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臺灣族群政治的興起與消隱

　　文/張鐵志

　　許多人都還記得，1994年臺灣進行首次北高市長和臺灣省長直選時，在臺北街頭的緊張硝煙。計程車和私家車插上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或者新黨候選人趙少康的旗幟（國民黨候選人黃大洲的人氣比較低），開車經過時彼此叫囂，或者比著候選人號碼的手勢；計程車司機和乘客時常因政治理念不同而吵架；在首次電視競選辯論會上，趙少康用激情的語言指責陳水扁是法西斯臺獨，並且一旦當選，“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了”──而彼時阿扁還是溫和派，因為他知道民進黨過去是激情暴力形象，所以喊出“快樂、希望”，臉上帶著扁式笑容。

　　而就在前一年，新黨前身“新國民黨連線”南下高雄，民進黨支援者包圍叫陣，雙方起了流血衝突，被稱為“3·14”事件。那兩年，是臺灣族群在政治上衝突的高潮。

　　臺灣的族群政治為何而起，又為何逐漸淡去？

　　一種主流論述的説法是，以前從來沒有省籍矛盾（指“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矛盾），是到民進黨出來之後，才進行族群動員、挑起省籍矛盾。

　　這個説法只對了一半。戰後臺灣確實有客觀上的省籍矛盾，只是這個矛盾未必轉化成族群的自我意識乃至對彼此的衝突性態度：從矛盾到意識確實是經過民進黨及其前身政治運動的詮釋與動員。

　　臺灣的省籍矛盾當然是始於1945年，國民黨政權接收臺灣，賦予臺灣省的行政地位，而隨著大陸人的移入，開始有“本省人”、“外省人”的稱呼。當時由於雙方的歷史經驗、生活習慣與語言的不同，出現了摩擦，甚至讓他們沒有同為平等公民的感受；“2·28”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鎮壓上萬本省人，更造成族群之間的嚴重不信任。

　　其後幾十年本省外省族群的通婚、交往，以及國民黨所建構的以中國人/“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族群之間在日常生活中並沒有明顯的摩擦。然而，在政治與文化領域，省籍之間確實有嚴重的不平等：雖然本省人是臺灣的多數族群，但外省族群有明顯的優勢，所以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少數族群統治”。例如在文化上，以國語為主的政策在教育和主流文化建制內嚴重打壓、歧視本省人的語言和文化；在政治上，外省人掌握了中央政府的主要位置和政治資源；即使到了1987年，還有“立委”質詢説，本省族群在“中央政府”高級首長中的比例只有14%、軍方少將以上將軍只有4.3%，警政署的高級警官只有7.3%。當然，還有 “中央”民意代表的國會代表（包括“立法院”和“國民代表大會”），因為未曾改選，所以絕大多數都是外省人，而且是在大陸就擔任這些職位的老一輩外省人。

　　“國會改選”事實上成為70年代初期以後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因為這個訴求結合起民主化、本土化以及省籍權力分配平等三大議題：沒有定期改選不符合民主化；絕大多數民意代表所代表的是這個政權並未實質統治的大陸，而本地民意則未被充分代表，所以不符合本土化；更遑論“國會”席次巨大的省籍分配不平等。所以要求“國會”全面改選，意味著這幾項目標的同時完成。

　　在民進黨及其前身黨外運動的動員過程中，本省籍民眾開始逐漸意識到原先省籍間的政治與文化不平等，開始形成一種新的“族群想像”，而這批具有省籍/本土意識的群眾也成為民進黨的主要社會基礎。一項學術研究顯示，1980年以前，大多數本省民眾不接受弱勢本省族群這樣的説法；但是，在1994年的民意調查卻顯示，本省人和外省人都認為對方族群有較大的政治和經濟優勢，自己族群則是相對弱勢。

　　國民黨也在70年代初期，就意識到這個省籍矛盾對政權鞏固的危機。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開始推動“吹臺青”政策，拔擢年輕的本省籍知識分子。後來的增額“立委”選舉，更是大量提名本省人來與民進黨競爭。例如，在1986年當選的73名增額“立委”中，只有三人是外省籍，其中兩人是軍方輔選的，另一人就是趙少康。1984年，蔣經國提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更是一項突破性的決定。

　　從70年代開始的政治精英逐步本土化，讓外省籍的從政者開始焦慮。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學者魏鏞在1976年就説：“如果年輕一代外省人經濟狀況沒有改善、政治參與機會仍然受限，可能會造成嚴重性不亞於臺灣人不滿的不良政治後果。”到了1986年，趙少康也説：“政治上及經濟上外省人都是弱勢。”

　　1988年，李登輝上臺，本土化開始成為其後臺灣的時代精神，外省族群相對弱勢的焦慮感更為嚴重，90年代前期成為臺灣族群政治衝突的高峰。

　　第一場族群政治鬥爭的爆發，是1990年李登輝要連任“總統”時出現的所謂主流與非主流之爭。鬥爭結果是以外省族群政治力量為主的非主流派失敗，年輕一代的“立委”另組“新黨”，出走國民黨。這是1993到1994年省市長選舉，族群政治高潮的背景。1996年，外省政治力量推出本省籍的林洋港和彼時成為外省政治權力最具代表性的郝柏村，和國民黨的正式候選人李登輝競選首任“總統”，但是失敗。

　　面對著族群政治的新局面，民進黨開始提出一套新的論述“四大族群”，包括外省、閩南、客家和原住民，強調四大族群的彼此尊重，並且同屬於一個生命共同體。這也基本上構成了90年代的主流論述。1995年，民進黨更提出要和新黨“大和解”，並且提出“大聯合政府”的主張。在激烈的衝突情緒中，他們試圖尋找和解之路。

　　但在多元族群的主流論述下，其實依然暗潮洶湧。面對新時代的本土化趨勢，外省族群不只感受到失去了政治代理人，更深感失去他們以往熟悉的、主導這個島嶼的種種文化符號與象徵：如今的“總統”最擅長的語言是他們最不熟悉的日語和臺語；政府大力推動把資源聚焦在臺灣，而不再是遙遠的大陸；他們對臺灣並不陌生，但如今談論臺灣的方式卻是他們所陌生的；而外省籍的政治人物和媒體名嘴，為了維持他們的政治利益而不斷把本土化妖魔化、放大強化外省族群的恐懼（例如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就會滅亡，或者民進黨把他們推到海裏）。

　　另一方面，雖然以省籍分佈來説，本省人在政治權力的分享已經不是弱勢，在文化上也逐漸取得正當性與更多資源，但歷史遺留下的霸權文化仍然存在，所以本土意識較強的本省人仍然覺得他們是相對弱勢或者非主流──這是90年代族群政治衝突的根源：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雙方對於彼此的悲哀缺乏更深刻的體認與理解，本省族群是被殖民者的悲哀，外省族群則是流亡者的悲哀。

　　在這之中，族群與省籍矛盾又混雜著國家認同的歧異、對兩岸關係態度的差異，以及對於“去威權化”的鬥爭：例如當民進黨執政時，要把 “中正紀念堂”改成“民主紀念館”，有人批評這是族群鬥爭，但事實上雖然老一代外省人對蔣介石可能較有情感，但“去蔣化”未必就是族群鬥爭。

　　無論如何，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用更多資源去推動本土化，而年輕世代對於本土化的恐懼逐漸消失，上述父輩的哀愁也逐漸淡化，更重要的是，臺灣認同與臺灣意識也逐漸成為主流。不同省籍的政治態度、歷史記憶雖然仍有不同（如外省人仍然多數支援國民黨），但已經不太會出現激情式的衝突。隨著與大陸的互動日益密切，臺灣政治的主要分歧，如今是對具體兩岸政策的差異，省籍之間的政治矛盾也慢慢隱沒于歷史的幕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