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詞兒”編纂：公開徵集100個影響中國人詞語

　　與擁有權威地位和精裝外皮的《現代漢語詞典》相比，這本正在編纂中的“詞典”顯得太微不足道了。

　　它沒有浩如煙海的詞彙量，更不會進入學生的教輔參考書單。因為收錄其中的沒有考試會用到的成語，只有一個個正被歷史遺忘和改變的詞彙。

　　儘管如此，許多素不相識的人加入到這本“詞典”的編纂中。學者雷頤貢獻出“早請示晚彙報”，學者張鳴和葛劍雄提供“政審”，作家土家野夫講述“北漂兒”背後的故事，陌生網友回憶“請家長”，還有不少人自掏腰包為它捐款。

　　“詞語就是歷史的活化石。”新歷史合作社總編輯唐建光説。去年12月，他啟動了這個名叫“中國詞兒”的微紀錄片項目，公開徵集100個影響中國人的詞語，並邀請歷史親歷者面對錄影機，講述詞語背後的故事。

　　在這本由特殊詞語匯整合的“詞典”裏，沒有標準釋義，只有一個個用不同歷史記憶書寫的注解。

　　“那些詞兒隨時代遠去，那些事兒不可以忘記”

　　對於作家土家野夫來説，“北漂兒”是北京大雜院裏一間三四平方米、沒有暖氣的小偏房，是《北京晚報》和《精品購物指南》上的招聘資訊，是北京男孩惡作劇粘在他衣服上的一塊口香糖。對於加拿大籍華裔學者潘士弘來説，“海外關係”也不是簡單的四個字，而是不敢聯繫的母親、“文革”時期要向軍代表彙報的一封海外家書。

　　在這本詞典中，每個看似冰冷的詞語背後，都有一個帶著體溫的故事。去年12月，唐建光開始在網上向公眾徵集那些具有中國特色、時代印記，能激活集體記憶並呈現個人命運的詞語，每個詞都將被拍攝成一集8分鐘左右的微紀錄片。

　　徵集帖發佈後，僅僅在微信裏就有幾十個朋友給唐建光回復了上百個詞。一個“70後”姑娘甚至用6個詞總結了自己的前半生：“重點班”、“分流”、“分配”、“內定”、“介紹人”、“剩女”。

　　“他們説出這些詞時説出了自己的記憶。”唐建光説，他希望通過詞語讓人們重溫、喚醒並且拼接歷史記憶。

　　不過，並不是每個詞都能引起人們共鳴。一些特殊年代産生的詞語已經被拋棄，滯留在歷史的縫隙裏。一個作家朋友給唐建光提供了一個詞，“反覆舊”，把這個歷史雜誌主編都難住了。“天哪，我完全沒聽過。”他對朋友説。後來他用這個詞考一個“80後”女生，對方説這是“困難時期反覆穿舊衣服”的意思。實際上，這是“文革”時一項政治運動的簡稱，“反對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和復舊傾向”。

　　“僅僅過了五年、十年，下一代人就完全不知道了。”唐建光感嘆。這種被詞語絆住腳的情況，在擔任《看歷史》雜誌主編時他也遇到過。那時，編輯部經常會為文章裏一個詞要不要加注解發生爭論：太簡單的詞加注解顯得低估讀者智商，不加注解又怕讀者看不懂，有的詞連年輕的編輯都不知道，更別指望普通讀者能理解了。

　　“當時我就覺得，這在中國是個特定的現象。最難理解的是這些詞語，最有特色的也是這些詞語。”唐建光説。

　　大陸年輕人都不知道的這些特殊詞語，港澳臺以及海外的年輕人就更陌生了。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網站上，有一個專門為修讀《中國社會》課程的同學設置的“詞彙索引”，裏面收錄了“老三屆”、“四類分子”、“臭老九”等詞，並加以解釋。

　　“沒有這個詞彙表，就會妨礙你去理解那個時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前助理主任熊景明説。

　　上世紀70年代末，熊景明剛從內地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工作時，就發現當地出版的論文集，特別是英文論文後面都要附錄一個詞彙表，裏面收錄的詞大多就是她很熟悉、但在詞典上查不到的政治專用詞彙。

　　“比如‘三反五反’，比如跟‘肅反’有關的，什麼‘交心’啊‘背對背’啊，現在大家聽了都覺得莫名其妙的，這就是時代的隔膜。我們應該做一點努力，讓人們看到這個民族和國家怎麼走過來。”她説，“那些詞兒隨時代遠去，那些事兒不可以忘記。”

　　近年來，熊景明和作家林達一直在收集民間歷史資料，因為“每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都是歷史的組成部分”。經常會有一些內地的老人把自己的回憶錄寄給她，他們寧願把自己的一生講述給這個素不相識的人聽——孫輩們已經不相信他們的故事了，往往還沒講兩句，孩子們就不耐煩地説：“爺爺，你老糊塗了吧？”

　　很多歷史的密碼就隱藏在詞彙中

　　第一個被正式寫進“中國詞兒”這本詞典的，是“政審”。《現代漢語詞典》也收錄了這個詞，但不會收錄它背後的故事。在那本權威的詞典裏，關於“政審”的解釋只有四個字，政治審查。實際上它對人的影響遠比這個略顯蒼白的解釋複雜。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葛劍雄“文革”時期曾在上海一所中學的“材料組”裏進行過10年的政審工作，他經手的政審表格讓一些學生“從畢業之日起就戴上了無形的枷鎖”。葛劍雄是第一個坐在“中國詞兒”的錄影機前講述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在他看來，人們可以通過這些詞認識中國。

　　幾乎同一時期，另一個年輕人的命運也因為這個詞而改變。那時，每個人都要填寫自己的政治面貌。還是中學生的張鳴記得，一個同學拿到表格時在裏面填了三個字，“長方臉”，並且用小字在旁邊註釋，“大眼睛雙眼皮”。

　　張鳴被逗樂了。可很快，他就體會到表格背後的沉重。1974年，張鳴被告發對“文革”有非議，通報批評，發配到連隊養豬，後來報考北大中文系也沒有通過政審。第二年，這位後來的歷史學者考進“政審相對松一點”的黑龍江農墾大學，可學校秘書一直對他很是冷淡，集體活動也不讓他參加。很久之後，這位秘書才告訴張鳴，因為“你的政審是班裏幾個人中最差的”。

　　一次偶然的聊天中，剛剛拍攝完葛劍雄的唐建光跟張鳴提到“政審”這個詞。“我就是被政審扒拉下來的啊。”張鳴講述了記憶中的這段往事，和葛劍雄一起豐富了詞典外的歷史。

　　“其實很多歷史記憶都是共通的，詞語既是每個人的記憶，也是同時代人的記憶連接。”唐建光説。

　　影響葛劍雄與張鳴的“政審”直到今天也沒有消失，不過，帶給“70後”時評作者宋石男家族隱痛的“土豪”，已經變得有些面目全非了。

　　宋石男的爺爺宋森友在解放前擔任過國民黨的地方官員，按照階級劃分，屬於“土豪劣紳”中的劣紳。1951年鎮反運動時，宋森友被執行死刑，家人至今都不知道他被埋在哪。

　　直到上大學後，宋石男才知道爺爺的名字，此前，家中很少談及爺爺的事。宋石男常問父親，“為什麼你們總不跟我説爺爺的事”，這時，父親只是簡短地告訴他，爺爺以前是國民黨，已經不在了。這是整個家族的隱痛，但是現在，宋石男決定公開講述這個故事，因為“人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爺爺的遭遇應該鑲嵌在歷史結構中”。

　　在成都一家會所裏，宋石男對著錄影機講述了這個故事。旁邊一個人對唐建光説，自己也想講講這個詞。他是這家會所的老闆，常被朋友戲稱為“土豪”的那種人。幾十年過去，“土豪”已經不再是要被消滅的階級敵人，它一度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再度出現時已經變成網路遊戲裏那些砸重金買裝備的玩家，然後又變成流行語中人們爭相結交的對象。

　　“從‘打土豪分田地’，到‘土豪我們做朋友吧’，這背後意味著仇恨教育的消解”，宋石男説，“這種調侃背後是一種心理補償，隱隱約約帶著羨慕嫉妒恨，又不無親切感。不管怎樣，歷史上的腥風血雨已經過去，這是一種進步。”

　　“革命中的土豪，遊戲中的土豪，當代語境中的土豪，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歷史的密碼就隱藏在這些詞彙中。”唐建光説。

　　讓歷史更有來自“公民的文化態度”

　　兩個月的時間裏，這本“詞典”已經徵集到200多個詞條。人們用這些詞拼湊出一段段已經被淡忘的歷史。

　　“小時候我住的院子裏沒有商店，只有一個叫‘合作社’的神奇地方，裏面有餅乾、果脯、橡皮、鉛筆、暖壺等等，那真是一應俱全。那時候我不懂合作社是啥意思，每次想買好吃的就説：媽媽，我要去‘核桃社’。直到有一天，我明白這個詞彙，合作社卻消失在了路口，變成了超市。”一位網友説。

　　“記得八九十年代小升初考試，過重點分數線可上區、市重點，沒過分數線的就近分配，把大撥學生轟到非重點學校。”一位網友提到“大撥兒轟”這個詞，引起了共鳴，“好久沒聽到這個詞兒啦。”

　　“不同年代的人通過這些詞，分享自己的歷史記憶，也參與到別人的時代中。”唐建光説，他希望通過這些詞能夠發動普通人親身講述歷史，記錄歷史。

　　一位80多歲的老人給唐建光匯來100元。他曾在抗美援朝時期成為戰俘，1980年開始，他陸續將自己的沉重記憶寫出來。他留言説，自己也要加入“詞典”的編纂，因為“每一個中華兒女，不論自覺與否，都是中國歷史的參與者”。另一個網友親自把“紅包”送到唐建光的辦公室，他説這本“詞典”讓每個“大時代的小訪客”得以自由表達真實的感觸，讓歷史更有來自“公民的文化態度”。

　　詞典籌備初期，唐建光本來只打算收錄一些舊詞，因為這些人們曾經記憶深刻的詞正在逐漸消失。第一次在北京衚同的辦公室裏開會，他讓團隊成員説説自己理解的“中國詞兒”，答案形成兩種不同的類型：跟著唐建光長期做歷史報道的人，脫口而出的是“右派”、“知青”、“下鄉”；剛加入進來、負責攝影的中國傳媒大學學生對“房奴”、“蟻族”、“擴招”更感興趣。

　　一個研究生女孩説了個詞，把唐建光“絆住了”。“什麼詞來著，天哪我完全不懂”，給記者復述時，他又忘了，打開手機查了查，嘴裏嘟囔著：“很奇怪的詞……對，殺馬特！到底什麼意思？”(這是一種以造型誇張怪異為特點的青年亞文化現象，當然，你不會在正統詞典裏找到關於它的解釋。)

　　最終，唐建光決定補充1980年後流行的詞，“不能把歷史僅僅想像成陳舊的、沉重的，這些‘80後’的詞也是時代的碎片，也應該去捕捉。現在‘80後’也開始懷舊了，也在試圖留存自己的集體記憶，這時候如果不去記錄，十幾年後又只能靠挖掘了。”他説。

　　在徵集到的兩百多個詞條裏，唐建光發現，引起最多人共鳴的並不是特定時期的政治術語，而是“請家長”這三個字。尤其是一些“80後”的年輕人，似乎被這個詞勾起了他們的某些共同記憶。

　　“後人打開我們的網路數據庫，同樣不懂。新的時代會對舊的詞語遺忘、破壞、解構，同時也會誕生新的詞，然後這些詞又會被重新遺忘、破壞、解構。一代又一代，歷史記憶的傳承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唐建光説。

　　去年11月，新歷史合作社在蘇州舉辦了一次歷史嘉年華活動。會場裏，大家分享關於“早請示晚彙報”的記憶，坐在臺下的熊景明上臺跳了段“忠字舞”。大學畢業後在雲南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的兩年裏，熊景明經常在半夜熟睡時被哨聲叫起來，收聽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然後編好“忠字舞”，敲鑼打鼓去鄰村傳達。

　　40年後，已經退休的熊景明站在燈光下揚著手、來了個弓箭步，再現這個現在看起來有點可笑的舞蹈，坐在臺下的觀眾發出一陣笑聲。活動結束後，一個20歲出頭的年輕人走過來激動地抱住熊景明，眼睛裏還含著淚。

　　這個年輕人是在這本“詞典”裏才第一次看到鮮活的“忠字舞”，還有這三個字背後那段已不甚清晰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