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與經典

　　歷史故事與經典對舉對證，是先秦兩漢時期重要的文章形態。《韓非子·喻老》《韓詩外傳》《淮南子·道應訓》分別代表了歷史故事與經典對舉的三種形態：《韓非子·喻老》代表的是“為我所用”型，其中的故事敘述甚至所引經典都被有意改造和引導，用以暗證和呈現自家學説；《韓詩外傳》代表的是“以故事解釋經典”型，所引用的歷史故事是為了闡釋經典。以上兩種形態，前人多有論述，而至於第三種形態則鮮有論及：即《淮南子·道應訓》所代表“模糊彌合”型，歷史故事與經典語錄均以相對獨立狀態存在，在模糊彌合和對舉中實現對故事、經典的雙重改造，産生以本統末、兼收並蓄的文章效果。

　　關於《韓非子·喻老》的性質曾有爭論，梁啟超等人認為本篇是以歷史故事解老的作品。但是考察作品能夠看出，本篇實是借歷史故事和《老子》語錄為法家思想張本。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幾種方式：第一，在議論中對《老子》本義進行偏引，有意將經典引向自我理論闡發。如：“邦以存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矣。”作者認為慾望會導致邦亡身死，因而他勸解知足止欲，以使國存身生，從而達霸王富貴之目的，這與《老子》本義偏差很大，是偏引經典。第二，概念嫁接。作者以具有法家內涵的概念與《老子》概念進行嫁接，從而展現法家理念。如“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一段，其中“重”“輕”等幾個關鍵概念，都被賦予典型的法家特徵。第三種：偷換概念、暗度陳倉。在看似不經意間暗改《老子》原文，從而引向自家理論。如“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便是對《老子》“輕則失根，躁則失君”（26章）的暗改。另外，還有“偷加概念、暗賦新意”“對故事主旨、《老子》理論進行偏引”等方式。這些都是本篇實為借歷史故事與經典為自家理論張本的證據，其所代表的是“為我所用”型。

　　至於《韓詩外傳》，也曾有“用詩説”與“解詩説”之爭。但考察之下，“解詩説”更近情理。本書有近半段落是以“議論+《詩》曰”形式呈現，這類段落議論都是為解詩而為。而仍有近半段落以“歷史故事+《詩》曰”形式呈現，這類章節同樣也貫穿了作者的解詩理念，意圖通過故事敘述闡發儒家經義。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故事和《詩經》之間的這種關聯，有時是比較直接的，故事主旨直接對應詩句的本義。有時則不十分直接，需要進行一定引申，使故事隱藏的理念和詩句的理念進行對接。如“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一段，故事與詩句的關聯顯然已不是停留在“我心則憂”這一字面與嬰的憂慮上。更為深層的關聯在於：兩者都是女性，都是巾幗不讓鬚眉，都是以國是為重的典範。所以，《韓詩外傳》所代表的是“以故事解釋經典”型。

　　至於《淮南子·道應訓》，楊樹達曾説：“此篇體裁全效《韓非·喻老篇》。”其行文形式確實相近，但是本質卻不同。《淮南子·道應訓》的主要行文形式是“故事敘述+故《老子》曰”。其中故事敘述主要襲自前代文獻的段落佔61%。除此之外，“故事+議論+故《老子》曰”形式的17章佔30%，但其中10章其“議論”部分實為襲自前代。所以，本篇襲用前代文獻的特徵十分突出，作者較少新加議論，而是以故事和經典語錄進行直接對接。通過與其他文獻對比還可以看出，其故事敘述以照搬為主，很少進行目的性修改。其完整而詳盡，説明其對議論的依附性已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説，敘事在整個段落中已十分搶眼，某種程度上彰顯出主導地位。

　　由於《淮南子·道應訓》故事敘述的獨立，故事與經典在對證的吻合程度上自然地出現了參差：有的吻合較好；而有的吻合程度較差。如“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段。這則故事以及議論均襲自《呂氏春秋·分職》，故事之後的議論是：“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批評的是白公的愚昧、愚蠢行徑，並沒有明顯的道家思想，也較好地扣合了文首主旨，但所引經典卻是《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兩者其實主要是字面關聯：白公勝“不能以府庫分人”府庫飽滿和“持而盈之”的關聯，以及“（葉公）十有九日而擒白公”的白公失敗與“不可長保也”的關聯。但是，深入一步至內涵，兩者卻存在明顯齟齬：白公失敗、葉公勝利的關鍵在於是否把戰利品（府庫）用以“予眾”“賦民”，故事承載更多的是重民思想，而府庫的盈滿與否並不是勝敗的關鍵。但必須承認，這種齟齬並不十分影響對兩者互證的認同。

　　這種模糊彌合看似鬆散，實則拙中藏巧，能産生更為廣泛的文學效果：

　　首先，使相對獨立的故事承載多樣的主旨內涵和思想。娓娓道來的完整故事本身就是極好的案例和教材，其中蘊含的多種思想和哲理會相對獨立地傳遞出來。在與《老子》語錄對應中，故事的某種內涵與主旨會凸顯，但故事的其他內涵也不會被完全掩蓋。

　　其次，使《老子》為代表的道家理論落地、具體化，同時潛移默化地對《老子》理論的認識與理解産生影響。模糊彌合中的《老子》理論，顯然與原始之義不同，其廣泛容納了各种家派思想。

　　作者使故事和《老子》語錄都處於一種相對開放和獨立的狀態，在看似簡單的對應中實現對故事的理論提示，同時也實現對《老子》理論潛移默化的改造與擴容。故事與經典對應取的是二者的合集而非交集。其目的不在於像《韓詩外傳》一樣以故事印證《老子》，也不在於像《韓非子·喻老》一樣以《老子》對證故事，而是借助故事與經典對應所産生的權威性，在模糊彌合中實現對各家、各種思想的融合。這正是《淮南子·道應訓》的創作目的所在，也是《淮南子》作為雜家的真正內涵。

　　與《韓非子·喻老》代表的“為我所用”型、《韓詩外傳》代表的“以故事解釋經典”型相比，《淮南子·道應訓》呈現的是“模糊彌合”。三種類型各有特徵，但相比之下第三種類型確實顯得更加巧妙、更具涵容力。

　　（管宗昌，作者係大連民族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