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音樂教頭李西安去世 認準音樂一途非走不可
新潮音樂教頭李西安上周去世
認準了音樂一途 非走不可
在20世紀80年代中晚期,和中國電影界第五代導演群、文學界“先鋒派”作家群一樣,音樂界出現了一個“新潮音樂群”,其代表人物是譚盾、郭文景、陳其鋼、瞿小松、葉小綱等。而李西安則是這群年輕作曲家們的朋友和“教頭”,他編寫的《一石激起千層浪》是觀看“新潮音樂”的萬花筒,他的文集《走出大峽谷》則留下了一代音樂理論家的思考。
2020年6月4日,83歲李西安的生命畫上了句號。作為傑出的音樂教育家、評論家、音樂活動策劃人、作曲家,他的離世立刻在嚴肅音樂圈引起轟動,大家紛紛轉發他的名篇《中國音樂的大趨勢》《現代音樂思潮對話錄》《中國音樂的新浪潮》《文化轉型與國樂的張力場結構》《移步不換形與涅槃而後生——關於中國音樂創作發展對策的思考》等,突然大家感到,一向低調的李西安從未走遠……
原名李寶聚 出生在偏遠的黑河
1888年,在山東榮成縣尋山所大戶人家李家出生了一個男孩,叫李振泰。到他13歲時,父親賭錢輸光了家裏的房産、地産,沒有辦法,李振泰立志“闖關東”以期重新崛起。他先到大連做了“水鬼”,就是潛入水下幹活的民工,幹的是最苦最危險的活。底層磨礪了的李振泰,據説特別會討好工頭。
後來,李振泰到俄羅斯遠東淘金、伐木。特別是伐木時期的事情,他會在很多年後講給他的小兒子聽。冬天,在大森林裏迷路了,走不出來,標個記號,走走一看又回到這裡了。凍得受不住,突然眼前一堆篝火,就上去烤。實際上,抱著的是一棵樹。這時候,所有同行的人都要上去拽他下來——人已經凍瘋了——他會説:“你別攔我,我這火特別暖和!”但如果不拉他下來,他不久就會凍僵。
大連做水鬼,遠東淘金、伐木,李振泰發了些財。50歲之前回山東老家先後娶了兩房太太。1937年,他的第二個妻子在黑河生下了小兒子李寶聚。這孩子就是日後成為中國音樂學院院長、中國“新潮音樂教頭”的李西安。寶聚在山東老家有個哥哥,叫李福聚(後來改為李翔九),跟著“娘”生活。李西安説:“我父親在黑河有房子,在老家有地。我的大媽,我管她叫‘娘’。我那時候在東北和父母一起生活,每年兩次去煙臺看望‘娘’。娘的身邊,有一個哥哥。”少年李西安做過一個夢,他夢見影壁倒了,一條蛇給砸死了。他把這個夢告訴母親,母親説:“壞了,你娘保不住了!”正因此,李西安記得“娘”屬蛇。“娘”去世了,哥哥就和李西安住到了一起。
哥哥跟同學打架,別的小孩就會説:“你們倆不是父母家養的,是抱養的!”李西安回去就問母親。母親説:“胡説,你要是抱來的,我能對你這麼好嗎?”李西安回憶説:“我就知道,這事我是不能再問的了。”
李振泰在黑河蓋了兩幢樓,一幢租給別人開旅館,另一幢樓下是門市,樓上是住家,李西安一家人只住其中一間,餘下的也出租。
1945年,東北光復時李西安上小學二年級。因為戰亂,學校停課了。怕耽誤孩子們學業,家裏就開了個私塾。把原來學校校長請到家裏來,給福聚、寶聚,還有黑河大戲院老闆的孩子,共三個學生上課。《百家姓》《三字經》之外,還有一些古詩詞,接下來是《大學》和《中庸》。1949年學校開學了,李西安成了中學一年級學生。不久,因為父親買賣在天津,母親就帶著兩個兒子到了天津。李西安回憶説:“從黑河搬到天津坐燒碳的大卡車,大卡車上擺滿了貨,人坐在貨的上頭。這次搬家,包括照片在內小時候的很多東西都失散了。”
牙縫裏擠出把16塊錢的琴,和著名的劉天華、聶耳成了師兄弟
到天津,上的是“私立木齋中學”。李西安回憶説:“當時學費以麵粉計算,我每次可以免兩袋。”家裏的生意是在天津有一家棉布莊,後來家裏供不起孩子們上學,就變賣房子、大衣、俄羅斯毛毯。李西安説:“我媽拿一件出去賣了,供我上學。她的觀點是,砸鍋賣鐵也得供孩子們上學。可我爸就説:‘上什麼學,讓他到櫃上學買賣去!’我媽不讓。”實際上讀書和做買賣哪個更好,確實難以判斷,許多讀書人不也一樣下了海?李西安説:“很多年後,我也很後悔。我搞了很多活動,需要錢,需要拉贊助,困難很多。那時我就想:當初我要是不上學,而是去做了買賣,也許我現在想贊助什麼就贊助什麼!”
到天津時,李西安12歲,廣播裏的小提琴曲很吸引他,其中馬思聰的《思鄉曲》令李西安癡迷。於是,他動了學習音樂的心思。但父親認為學音樂是下九流,主流看不起的,不讓學。家裏不給錢買琴,怎麼辦?
初三,15歲,李西安就把吃早點的五毛錢攢起來,攢到16塊了,自己買了第一把小提琴。木齋中學物理老師會拉琴,李西安就找到老師,説:“我想學小提琴。”老師説:“你來吧!”
學了一段時間,李西安和哥哥雙雙考上了不要學費且是全市最好的天津一中。錄取名單登在報紙上,真是非常驕傲。不過,天津一中培養學生以北大、清華、南開為目標,李西安想考中央音樂學院還被校長韋力約談。韋力不是一般人,畢業于北京中法大學文史係,是我國著名教育家。韋力問:“你為什麼不參加統考?”李西安答:“我要學音樂,只考音樂學院。”韋力説:“你考不上呢?”李西安答:“考不上,我就到天津歌舞劇院拉小提琴去。”
鬼迷心竅,李西安認準了音樂一途非走不可。這次對話,把教育家韋力氣得夠嗆,把年少氣盛的李西安也氣得夠嗆。他回憶説:“想正式搞音樂了,就需要找一個更好、更專業的老師。通過琴行,我找到了在天津公開教琴的托諾夫(Tonoff),是白俄羅斯人。學費一個月10塊錢,很貴了。”
托諾夫(Tonoff)是知名的俄籍小提琴家、教授,是二胡大師劉天華的小提琴老師,也是《義勇軍進行曲》作者聶耳的小提琴老師。這樣,李西安就成了劉天華、聶耳的同門師兄弟。跟上大師學琴了,就得換把好點的樂器。他到琴行去看,最便宜的進口琴——日本的鈴木是62塊。家裏説什麼也不給買。把李西安逼急了,他對家長説:“你們再不給我買,我可就變成神經病了!”無奈的母親就勸父親:“算了,咱且當沒這個兒子,買個琴就隨他去吧!”在托諾夫調教下,李西安琴藝進步很快。後來,托諾夫死在了去巴西的船上。
高三李西安決定考中央音樂學院,學作曲。正巧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畢業的安紹石分配到天津一中教音樂課,李西安就跟老師學作曲理論、和聲、鋼琴,分文不收,教了一年。到考學的時候,生源非常好。但錄取了四個應屆畢業生,倆女生,倆男生。男生中李西安為其一,另一個日後以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電影《青松嶺》音樂創作馳名,就是著名作曲家施萬春。
少作《廣場上的示威》進中海南演給毛主席等中央首長聽
當時,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家馬思聰擔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但不怎麼管事。副院長呂驥為學校操了更多的心。在作曲係學生長達七年的學習時間裏,第一年必須像專業學生一樣學習一件民族樂器,第二年學一年古琴。李西安回憶説:“呂驥有民族音樂情結,他認為搞作曲的就應該這麼學。我們被派到管弦係民樂小組,每個人必須把民族樂器當主科學。”李西安學了三弦,是有史以來第一批三弦學生。施萬春跟民間藝人趙春峰學吹嗩吶。李西安記得趙春峰説:“這個長得五大三粗,讓他學嗩吶!”
施萬春回憶説:“李西安比我小一歲,有點文靜,像女孩,比較冷靜一些,我比較熱情一些。我們經常鋼琴對話,在鋼琴上你一句我一句,實際上就是即興作曲了。在那個年代,他出身不太好,他爸爸在東北開過賭局,家裏又是沒落地主。”這樣的背景下,李西安非常要求進步,整天寫思想規劃,整天想入黨。
1959年,為新中國成立十週年創作獻禮作品,學校佈置了任務:施萬春創作管弦樂作品《節日序曲》,李西安和另外六人合作創作“大合唱”,李西安寫了其中的第三樂章《廣場上的示威》。歌詞大意是:大家從四方八面走走走,我們大家手挽手,穿過了小巷,走上街頭,被壓迫人民伸出我們的雙手。
寫完了就在人民大會堂演出,全北京所有交響樂團和合唱團都集中起來,500人。後來又進中南海給毛主席演出,所選曲目中兩首合唱,其中就有《廣場上的示威》。演完以後,有位首長説:“誰説中央音樂學院沒有好作品?這個就是!”
慧眼識人,把被大家誤認為有“腎病”的譚盾招來
“文革”後,李西安幹的第一件大事是參加了1977年中央音樂學院招生。他到上海招回了譚盾、葉小綱、陳其鋼、胡咏言、林德虹等在內的10個學生。他回憶説:“上海考點考作曲係的400多人,我和另外一位老師,倆人閱卷,三天三夜沒有睡覺。”令李西安吃驚的是,考生林德虹把主題動機寫成了交響樂的一個樂章,而且鋼琴譜、配器都標得一清二楚。把試卷給的歌詞寫了合唱,中間還轉調。有作曲家爸爸的葉小綱,從小學鋼琴、芭蕾舞,作品也很棒。而胡咏言是上海芭蕾舞團拉小提琴的,來應試的時候帶了兩部管弦樂作品總譜。2001年以電影《臥虎藏龍》音樂獲得奧斯卡獎的譚盾,當時去參加這個考試時,交了小提琴獨奏、豎琴伴奏的作品,曲名叫《夢見毛主席》。
到了面試階段,李西安問當時在京劇團拉小提琴的譚盾:“你拉過貝多芬、莫扎特這些作曲家的作品沒有?”譚盾説:“沒聽説過,不知道。”李西安問:“你拉過練習曲沒有?”譚盾説:“沒有。”李西安問:“那你拉什麼呢?”譚盾説:“我拉的都是民歌。”譚盾接著説:“老師,我可以給你拉首作品,我寫的。”
於是譚盾在李西安主持的考場上拉了二胡曲《鐵牛進山》。李西安説:“作品很生動,一下子,我就覺得這孩子挺好。”原計劃作曲係全國招6個,結果考試結束,李西安説:“6個名額全給上海都不夠!我準備錄取10個!”
學校通過相關渠道給鄧小平寫了封信,最後鄧小平親自批示,同意擴大招生。作曲係名額從6個擴大到36個。李西安説:“我從上海帶了10個,前9名我都力薦,第10個我不推薦,請大家討論。這第10名是誰呢?是《我愛北京天安門》曲作者金月苓。她的作品名氣大,但考試課不及前9名,所以我不能推薦,在作曲係大會上定。”
但是意外發生了,譚盾收到了“不錄取”通知書,因為尿檢有一個加號,這説明腎有問題。譚盾和李西安説:“體檢前,我喝了一杯牛奶造成這個加號。回老家再次體檢後,很正常。”李西安説:“這不算,你必須到上海去高考指定醫院檢查。”檢查完,依舊沒問題。
這樣,李西安就找學校,所有部門都不能開綠燈。李西安回憶説:“我就挨個打抱不平,作曲係不行,教務處不行。我找到醫務室負責人,他説:‘李西安,你知道什麼叫慢性腎病嗎?這要是得了,且不好呢!你招來的是陳景潤,我天天陪他去看病。可惜他不是!’我説:‘譚盾就是譚盾。他考得很好,體檢出了點問題,現在也正常了,怎麼就不行?’他説:‘絕對不可以’。”實在沒辦法,李西安給院領導趙沨寫了封信,趙沨看完信説:“你有什麼建議?”李西安説:“讓譚盾來學校,校醫陪同到指定醫院檢查。有問題,不錄取就不錄取;沒問題,就試讀。什麼時候出現問題,什麼時候退學。”趙沨説:“行。”
這樣,譚盾進入中央音樂學院。過了幾個月,沒有出現腎病,功課門門都非常好。在這個情況下,黨支部書記找李西安談話:“李西安,你做了一件好事!”
中國音樂該走一條不同於過去的改革開放之路
1980年,李西安決定堅決不作曲了。中國音樂學院復建,他準備轉軌,不作曲,不寫書,專心搞策劃。他説:“所有人跟我關係都非常好,上誰的作品,大家不僅看品質,也看情誼。我作為策劃管理者,更超然才好。這樣就封筆不寫了。”
“中國音樂學院該怎麼辦呢?”李西安思考,“如果想明白這個問題,就必須想明白世界音樂學院該怎麼辦,要在大視野中定位。過去中國音樂經歷過許多運動,在方針政策上存在很多偏頗,總的來講很封閉、很保守。中國該走一條不同於過去的改革開放道路。”李西安在中國音樂學院成立了創作研究室,創辦了“華夏之聲”系列音樂會。
第一次“華夏之聲”音樂會在月壇北街紅塔禮堂舉辦,主題是“古詩詞歌曲音樂會”。曲目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古詩詞傳統歌曲演唱,一部分是李西安約請作曲家為古詩詞新譜曲,從《詩經》到唐詩宋詞。演出結束後,廣電部長吳冷西到後臺,院長見到部長第一句話就説:“吳部長,我們是準備挨批的!”吳部長説:“這些都是民族遺産,是寶貝,應該大力弘揚。為什麼要挨批呢?”李西安回憶説:“按理説這件事是平平常常,但是,在1982年就是一個顛覆性的事件。為什麼呢?因為‘文革’結束了,並不是一切馬上能回到正軌。經歷了十年浩劫,大家都有壓力,很多東西束縛著人們。為古詩詞譜曲,在‘文革’以前就要挨批判。這件事在全國輿論界引起極大轟動,從來沒有過的轟動。因為這實際上是文人文化的一次破冰之旅,因此就轟動了。”著名音樂學家黃翔鵬説:“此舉點燃了振興中華民族音樂的火苗!”
1983年,李西安寫了中國音樂學院該如何改革的建議。當在北四環健翔橋建中國音樂學院新校區的時候,李西安希望將主樓前設計為“蠻荒時代”,主樓和宿舍樓之間,營造出“高山流水”,而東門處是“竹林深處”。可惜,世事未必遂人願。
2012年,筆者住到京東李西安家附近和他聊過多次,回首往事,他説:“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但我的信念始終不變,對我來講沒有損失,但是對那事本身是有損失的。”
本版文並供圖/劉紅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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