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刷新多項歷史認知

　　日前，備受關注的“202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在一年一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上揭曉，6個項目入選，分別是：浙江余姚市井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河南鞏義市雙槐樹新石器時代遺址、湖北武漢市郭元咀商周遺址、寧夏彭陽縣姚河垣西周遺址、新疆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唐代烽燧、青海都蘭縣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

　　就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撰文指出：“這6個評選出的考古項目有的回答了重大的學術問題，有的改寫了我們過去的一些認知，同時也給我們一新的啟示去探索更多的未知。”

　　浙江余姚市井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

　　海洋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

　　井頭山遺址位於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鎮三七市村，臨近河姆渡、田螺山遺址，2013年發現，總面積約2萬平方米，被看作是繼河姆渡遺址發現近50年之後，在余姚發現的又一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對該遺址進行發掘。

　　由於井頭山遺址文化堆積的超大埋深和被海相沉積覆蓋的低海拔埋藏環境，發掘之前由工程部門建了一個圍護髮掘區的鋼結構基坑。就此，“202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發佈現場點評專家表示，“這是一個創造性的工程”。

　　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研究員孫國平介紹，遺址發掘出土露天燒火坑、食物儲藏坑、生活器具加工製作區等聚落遺跡，出土遺物按性質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人工利用後廢棄的大量動植物、礦物遺存，動物遺存中最多的是海生貝殼；另一類是陶器、石器、骨器、貝器、木器、編織物等人工器物，達400多件。

　　“我一直在思考幾個問題：中國作為有著1.8萬公里陸地海岸線的海洋大國，海洋文化從哪、在何時起源？之前為什麼浙江、江蘇、上海沒有發現貝丘遺址？河姆渡文化來自於哪？井頭山遺址的發掘讓這些問題有了一些相關答案。”孫國平説。

　　確實，從學術價值上看，井頭山遺址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長三角地區發現的首個貝丘遺址，也是目前所見中國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貝丘遺址(距今8300—7800年)，考古發掘表明余姚、寧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區是中國海洋文化發源的重點區域。

　　孫國平表示，井頭山遺址的發現和發掘，是研究8000多年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社會生産、生活狀態與自然環境相互關係，全新世早中期海平面上升過程等重大學術問題的寶貴案例，堪稱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特別是海洋文化考古、全新世海洋環境變遷研究的重大突破。

　　就遺址的後續考古和保護利用，孫國平介紹説：“井頭山遺址與河姆渡、田螺山、鯔山遺址一起已由余姚市和寧波市兩級政府納入河姆渡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規劃和寧波市‘十四五’社會發展規劃，也將會置於浙江省的海洋經濟和海洋文化發展戰略等來開展核心遺址的考古研究、文物保護和綜合利用。”

　　湖北武漢市郭元咀商周遺址：

　　揭示商代晚期長江流域鑄銅技術水準

　　郭元咀遺址位於魯臺山北麓、灄水東岸之臺地上，以商代至春秋時期文化遺存為主。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在郭元咀遺址的西北部進行了持續性發掘。

　　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胡剛介紹，遺址發掘的商代遺存豐富，年代相當於洹北花園莊期至殷墟一期，其文化面貌以商文化為主體，同時表現出大量的地方文化因素，對探討長江中游地區商文化發展演變、地方文化發展演變、地方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與交流都具有重要意義。

　　遺址發掘出土了大量與鑄銅有關的遺跡和遺物，是長江中游地區近年保存最為完好、內涵最為豐富的商代鑄銅遺址。“發現的各類銅渣、陶范、坩堝壁碎塊及爐基表明，遺址中至少包含精煉粗銅、熔煉合金與陶塊范澆鑄3類冶金生産活動。結合遺址中發現的沙層等遺跡現象，初步確定了與熔煉、澆鑄環節有關的手工業操作鏈。”胡剛説。

　　經過實驗室分析，郭元咀遺址出土的銅器及銅渣樣品成分，與位於河南安陽的洹北商城等都邑出土的金屬資源一致，遺址出土的陶范質地較為粗糙，烘製程度低，也與洹北商城陶范相似，這初步揭示了洹北時期長江中游地區的鑄銅技術與中原都邑有密切關聯。

　　另據胡剛介紹，帶按窩的鼎足、鬲足的出土表明，郭元咀遺址與大路鋪文化存在交流，暗示此地鑄銅原料或部分來源於鄂東、贛北等地的長江銅礦帶，為揭示商代晚期長江流域鑄銅技術水準、銅資源的共用與分配、組織與運輸等學術問題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值得一提的是，郭元咀遺址在田野發掘的同時，綜合開展動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環境考古、陶瓷考古等多項研究，在獲取和分析考古材料方面取得了突破，同時對重要的沙坑、爐址等鑄銅遺跡進行整體提取，在室內進行實驗室考古清理，進一步揭示遺址冶鑄活動的性質。“遺址的田野考古與科學分析工作緊密結合，重要的遺跡被搬遷至實驗室清理，是冶金考古的成功實踐。”胡剛説。

　　寧夏彭陽縣姚河垣西周遺址：

　　為了解西周國家的政治格局提供新資料

　　姚河垣遺址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彭陽縣新集鄉姚河村北部，是寧夏南部及涇水上游地區首次發現的一處大型西周諸侯國都邑城址。該遺址從2017年5月發現後就持續開展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確認遺址面積約86萬平方米。

　　據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馬強介紹，姚河垣遺址分為內城和外城兩個部分，內城的東部、東北部為高等級墓葬區，墓葬區南部為鑄銅作坊區和制陶作坊區，中部為夯土建築基址，疑為宮殿區，東南部為小型墓葬區。外城發現有房址、窯址、灰坑、窖穴、道路等遺跡，主要為當時的一些普通村落。遺址水網密布，溝渠縱橫，勘探發現較多的大型儲水池，有幹渠與這些水池相接，其與鑄銅作坊、制陶作坊等關係密切，表現出該遺址人群非常重視對水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馬強表示，姚河垣遺址有功能結構複雜的聚落形態、帶墓道的高等級墓葬、掌握高技能工藝的鑄銅作坊，出土的青銅器、玉器、瓷器、象牙器等珍貴文物，以及刻字的卜骨等，都顯示其與中原分封的諸侯國性質一致，表明西周王朝對西部疆域的管理與東方地區一樣，採用的也是分封諸侯、藩屏王室模式。

　　“其中，遺址出土有卜骨和卜甲兩種，目前發現甲骨文150余字，記載了一些重要的史實。從甲骨文內容來看，與戎人的戰事頻繁，以30人為一編制小隊經常性巡視，並俘獲5人，也印證了遺址具有軍事屬性的重要地位。”馬強説。

　　相關專家表示，姚河垣西周遺址內發現的較多劉家文化類遺存以及先周文化、殷商文化、寺洼文化等遺物，反映了商周之際寧夏南部地區出現過複雜的人群轉換及文化變遷，成為研究隴山地區與相關區域考古學文化廣泛交流和聯繫的重要線索。該遺址的考古發掘對了解西周國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與西北邊陲地區的關係提供了珍貴的新資料。這一研究課題的實施，將會拓展中國早期文明的綜合研究，同時對研究中國早期文明形成的過程與格局具有深遠意義。

　　河南鞏義市雙槐樹新石器時代遺址：

　　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

　　雙槐樹遺址是距今5300年前後經過精心選址的都邑性聚落遺址，位於黃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東4公里，河南省鞏義市河洛鎮雙槐樹村村南的高臺地上，處於河洛文化中心區。

　　經過多年的考古調查、勘探及發掘，確認遺址現存面積約117萬平方米，聚落結構佈局基本清晰，發現大型的祭祀坑、窖藏坑、陶窯、房址等文化遺跡，出土遺物豐富。

　　據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研究員顧萬發介紹，遺址的主要發現中，大型建築群初具中國早期宮室建築的特徵，為探索三代宮室制度的源頭提供了重要素材；大型中心居址建築前兩道圍墻及兩處錯位佈置的門道和加厚圍墻的設計，具有極強的防禦功能，應是中國古代最早甕城的雛形；遺址發現的三重環壕，曲度一致，時代相疊，互不打破，工程量巨大，這種形制的規劃可能蘊含一定的人文理念；墓葬區內發現的夯土祭臺遺跡，係仰韶文化遺址的首次發現，為開展與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在祭祀制度方面的比較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發現的大量農作物和正在吐絲狀態的牙雕家蠶，連同青臺、汪溝等遺址發現的農業和絲綢實物等，充分證明了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區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農桑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祭祀區位於遺址東部G1環壕外側，目前發現有9個陶罐組成的北斗九星式遺存，其東部有圓形黃色祭土臺，西部有大、中、小3個甕棺，南部有一個圓形祭祀坑，整個祭祀區周圍有較多疑似地臼的遺存。”顧萬發説。

　　據顧萬發介紹，雙槐樹遺址東邊為虎牢關，西邊為黑石關，南邊為嵩山，北邊為黃河，周邊分佈有青臺、汪溝、西山等諸多聚落，形成一個規模巨大的聚落群。“特別是西山、點軍臺仰韶文化城址組成的城址群對雙槐樹都邑形成拱衛之勢，從遺址的地理位置、規模、文化內涵分析，是迄今為止在黃河流域發現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規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雙槐樹遺址為代表的鄭洛地區這一聚落群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被有關專家命名為‘河洛古國’”。

　　新疆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唐代烽燧：

　　實證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

　　沿孔雀河北岸，在新疆庫爾勒市至營盤古城之間長約150公里的範圍內，呈東西向分佈著11座烽燧，克亞克庫都克烽燧是其中之一。

　　2019年至202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兩次對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境內的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掘情況表明，遺址修築于一處9米多高的大型紅柳沙堆上，立面呈梯形，是由烽燧本體、居住房屋等建築構成的一處軍事設施遺址。目前已清理房屋1座、木柵欄1處、踏步1處、灰堆5處。”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胡興軍説。

　　值得關注的是，灰堆中出土遺物種類豐富，涵蓋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各個方面。截至2020年12月31日，遺址共出土各類遺物1368件(組)，其中包含珍貴的紙文書、木簡861件。這批紙文書、木簡是近年新疆考古發掘出土數量最多的一批唐代漢文文書資料。文書內容豐富，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學等諸多方面，許多內容是國內首次考古發現。其中軍事文書數量最多，詳細記錄了與孔雀河沿線烽燧有關的軍鎮、守捉、烽鋪館驛等各級軍事設施名稱，文書顯示出各級軍事機構正常運作，並通過“計會交牌”等方式傳遞軍情和政令，對該地實施有效戍守管理。

　　據胡興軍介紹，在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管理大為加強，先後設立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統轄天山南北。“為進一步加強中央對西域的管轄和治理，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在天山南北交通要道修築城堡、關隘、烽燧等軍事交通設施，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即是唐代‘樓蘭路’沿途修築的軍事預警設施之一。”

　　相關專家點評認為，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的發掘實證了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和治理，填補了歷史文獻關於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下軍鎮防禦體系記載的空白，為了解大唐西域軍鎮鎮防體系、唐代軍事制度、邊塞軍事生活等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對敦煌吐魯番學、文獻版本學、書法藝術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將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目前我們對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的考古發掘尚在進行中，對其認識只是冰山一角，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室內紙文書、木簡的修復整理、解讀研究，將會有更多內容呈現。”胡興軍説。

　　青海都蘭縣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

　　為研究絲綢之路青海道考古提供新材料

　　“在西元4至7世紀初，佔據青海的吐谷渾強盛，壟斷了青海地區的交通和商貿，成為聯繫中國與漠北、西域、青藏高原、印度等地的交通的中心。以青海為中心，向北、向東、向東南、向西、向西南都有著暢通的交通路線，這就是歷史上的絲綢之路青海道。”202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的項目報告現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韓建華對入選項目青海都蘭縣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的介紹，就從著名的青海道開始。

　　位於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熱水鄉境內的熱水墓群出土的大量文物，確實有力地證明了從北朝至隋唐時期，青海道是絲綢之路上的一條重要幹線，都蘭則是東、西方貿易的轉机站。

　　據韓建華介紹，熱水墓群分佈于熱水鄉察汗烏蘇河南北兩岸，1982年考古發現並得名。2018年熱水墓群被盜事件發生後，經國家文物局同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于2018年開始發掘，將其編號為2018血渭一號墓。

　　2018血渭一號墓是一座木石結構的多室墓，出土了大量的金銀器、銅器、絲織品、皮革製品等珍貴遺物，併發現了一枚銀質方形印章，印面由駱駝和古藏文組成。

　　“印章的出土為墓主人身份的認定提供了重要資訊，是此次考古發掘的重大收穫。根據印章釋讀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即吐谷渾王。另根據墓室出土金器、絲織物等，結合棚木樹木年輪測定，該墓的年代在8世紀中期左右。”韓建華説。

　　相關專家表示，通過科學發掘，確認該墓為熱水墓群結構最完整、墓室最複雜的高等級墓葬。地上墓園建築、棺床以及主墓室東西兩壁用涂紅彩的鬥拱構件裝飾，這些元素帶有明顯中原文化特徵；另外，墓葬出土的木構建築模型、五色石、大量中原的絲織物，都充分證明絲綢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體現了中原文化強大的輻射力及影響力；發掘出土的大量絲織物，其織造工藝和紋樣具有多源性，證實都蘭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一站。

　　“2018血渭一號墓發掘為研究絲綢之路青海道考古、熱水墓群葬俗以及青藏高原東部地區古代族群活動和文化傳播提供了新資料。”韓建華説。 (記者 趙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