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中國審美文化走向世界的代表

　　英文世界以瓷器（china）命名中國（CHINA），而中文世界對此“未持異議”，體現的或許正是雙方對瓷器之於世界文化意義的高度共識。

　　在陶器燒造上，人類表現出不約而同性，可瓷器燒造的發明權則完全屬於中國人。散佈在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等地的大量瓷片説明，我國瓷器開始成規模地輸往國外，不晚于9世紀下半期，即唐代後期。當時，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長沙窯青釉褐彩以及唐三彩等，已經通過“絲綢之路”，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大量輸往這些地區。國內外文獻資料進一步證實，中國瓷器輸出，在宋元兩代官方的大力提倡與鼓勵下得到快速發展，至明清時期登上巔峰。遺憾的是，隨著中國瓷器燒造技藝于17世紀在歐洲的廣泛傳播，在工業革命推動下，從18世紀後期開始，歐洲的瓷器燒造水準不斷提升，中國瓷器的海外市場開始走弱。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瓷器獨佔世界市場鰲頭千年的輝煌歷史已然不再。

　　就中國瓷器輸出線路與範圍而言，總體上遵循由近及遠、由小到大的路線。在明代初期之前，中國瓷器以輸往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等地為主，明朝永樂、宣德年間，鄭和雖然七次下西洋，依然沒有越過這一范圍。當然，“近水樓臺先得月”，中國瓷器輸往朝鮮和日本的時間更早、品類更全、數量更多。

　　中國瓷器大量輸往歐洲大約始於明代中期。這與歐洲航海家于1492年到1522年間成功開闢新航路有關。新航路的開闢，大大擴展和延伸了“海上絲綢之路”。此後，中國瓷器輸往歐洲、美洲呈現日益旺盛之勢。從這個角度講，以新航路開闢為界，可以將中國瓷器輸出史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比簡單按照中國歷史朝代劃分更合理。

　　就品類而論，瓷器輸出基本實現“全品類輸出”，甚至在生産與市場之間基本同步。在瓷器輸出品類之變遷上，14世紀中前期，即元代後期是一個重要轉捩點。在此之前，中國瓷器輸出品類以青瓷、白瓷、青白瓷等體現中國審美特徵的單色釉瓷為主。這與“鎮瓷在唐宋，不聞有彩器”的中國瓷器生産狀況完全吻合。從元代後期青花瓷成熟開始，彩瓷品類逐漸超越單色釉瓷，成為中國瓷器輸出陣容中的主力——歐洲許多大型博物館都收藏有大量青花瓷，明清時期專為歐洲市場生産的外銷瓷，如“克拉克瓷”“中國伊萬里瓷”等也多為青花瓷。“無青花，不瓷器”，標誌著世界進入彩瓷時代。

　　瓷器與生俱來的實用性與審美性齊備的雙重特徵，預示著瓷器輸出不僅是商業貿易，更是文化交流。歷史告訴我們，最持久、最成功的文化交流，往往是通過商業手段與途徑得以實現的。因此，中國瓷器輸出，實際上是借助瓷器這種特殊商品的商業貿易行為，達成的一次規模空前的文化交流。

　　中國之所以成為瓷器發明國，與其深厚的“尚玉文化”關係密切。東漢許慎在《説文解字》中首次將“玉”解釋成“石之美者”，且包含有“五德”。瓷器對“似玉”之美的追求始終存在。因此，某種意義上講，瓷器輸出就是一種中國式審美文化的輸出。中國精美瓷器，不僅被中國皇宮所器重，也得到歐洲王室珍愛——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擁有明正德時期生産的印有其徽章紋的青花執壺，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父子收藏有數千件中國精美瓷器，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甚至在葡萄牙等地設代理人專門收集中國瓷器……王室收藏使在家中陳設中國瓷器成為歐洲風靡的時尚，像在十七、十八世紀荷蘭靜物畫中，常常以中國瓷器為道具；英國作家迪福甚至有“如果沒有中國的花瓶就沒有第一流的住宅”的判斷等。顯然，有關瓷的審美已然成為一種世界性審美。

　　歷史證明，無論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廣泛而深入的域外交流，是維持其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方式。伴隨中國瓷器大量輸出的，還有海外審美文化對中國瓷器的影響。如果説元代中期之前，中國瓷器受海外文化影響尚少，那麼從元代後期開始，海外文化對中國瓷器的品類、器形、紋飾等形成重大而直接的影響。青花瓷正是受伊斯蘭文化影響而産生的瓷器新品類。到明清時期，受歐洲市場巨大反作用力的影響，中國瓷器的歐洲審美特點凸顯，琺瑯彩、粉彩、洋彩等都是這一歷史背景下的産物。顯然，域外文化已如血液般融入到中國瓷文化中，改變了中國瓷器審美取向，推動了中國彩瓷文化的産生與發展。這也是瓷器輸出史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

　　1800年瓷器燒造史，創造了中國製造的奇跡；1000年瓷器輸出史，創造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神話。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下，在“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中，對瓷文化、對瓷器輸出史進行客觀而全面的學術研究，可謂恰逢其時。

　　《人民日報》（2018年08月26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