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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了三春煙火 就讀懂了散落在歷史中的歲時記

2020年04月02日 10:06:00來源:文匯報

  “歲時記”大概是古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最有力的明證了,是人間煙火裏的詩。人們在元旦時“進屠蘇酒”,立春需“彩仗驅牛”,清明則掃墓踏青……

  後人在欣賞這一派田園風光時,往往看不到牧歌背後的苦衷。民以食為天,農作物的種植對季節把控有著嚴格的要求,唯有“不違農時”才能“谷不可勝食”。於是在農耕文明的“剛需”下,上古的“聖人”們不得不把觀測到的重要歲時制度化成月令,要求百姓遵循。後人眼中詩意盎然的“東風解凍”“雷乃發聲”等候應,在古人眼中一旦沒有按時出現,往往預示著危險,於是在這些重要的歲時,人們自然需要通過一系列禳災祈福的儀式活動以求得五穀豐登、歲歲平安。

  作為脫胎于自然規律的人間律法,月令有著酷凜的一面,這一傾向直到南北朝才有所改變。南朝梁時期,宗懔第一次以百姓的眼光觀察起歲時節令,用《荊楚歲時記》如數家珍描述起這些時間節點的民風時俗——那些早已制度化的節日,由此才逐漸卸下禮法的重擔,流露出溫婉的一面。

  歲時節令在本質上終究是社會需求的映射。在農耕色彩較強的時代,農人們試圖在恰當的歲時用特定的活動體現他們對自然的敬畏之心;而當經濟逐漸發展起來,節日中的娛樂色彩便日漸明顯。

  歲時記裏書寫著文明史,而春天作為一年之始,更是歲時節令文化的集中體現。讀懂了歲時記,就讀懂了中華文明;而讀懂了春天,就讀懂了散落在歷史中的一部部歲時記。

  【魏晉歲時:春風料峭餘寒重】

  立春貼 “宜春”是為了適應春季的展開,元宵祭蠶神是為了祈求蠶業順遂。魏晉時期的歲時節令還相對樸素,人們在一年之初所思所想大體脫離不了禳災祈福,這背後也能折射出當時農人生活的艱辛

  中國第一本歲時記誕生於南北朝並不是個偶然。五胡亂華後,中國陷入漫長的分裂期,衣冠士族的舞臺也從天高地迥的中原轉移至層巒疊嶂的江南。月令的森嚴色彩逐漸淡化,崇尚魏晉風骨的文人們更有可能從遠離廟堂的視角來審視時間觀念,於是便有了南朝梁官員宗懔在思鄉之餘創作的《荊楚歲時記》。他不知道,這一提筆,昭示了一個嶄新體裁的誕生。

  《荊楚歲時記》以時間為序,其開篇自然也要從元旦開始。在中國改用西曆之前,“元旦”一直特指農曆正月初一。這一天“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慶祝活動尤為集中,《荊楚歲時記》載:“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餳。下五辛盤。進敷于散,服卻鬼丸。各進一雞子。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凡飲酒次第,從小起。”

  直到今天,中國人依然講究“過新年穿新衣”,這一習俗其實就能追溯到“長幼悉正衣冠”這六個字。不過,魏晉元旦風俗的“重頭戲”倒不是穿衣戴帽,而是後面的“開春大宴”——這裡的每一道菜品,都大有講究。

  椒柏酒是椒酒與柏酒的合稱,分別用花椒、柏葉浸制。椒與柏在民間被認為是“玉衡星精”和“仙藥”,能蠲除百病。桃湯是以桃樹枝葉熬製成的汁,古人相信桃木能驅鬼,道士打醮亦常以桃木劍為法器,飲桃湯為的是“伏邪氣,制百鬼”。因為王安石《元日》中的“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一句,屠蘇酒可謂大名鼎鼎,其實“屠蘇”指的是草屋,服虔《通俗文》言“屋平曰屠蘇”,魏晉人會在屠蘇中制藥酒,據説在元旦“闔家飲之”,能“不病瘟疫”。膠牙餳是用麥芽等原料製成的粘性軟糖,《荊楚歲時記》猜測其意“膠牙者,蓋以使其牢固不動”,自然是討個牙齒健康的口彩。五辛盤其實就是春餅的雛形,取“蔥、蒜、韭菜、蕓薹、胡荽”五種辛辣之物,食之可以發散邪氣、調動氣血。敷于散和卻鬼丸均為方劑,出自於葛洪《煉化篇》有驅邪避鬼的功效。“雞子”即雞蛋,早在東漢張仲景《張仲景方》中就有以雞子、大豆等物以驅“惡氣”的藥方,作為日常食物,雞子依然是辟瘟之物……可以看出,這頓“開春大宴”不為滿足口腹之欲,而是飽含著避除疫疬的樸素願望。人們希望在新的一年闔家平安、遠離疾病困擾,食用種種“藥膳”就成了元旦裏自然而然的選擇。

  相對於“吃”,“凡飲酒次第,從小起”別富深意。古時禮法尊老,飲酒一向是長者為先,為何元旦飲酒卻要從年輕者開始?杜公瞻在《荊楚歲時記》按語中如此解釋:“小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細品之餘,竟有一絲時光逝去的落寞。

  如果説元旦代表了萬象更新,那立春就昭示著一年勞作的開始。此時大地回春,天氣轉暖,《時訓解》中第一個“風不解凍”的“凶兆”,正是從這一天開始計時的。相對於元旦的“華麗陣容”,《荊楚歲時記》中的立春風俗只有“悉剪綵為燕戴之,貼‘宜春’二字”。不過千萬不要小看了這一句話,清代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中有“宜春百福字銷金”一句,可知當下人們在新年貼“福”字的傳統,源頭正是這個“宜春”貼。及至元宵,人們白天“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夜晚則“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其實南北朝時期還有一個傳説:在正月十五用膏粥祭蠶神,可以求得養蠶豐收——貼“宜春”是為了適應春季的展開,祭蠶神是為了祈求蠶業順遂,雖然節日不同、風俗有異,但背後的美好願望卻是一理。

  去冬節一百五十日,是歷史悠久的寒食節。寒食節最重要的習俗是禁火,然而在魏晉民間,寒食前後卻是嬉戲娛樂的好時節,鬥雞、打球、鞦韆等活動層出不窮,大約此時已臨近夏天,天氣漸漸暖和。寒食雖然名中帶“寒”,其風俗卻是魏晉春季中一抹難得的“暖”色。

  魏晉時期的歲時節令還相對樸素,人們在一年之初所思所想大體脫離不了禳災祈福,這背後也能折射出當時農人生活的艱辛。魏晉春天的詩意,是“春風料峭餘寒重”。

  【宋代歲時:紅杏枝頭春意鬧】

  寒食節宋人祭拜祖先、踏青春遊,商販們則不放過“消費者”出行的契機,紛紛賣起“伴手禮”。在經濟繁榮的“底氣”中,宋代的歲時節令有了濃濃市井氣,人們雖也不忘禳災祈福,但更願意花時間享受人生

  從宗懔生活的時代向後四個世紀,就來到了宋朝。這是一個經濟發達、文化昌盛且節假日密集的時代,歲時記春季風俗,也熱鬧了許多。

  宋人元旦最主要的風俗是關撲——城市居民尤其如此。《東京夢華錄》載:“正月一日年節,開封府放關撲三日……坊巷以食物、動使、果實、柴炭之類,歌叫關撲。”關撲其實是一種賭博,參與者將銅錢擲在瓦盆中,以銅錢的正反面確定輸贏大小。平日裏這種賭博被明令禁止,唯在元旦、寒食、冬至三個“小長假”中開放,手癢難耐的市民們參與其中自然熱火朝天,常常致使道不成行。

  關撲老少咸宜,民眾喜聞樂見。貧者可以用生活器具、食物、柴炭為賭注,富者則以珠翠、玩好、玉石等為賭注,洪邁《夷堅志》中還記載了一個關於關撲的誇張故事:“會有持永嘉黃柑過門者,生呼而撲之,輸萬錢。慍形於色,曰壞了十千,而一柑不得到口。”這裡的“撲”做動詞,李生看到門外有人持黃柑經過,第一個念頭不是買而是關撲,直到輸了萬錢還沒有吃到一口黃柑——雖然嗜關撲至此的一定是少數,但管中窺豹,將關撲稱為宋人的“全民元旦嘉年華”也絕不為過了。

  相對於貼“宜春”,宋朝立春時的鞭春儀式就繁複了許多。在立春前一日,官府需準備一頭土制“春牛”,待立春時迎至府衙前進行鞭打,這便是鞭春。鞭春之禮源於《禮記·月令》中的“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儀式,但形制更為華麗:不僅“春牛”要“乙太歲所屬彩繪顏色,幹神繪頭,支神繪身,納音繪尾足”,就連鞭子也要用五彩絲纏繞。這頭“春牛”在民俗中渾身是寶:牛身對應著“宜蠶”,牛角對應著“宜田”,就連被鞭後的碎泥撒在檐下都可以驅趕害蟲,於是“春牛”被鞭打後往往引發百姓爭奪,竟達到“毀傷身體者,歲歲有之”的程度。

  富貴之家不屑于搶“春牛”又喜愛其喻意,於是又激發了百姓製作“小春牛”工藝品的風潮。這種“小春牛”做工精緻,“上列百戲人物、春幡雪柳”;富人購得後彼此贈送當“豐稔之兆”——宋代的鞭春之禮也由此多了商品經濟的色彩。

  宋代元宵花燈在炫麗熱鬧方面更是不遑多讓。歐陽修在《生查子·元夕》中描繪的“花市燈如晝”,《水滸傳》第七十二回李逵到東京(今開封)裏説的“家家門前扎縛燈棚,賽懸燈火,照耀如同白日”絕無一絲誇張之處,《東京夢華錄》卷六中描繪元宵的文字更加炫目:“燈山上彩,金碧相射,錦繡交輝,面北悉以彩結……彩山左右,以彩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搖動。用轆轤絞水上燈山尖高處,用木櫃貯之,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于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用青幕遮籠,草上密置燈燭數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自燈山至宣徳門樓橫大街,約百餘丈……”字裏行間,與其説是東京城內置花燈,更不如説是花燈群裏置東京了。

  宋代春季的最後一個重大節日,是寒食節。魏晉時期寒食節已經形成了娛樂遊玩的風氣,宋朝更在此基礎上推而廣之。據陳元靚《歲時廣記》載,因為寒食節已臨近夏天,宋人便多以扇子為賭注進行關撲;又因打球、鞦韆是寒食節的傳統活動,市場上又多有“賣小秋遷以悅兒童”以及專門針對擊球者售賣花球棒的商販。寒食之後第三天又迎來清明,宋人在此時祭拜祖先、踏青春遊,而商販們自然不會放過“消費者”們出行的契機,或賣起“稠餳、麥糕、乳酪、乳餅”之類供遊人食用,或賣起“六外土儀”“湖中土宜”等泥偶,當做遊人們的“伴手禮”。

  在經濟繁榮的“底氣”中,宋代的歲時節令已有了濃濃的市井氣。人們雖然也不忘禳災祈福,但更願意花時間享受人生,宋朝春天的詩意,是“紅杏枝頭春意鬧”。

  【清代歲時:萬紫千紅總是春】

  “清明開園”,是前所未有的風俗,園林主人似已有“假日經濟”意識,願意開放私人庭園,只收取少量“掃花錢”。幾千年文化、經濟的累積下,清人的歲時節令更少小心翼翼,更多肆意歡縱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傳統王朝,清朝的歲時節令可謂集歷代之大成。清朝的節日種類豐富,除去傳統的元旦、立春、元宵等之外尚有填倉、龍抬頭、花朝、道誕等不一而足;清朝的歲時記也百家爭鳴,如《帝京歲時紀勝》《燕京歲時記》《金陵歲時記》《清嘉錄》《吳郡歲華紀麗》等,均是歲時記中的名作。此外,清朝的幅員遼闊帶來了更豐富的文化層次,民族融合又使各地民俗氣象萬千。清朝的中原與江南,其歲時節令之精緻,均大有可觀之處。

  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描繪北京元旦道:“士民之家,新衣冠,肅佩帶,祀神祀祖;焚楮帛畢,昧爽闔家團拜,獻椒盤,斟柏酒,飫蒸糕,呷粉羹。出門迎喜,參藥廟,謁影堂,具柬賀節。路遇親友,則降輿長揖,而祝之曰新禧納福。”“椒盤”與“柏酒”明顯有魏晉遺韻,而“出門迎喜”則不乏宋代的熱鬧:清人元旦訪親探友,“縱非親厚”也會“奉節酒三杯”,而遇到了“至戚忘情”,更是“何妨爛醉”。

  千里之外的蘇州,元旦同樣鼓樂喧天。顧祿《清嘉錄》載,蘇州人外出拜年時,街市一派“鮮衣炫路,飛轎生風。靜巷幽坊,動成哄市”,商業中心玄妙觀內更是“茶坊酒肆及小食店,門市如雲……托盤供買食品者,亦所在成市”,“高竿”“走索”“攤簧”等五花八門的雜耍曲藝項目熱鬧非凡。縱然不出家門,人們也習慣在家召集親友一起玩 “狀元籌”“陞官圖”——從名字中也可猜出,這兩種“桌遊”在娛樂之餘,還能佔一佔自己能否科舉得意、官運亨通。

  清代官府極重農事,立春的風俗也較前朝更為豐富,鞭春、貼春帖、咬春等儀式一個不少。《帝京歲時紀勝》載:“進春:立春日,各省會府州縣衛遵制鞭春。京師除各署鞭春外,以彩繪按圖經制芒神土牛,舁以彩亭,導以儀仗鼓吹。”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載:“立春先一日,順天府官員至東直門外一里春場迎春。立春日,禮部呈進春山寶座,順天府呈進春牛圖。禮畢回署,引春牛而擊之,曰打春。”這裡的“進春”“打春”,或多或少都有古時“鞭春”的影子,寓意所在,也是祈農勸農。

  引人注意的是咬春。立春時,“富家多食春餅”,春餅是否就魏晉的五辛盤呢?答案是肯定的。《帝京歲時紀勝》描述了這種春餅:“雖士庶之家,亦必割雞豚,炊面餅,而雜以生菜、青韭芽、羊角蔥,沖和合菜皮,兼生食水紅蘿蔔,名曰‘咬春’。”春餅的餡料雖與五辛盤不盡相同,卻同屬辛辣之物,功效自然相似。不過《荊楚歲時記》中的五辛盤是元旦美食,而春餅則是立春小吃,這其中又能看出歲時節令的變遷。

  宋朝盛極一時的元宵花燈在清朝依然蔚為大觀。《清嘉錄》中對元宵燈市的列舉簡直令人目不暇接:“各色花燈,精奇百齣。如人物則有老跎少、月明度妓、西施採蓮、張生跳墻、劉海戲蟾、招財進寶之屬;花果則有荷花、梔子、葡萄、瓜藕之屬;百族則有鶴鳳雉雀、猴鹿馬兔、魚蝦螃蟹之屬;其奇巧則有琉璃球、萬眼羅、走馬燈、梅裏燈、夾紗燈、畫舫、龍舟,品目殊難枚舉。至十八日始歇,謂之‘燈市’”。《吳郡歲華紀麗》中對花燈形制描繪得更細緻:“通衢竿檁樓閣,插松柏枝作蔭,夜則懸燈,謂之‘天燈’。或植竿橫竹,逐層張燈如塔形,謂之‘塔燈’。或架木係索懸燈,謂之‘橋燈’。鄉村或縛稽作棚,周挂雜燈,門逕屈曲,入者迷誤,名‘黃河九曲燈’。或點小盞燈數十,遍散井灶門戶,謂之‘散燈’。”這一派紛繁璀璨,真是讓“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這一名句也自嘆不如了。

  宋代以後,寒食風俗漸漸併入清明節,寒食節漸漸退縮成地方性節日,而清明卻成了大江南北盛行的重要節日。歷代寒食清明本娛樂性較濃,清代清明依然如此,人們延續著踏青的習俗,也不忘記在行程中游樂一番。宋代街市、商販在清代一個不少,在經濟發達的城市,清明出會時一派“簫鼓悠揚,旌旃璀璨,鹵薄前行,幡幢林列。男婦充囚,桁楊枷鎖,執香隨會”,其熱鬧比之當今的國慶黃金周也毫不遜色。

  而“清明開園”,則是前所未有的風俗。《清嘉錄》載:“春暖,園林百花競放,閽人索掃花錢少許,縱人瀏覽。士女雜逐,羅綺如雲……”“士女雜逐,羅綺如雲”並不稀奇,奇的是園林的主人似乎已有了“假日經濟”意識,願意開放私人庭園,只收取少量“掃花錢”。蘇州名園極多,平日裏尋常百姓無緣一見,此時自然興致勃勃。一旦開園,遊人“頭不得顧,眾擁身移”自是不在話下,人頭攢動之時,亦大有“兒童爭集,投錢如雨。輕薄之子,隨逐少艾,如蜂聚花……約指斷釵,男女定情密贈”的小確幸。雖然袁景瀾在《吳郡歲華紀麗》是將這一派景象作為鋪張靡麗的“反面教材”來寫的,但清代清明之富貴繁華,到底讓人悠然神往。

  在幾千年文化、經濟的累積下,清人的歲時節令中不乏魏晉宋代的風俗遺存,但更少小心翼翼,更多肆意歡縱。清代春天的詩意,是“萬紫千紅總是春”。

  江隱龍

[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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