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家熊佛西習畫記

　　作者：宮立（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故事雜誌社1947年5月出版的蘇季常編的《當代人物》一書中有一篇《戲劇家——熊佛西》，其中提到“熊先生的荷花，古松，畫得並不好，但沒事就喜歡畫，假如一個學生去為他磨墨，挺有興致的看他畫畫，他會高興得忘記了年齡的，於是‘啊，啊’的説話多起來，偶爾畫壞了一筆，便仰頭哈哈大笑，笑完，習慣地扶一扶眼鏡又畫下去，結果，這張畫，一定寫上‘學弟×××雅囑’送給你。”曹聚仁在《熊佛西與顧仲彝》中提及：“有人説：‘熊先生是一個最好最可愛的人，就是他的愛太沒有範圍和標準了，又常常毫不加選擇地聽信那些花言巧語；只要你常常接近他，常請他畫畫，哪怕是壞人，他也會當你好人來愛的，至少他原諒那人的壞處，甚至維護他。’”熊佛西在《寫劇原理》中説：“一個人可以彈琴，可以畫畫，可以跳舞，但一個人決不能演戲。”作為戲劇家的熊佛西能寫劇本、演戲，這並不稀奇，但他還會畫畫，並且如此有興致，筆者還是第一次聽説。

　　筆者在1945年10月31日出版的《文藝先鋒》第7卷第4期找到了熊佛西的《習畫記》。這篇散文，不見於《熊佛西戲劇文集》等熊佛西已出版的各類集子，當為集外文。

　　熊佛西最初是怎麼對繪畫産生興趣的呢？他在《習畫記》中自白：“我對繪畫發生興趣可以説是偶然的。起先是為了充實自己的主修科目——戲劇藝術——涉獵各種姊妹藝術。作為一個戲劇工作者而沒有其他藝術的修養，是一個極大的缺陷，對於音樂與繪畫尤其不可忽略。音樂中的‘聲美’與繪畫中的‘色美’和‘線美’都是創造戲劇藝術的基礎。自然，我涉獵其他藝術，也是和別人一樣，先從欣賞入門。記得少年在國外讀書時，每星期除了照例要看兩次戲，還至少要聽一次音樂，或參觀一次畫展。當時看到各國的名畫的確不能欣賞，只是‘看看’而已。但因常看，便漸漸知道去分析這些作品的構圖、線條、色調，久而久之，對於它們也就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歐美的博物院裏看畫是不能白看的，必得付出相當的代價，自己雖是一個窮學生，而為了看戲，看畫，聽音樂，常常縮衣節食。”即便熊佛西當時對繪畫的興趣再濃厚，但畢竟他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主修的是戲劇並非繪畫，他對繪畫的了解也只能是初步的、淺層次的。

　　真正讓熊佛西近距離接觸繪畫，是在他留學回國後，任教于國立北平藝術專門學校時。熊佛西回憶：“藝專在當時可以説是全國最高的藝術學府，幾乎網羅了全國的藝術大師，尤其是國畫係的教授特別堅強，蕭俊賢、蕭謙中、湯定之、齊白石、王夢白、陳半丁、姚茫父諸位先生都在裏面任教。十七年（1928年，編者按）藝專改組，成立國立藝術學院，林風眠先生南下，徐悲鴻、張大千兩先生同時聯袂北上，加之北派山水泰斗舊王孫溥心畬先生也受了學院的聘，更是人才濟濟，盛極一時……為了求得齊白石和王夢白兩先生同時受學校的聘，我們不知費了多少口舌……我當時是戲劇學的主任兼教務之責，不是他們的同行，地位比較超然，所以他們對我特別客氣，時常有機會和他們親近，到他們的畫室裏去聊天，看他們作畫。尤其與湯定之先生，幾乎無日不晤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耳濡目染，熊佛西“對於國畫的興趣日趨濃厚”，不過“僅限于欣賞與收藏，自己不能畫”。

　　熊佛西喜歡國畫，為此收藏了吳昌碩、陳師曾等不少人的畫，“讀畫的興趣比我讀書的興趣還要濃厚”。不過，熊佛西的主業畢竟是戲劇，很少有時間習畫。儘管如此，興趣使然，熊佛西還是抓住一切機會練習。在熊佛西的習畫經歷裏，讓其記憶尤深的有兩次。一次是1937年，“七月廿八日北平淪陷以後的十天，我才關起大門來日夜不斷地在羅賢衚同的私宅裏畫了十天”，“六尺大的宣紙，居然大畫特畫，——不，不是畫，而是糟蹋紙，一共一百多張，松啊，菊啊，梅啊，竹啊，什麼都亂畫，而且要畫大幅的，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宣泄胸中的悲憤。這樣一氣的畫了十天。十天以後我就帶著幾枝李福壽的畫筆，挾著一卷畫揮淚悄悄離開了北平”。一次是1944年在遵義，“每月除讀點閒書便拿起紙筆亂涂，反正朋友送了我一點紙，任我糟蹋，結果涂了一百多幅，遵義的朋友們拿去了一部分，剩下的幾十幅承朋友們的好意，要我拿到貴陽去展覽”。

　　關於熊佛西在遵義畫畫的經歷，除了戲劇家的自述，筆者還注意到兩則材料。熊佛西在遵義時，“先住楊柳街老城小學（今文化小學），後遷老城府後山菩提寺”。熊佛西的妻子葉子在《戲劇藝術》1982年第2期寫有《回憶熊佛西的藝術生活》，回憶在遵義時她與熊佛西住在山上,將兩隻老鷹拴在樹上，作為熊佛西畫畫的模特兒。“他那時終日作畫，畫了許多花卉魚蝦等，也畫了好幾張鷹，共畫了有一百多張，便拿到貴陽去開了一次畫展。我們不但靠賣畫為生，抗日戰鬥勝利後，還靠賣畫的錢作路費到了上海。”陳福彬在《名作家熊佛西在遵義》中回憶，熊佛西住在老城小學時，他們是鄰居，“不時也見到熊老握筆為文，揮毫作畫。我也基於興趣和愛好，機不可失地準備了一張土白紙，請熊老來個‘詩畫配’。他欣然同意，並表示馬上動筆。真是‘近水樓臺’，上午才將紙送去，下午就把詩畫完成給我。上面繪了一個正在引頸長鳴的大紅公雞，題了‘一唱雄雞天下白’七個剛勁有力的核桃字。我就是在這蘊含著積極向上的詩情畫意的啟迪和鼓舞下，習作《給夥伴們》一詩，發表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日蹇先艾老師在貴陽主編的《貴州日報》文藝副刊《新壘》第四十一期上。”

　　1945年，熊佛西還在貴陽舉辦過義賣畫展。李文昉在《抗日後期我與文化界人士的交往》中也提及民教館的這次義賣畫展，熊佛西“在門外廣場安排的畫桌上揮毫作畫，胸襟曠達，瀟灑自如，幅幅畫作都寄託他一片愛國丹心，憂民壯懷。我認為熊老當時的這一行動，其本身就是在貴陽展開的一次極其形象生動而富號召力的抗日救國大宣傳。因此，我動員和我交往的在經濟上比較寬裕的愛國青年朋友去參觀選購熊老展出的藝術珍品。有的買了畫，還捐獻。”

　　此外，熊佛西與眾多畫家“過從頗密”。《于非闇年表》就提及，1935年“春夜雅集熊佛西雙照堂，酒後林仲易畫連理柏，于非闇補樹下閒人，穆蘊華（藏修）添遠山瘦影，熊佛西潑色染青樹寒山，君允題《浣溪沙》一首記一時盛會。”熊佛西不但與他們交往，還為張大千、湯定之、王夢白、溥心畬、劉元、陽太陽等寫過不少印象記。不過他最為推崇的還是齊白石，為他寫過《白石老人齊璜》《懷白石老人》《作農民畫家的白石老人》。熊佛西與這些畫家“相知比較深”，因此在分析他們的畫作時也較為透徹。比如他在《白石老人齊璜》中分析齊白石的畫時這樣點評：

　　從他的作品裏看，我以為他很顯然地受了八大山人、金冬心、吳昌碩三人的影響。他的翎毛存著八大的奇趣，人物有金冬心的韻味，花卉帶著吳昌碩的氣息。但由於他的天才與努力，他到底突出了他們的羈絆，而他自己獨樹一幟成了“家”。

　　豐子愷、淩叔華、臺靜農、梁實秋等不少現代作家都有國畫存世。熊佛西的畫是否還存世，筆者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熊佛西喜歡中國畫，“我自己的書畫雖毫無工力，但中國書畫的藝術價值卻極高，我認為中國的書畫是我們的國寶之一，它們蘊蓄著世界任何藝術的優點，這是我們中國人很可以驕傲的”。

　　《光明日報》（ 2021年03月05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