。具體的説，就是應該果斷減少過去不適當的政府干預、不適當的各種優惠政策、不適當的投資鼓勵、不適當的貨幣刺激，回到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軌道上來，培育有利於企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是供給側改革要做的事情。

　　而需求側結構性改革，應該著重解決導致收入分配失衡的若干體制和政策問題。首先，過去政府收入佔比不斷上升，但是政府支出結構不合理，過度偏向於投資，也過多用於政府行政支出，但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卻仍然不足。這不利於消費需求回升。必須説明，這幾年政府的公共服務支出是明顯上升的，有些領域上升還較快；但總體而言，和世界平均水準相比，特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準相比，中國的公共服務支出都仍然是不足的，公共醫療、教育、保障性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都存在著不足。

　　各級政府過去熱衷於GDP增長和擴大投資，把這些看作政府的主要政績。但經濟增長和投資的任務主要應由市場、由企業來完成，政府減少干預，可能市場會做得更好。當然有少數領域需要政府干預，比如基礎設施建設，因為短期內不賺錢，所以私人資本可能不會去做，需要政府來投資。但政府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也需要合理適度。並非所有基礎設施投資都是好的，有些是低效或無效的。政府的中心工作應回歸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維護良好的市場環境和公共秩序，建設一個服務型的政府。這是政府的基本職能。過去的一個偏向是政府常常去搶應該由市場來做的事情，而忽略了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中國目前七億多城鎮人口，其中三分之一是沒有城鎮戶口的新城鎮居民。他們多數人沒有享受到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他們長期在城市裏打工，但家還在農村，孩子還在農村，長期身份不能改變，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戶。有些人已經在城市工作了很多年，還是不能獲得城市居民身份。這正是當前政府迫切需要解決的事情。前年國務院提出了一個目標，在2020年以前要解決一億人的城鎮戶口，但據我所知，戶籍改革進度很慢，按現在的進程恐怕完不成這個任務。各級政府對完成這一任務不積極，它們不認為解決這些居民在城鎮安家落戶、獲得戶籍、給他們提供公共服務，是自己的職責。但是很多不該投資的項目，得到了政府的積極支援。這説明政府行為發生了偏差。這是政府改革要做的事情，政府改革要使政府回歸公共服務職能，政府政績好不好，應該由老百姓説了算，而不是由上級用幾個指標來評價，我覺得這方面需要一個根本的變化。

　　政府現在的財政支出結構需要有一個重大調整，減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資，減少過大的行政管理支出，增加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這一步很關鍵，做到了消費率就會回升，過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就會逐漸下降。所以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是現在的當務之急。

　　用低工資保持比較優勢？不合理！

　　共識網：您最近提到我國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學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而財政部長樓繼偉先生認為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為工資提高、《勞動合同法》等因素，抬升了企業用工成本。但老師剛才提到中國現在已經是中等收入國家，工人或者居民的收入應該符合中等收入國家的水準。老師怎麼看待通過降低或者改變最低工資、修訂《勞動合同法》，以度過中等收入陷阱的觀點？

　　王小魯：我也注意到了這些觀點。中國現在是中等收入國家，不是低收入國家了；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中國每人平均GDP才200美元，現在是7000多美元，那你怎麼可能指望工人工資不增長或者是低增長，怎麼可能一直靠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永遠維持經濟高增長呢？就算能夠靠低工資維持高增長，但如果老百姓不能從增長中得益，這樣的高增長有意義嗎？發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老百姓，中國已經度過了低收入階段，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工資水準和中等收入國家相適應，是非常正常的。我們不可能回到過去的低工資時代了。

　　很長時期以來，中國工資的增長速度是慢于GDP增長、慢于勞動生産率增長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基本上都是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居民收入、勞動報酬在GDP中的佔比下降，也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最近幾年工資增長加快了。經過了那麼長時間的工資佔比不斷下降，最近這些年工資增長快一點，是對過去勞動報酬、居民收入佔GDP比重過低現象的糾正，我認為是正常的。要改變勞動報酬佔比過低、居民收入和消費佔比過低的狀態，需要有一個時期工資增長快於GDP增長，快於勞動生産率的增長。因此，認為必須繼續保持低工資以維持比較優勢的觀點，並不合理。

　　觀察發達國家的歷史數據，它們在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階段，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都是穩定的或提高的，而不是下降的。它們的勞動報酬佔比一般在60%以上，幾十年前就是這樣。我們的勞動報酬近幾年雖然有提高，目前佔比還只有50%左右。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勞動佔比有所提高是合理的；如果沒有這種提高，消費比重過低的情況扭轉不過來，結構失衡也無法糾正。

　　當然，現在因為經濟下行，工資增長如果過快，確實有可能超過企業承受能力，所以工資增長還要適度，需要在企業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工資的增長主要靠市場主導，而不是靠政府主導。我認為各地政府規定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是有必要的，總體上來講是合理的，同時也應考慮到企業承受能力。

　　至於《勞動合同法》，它在保護工人勞動就業、獲得報酬、享受保險等權利方面做了很多規定，我認為是必要的。隨著中國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些方面的法律法規應該健全起來。有人説中國《勞動合同法》早出了幾十年，如果意思是説幾十年內不應該有勞動合同的法律，不應該有勞動保護，那這是完全站在資方的立場上説話，無視工人的利益。整個國民經濟的蛋糕在做大，勞動者報酬只能切一小塊，剩下的一大塊應該切給誰呢？都切給僱主嗎？或者都切給政府嗎？這是不合理的。蛋糕做大了是勞動者、管理者、企業家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當然應該公平分配，應該共用做大的蛋糕。忽視勞動者的利益是錯誤的。

　　但是，《勞動合同法》中的某些條款也許對勞動力的流動性有不利的影響，比如關於無固定期限合同的規定，是否會對勞動力的流動性、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影響？據説實踐中有些僱主為了避免這種情況，避免都變成固定工，合同沒到期就提前解雇工人，這可能是一個負面影響。這方面的問題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一部法律可能有利，也有可能有一些缺陷，但不能一概否定。如果在這些問題上能夠取得社會共識，不足之處可以在未來法律修訂中解決。

　　中國消費不足是因為中國人愛存錢？扯！

　　共識網：有一種説法，認為中國天然是一個高儲蓄率的國家。中國消費不足，經濟增長乏力，正是因為居民消費意願不高。這種情況無法改變，因為高儲蓄，只能搞高投資，才能解決內需不足的問題。這種説法是否合理？

　　王小魯：籠統講中國有高儲蓄的傳統，這是存在的，世界的平均儲蓄率大約在10%到20%，GDP的80%以上是拿來消費的，中等收入國家儲蓄率也不到30%。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儲蓄率就已經到了35%-36%，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儲蓄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多，這中間經歷過緩慢上升，但在2000年之前基本沒有超過40%。這已經是高儲蓄了，也促使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經濟高增長。因為高儲蓄，所以有大量的資金可以用來投資，而投資是中國過去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

　　但是2000年以後發生了一個變化，儲蓄率從百分之三十多、四十急劇上升到了50%，2010年達到51%，而消費率掉到50%以下，居民消費率只剩下36%。這就導致了過度投資和産能過剩。一個國家拿GDP的一半來儲蓄和投資，在世界上是極為罕見的，這是用歷史傳統、老百姓的習慣等等説法不能解釋的。我覺得這有幾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為這期間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導致了儲蓄率提高、消費率下降。收入差距擴大時，國民收入的分配向高收入者傾斜，而高收入人群是高儲蓄人群。這是導致儲蓄率超常上升的一個根本原因；

　　二是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分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這期間政府收入比重上升、企業收入比重也在上升，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了。而且，企業收入中是壟斷性行業收入上升快，一般製造業、競爭性部門的收入並沒有明顯的上升。政府收入比重，如果考慮到每年幾萬億元賣地收入沒有納入財政預算等因素，上升幅度更大。因此這期間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都是上升的。

　　第三，政府收入增加後，這個錢怎麼花？可以用於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這會減輕居民負擔，增加老百姓的消費。也可以用於投資，這會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但各級政府都要政績、追求GDP，因此更喜歡用來投資。對公共服務倒不怎麼熱心。有些地方的官員特別熱心搞投資，還和腐敗有關，因為從中可以撈油水。而且除了用政府收入投資，還要借銀行的錢投資，再加上用各種優惠政策不斷地刺激社會投資，儲蓄率和投資率自然會越來越高。此外優惠政策還是一種傾斜政策，會改變市場利潤平均化的規律，實際上是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干預。同時，宏觀政策也在刺激投資，經濟下行期會採取寬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用以刺激投資，會促使儲蓄率和投資率提高。

　　我覺得這些問題是結構失衡的背景原因，或者説是深層次的體制原因。這和現行的財稅體制、政府管理體制、收入分配製度都有關係。這種結構失衡不能用老百姓的儲蓄習慣來解釋。

　　供給側改革就行了？還應重視需求結構！

　　共識網：當前我們提出要施行供給側改革，而此前政府都在倡導結構性改革。您覺得供給側改革，針對當前經濟問題，是不是對症的政策選擇？又跟之前的結構性改革有什麼區別？在實行供給側改革的時候還需要注意什麼其他的因素嗎？

　　王小魯：我覺得中國經濟在需求側和供給側都存在結構問題。供給側的問題，主要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上被打了折扣。各級政府在直接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關心投資勝過關心給老百姓提供服務，在很多方面替代了市場，這是過去一個突出的問題。投資過度、産能過剩、房地産庫存過大、杠桿率過高，都與此有關。鋼鐵、水泥等産能過剩嚴重，但過去這些産業都曾經受到政府産業政策和地方發展政策的鼓勵和支援。十二五期間鼓勵七大新興産業，結果光伏産業、風電産業都出現了嚴重過剩，這實際上是政府過份刺激和鼓勵的結果。

　　新興産業的發展確實需要支援，但關鍵是改善市場環境。對看準了市場前景良好的新産業新技術可以有些支援政策，幫助它們渡過難關，但不能過度，不能改變優勝劣汰的原則。過猶不及，過度了就會走向反面。這種政府干預資源配置、干預投資、過度投資形成的過剩産能，又往往受到地方政府保護，一些僵屍企業年年虧損，長期不倒，原因正在於此。這些都是供給側存在的問題。所以供給側結構調整，主要應該著眼于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減少資源的錯配，當然也就會降低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實現結構優化。這是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改革應該做的事情。

　　供給側結構改革，還應該完成兩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增強企業的研發創新能力，和改善人力資本供應狀況。這是經濟長遠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但這兩個目標也不是僅靠政府花錢就能實現的。

　　增強企業的研發創新能力，首先需要打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實現優勝劣汰，使企業增強創新的動力。其次，需要對企業的智慧財産權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護，使企業敢於創新。第三，需要培育市場導向的風險投資機制和小企業融資機制，使企業的研發創新能得到資金支援。有些地方政府對所謂高技術企業大把花錢補貼，卻分不清是真的還是假的高技術，企業是否有效率，技術是否有發展前景。這樣的資金支援，反而可能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鼓勵尋租行為，也促進不了研發創新。

　　改善人力資本供應，首先教育體制需要改革，職校、高校要能夠有效培育市場需要的技術人員，和有事業心的基礎科學研究人員。用行政管理方式管學校、分配資金，難以適應市場需要，也很容易助長假大空的學風和學術腐敗、尋租行為，不利於實現上述目標。

　　供給側結構改革是需要的，但需求側同樣存在很大的結構問題，關鍵是投資率和儲蓄率過高、消費率過低。因此需求側也需要結構性改革。講需求側的問題，並不意味著要回到傳統的刺激政策的老路上去。一説需求側有問題，馬上就想到要刺激，要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要擴大投資，這一套思維方式有很嚴重的局限性。目前需求側的問題不能繼續用貨幣刺激和擴大投資的辦法解決，近年來的貨幣刺激、政府投資擴張並沒有解決經濟增長下行的問題。

　　今年一季度信貸投放和政府投資力度加大，有幾個經濟指標出現了某些好轉，有人就認為已經要見底回升了。我們不妨回想一下2009年，大規模政府投資以後經濟增長迅速回升，但是2010年以後經濟就再次下行。這麼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只帶來了一年多的短期效果，而帶來的長期效應卻是相當負面的，給現在的經濟增長留下了嚴重問題。中國現在面臨的困難，相當一部分是當時強刺激的結果。現在如果回到傳統刺激政策的老路上去，至多今明年把GDP拉起來零點幾個、一個百分點，但後年和更長期的困難要更嚴重，杠桿率會繼續上升，産能過剩會加重，效率會繼續下降，增長也會再次走軟。

　　共識網：實施刺激政策的一個理由是需要維持寬鬆的經濟環境，以推動經濟轉型、實行供給側改革。這種觀點聽上去也蠻有説服力，但如果照此以往，是否困難只是向後推移了？應該怎麼認識這種政策主張？用刺激政策來提供一個寬鬆的環境，問題在哪？

　　王小魯：如果一個人吸毒上了癮，不吸的時候就要發作，會很難受，這時候一吸毒就舒服了。那是不是就有理由認為他應該永遠吸毒？

　　這種政策説嚴重點就叫做飲鴆止渴、慢性自殺。

　　太重消費不利於經濟持續增長？建太多是浪費，重消費是積累人力資本！

　　記者：但是一些觀點認為，如果把過多的資金放在社會保障、醫療等民生支出方面，這些錢花掉就花掉了，不會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但如果放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面，會留下來東西，會長久的發生作用。

　　王小魯：這種觀點違背經濟學常識。如果想要實現經濟的正常增長，該花的錢一定要花，老百姓一定要消費，沒有老百姓的消費，不會有長期的經濟增長。蛋糕做大了，但是要壓制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費，堅持要把做大的蛋糕不斷變成固定資産、變成鋼筋水泥，認為這樣才可以留下來，但留下來的很可能只是一堆廢物，一堆過剩的産能，是一些沒有人住的房子。很多三線四線城市出現空城、鬼城，蓋了一大片房子，因為超過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投資變成了空置房、過剩産能，造成資源浪費。有些地方修了高鐵或高速公路，卻沒有多少客流，不但投資收不回來，還會長期虧損，會不斷耗費公共資源，那為什麼還要在這種沒有效益的項目上投資呢？

　　經濟發展了、蛋糕做大了，發展帶來的好處必須全民共用，否則就會出問題。像上世紀80-90年代，有些拉美國家基尼系數一度超過0.6，極度的兩極分化，極度的貧富不均，帶來了經濟長期停滯，最終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們不能再走這條路了。

　　另外，認為國民收入被人消費了就不會留下什麼東西，還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就是忽視了人力資本。錢被人消費了，如果教育水準、文化素質、健康狀況提高了，就加速了人力資本積累，這恰恰是一個國家長遠發展的最根本動力。什麼是最大的財富？人是最大的財富。我們國家現在不是缺鋼筋水泥建築，而是缺人，缺有素質、有良好教育、有職業技能的人。如果在這些方面人力資本能夠增值，能夠更快提高，那麼中國技術進步的速度要快很多，中國未來的發展也一定更有後勁。而這恰恰是要通過人的消費來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