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作家張大春：把武俠世界在現實生活裏鑽個洞

　　張大春 記者陳卓 攝

　　記者歐陽春艷

　　臺灣作家張大春近些年頻玩“跨界”，出百萬字小説《大唐李白》，擔任王家衛電影《一代宗師》的編劇顧問，與周華健合作出唱片《江湖》。這些事兒，總起來看，都與“俠”有關。7日，張大春首次到武漢，前往物外書店講述“從詩仙李白到俠義文學”，本報記者對他進行了獨家專訪。

　　李白錯認了他的時代

　　15年前，張大春以其代表作《城邦暴力團》在臺灣引發文壇轟動。這本書講述了1949年以後大陸遷臺一代人的生死恩怨，試圖重述臺灣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真實歷史，被譽為“金庸之後最偉大的武俠小説”。

　　張大春被大陸讀者認識，卻要晚得多。多年前，張大春首訪大陸，他的姑父、書法家歐陽中石幫他在大陸出版過一本小冊子，“但結果實在令大家都很尷尬”。直到2008年，大陸出版界掀起了出版臺灣作家作品的熱潮，《四喜憂國》、《城邦暴力團》、《聆聽父親》、《小説稗類》、《認得幾個字》在當年以及隨後的時間中，才終於讓大陸讀者熟悉了張大春。

　　近些年，張大春一直沉浸于古體詩歌等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大唐李白》正是他的心血之作。在這本書裏，張大春通過大量的研究與考證，描述了一個“不一樣”的李白：他可能殺過人，最後逃難寺廟；他“入贅”十年生了兩個孩子，卻仍然選擇四處遊歷，結果被妻家“趕”了出去；雖然一輩子沒當過官，他的一些詩歌卻是吹捧權貴之作……

　　最有趣的是，張大春説，作為一個“自媒體”的李白，或許正是他名滿天下的原因。“李白絕大部分的詩都是拿來干謁、送人，干謁的對象多半是不成器的小官僚。中國的詩人把自己的詩當禮物送給別人，在他之前很少。把詩送給人，也因此成就了他的大名，天下人都知道有李白”。

　　李白之所以有異於唐朝任何一位詩人，張大春認為是“他錯認了那個時代”，“唐朝是一個不斷建立集權、架構、官制的時代，但李白還把現實想像成春秋和戰國”。

　　不知王家衛從我這裡獲得多少啟發

　　談起擔任王家衛電影《一代宗師》的編劇顧問，向來説話直接的張大春笑稱：“徐皓峰、鄒靜之是編劇，他們才是寫武俠電影的高手。我和王家衛的確為這個故事交流過很多年，但我既沒拿報酬，也無法知道他從我這裡究竟獲得了多少啟發，最後他還給我挂了個編劇顧問。”

　　張大春原本不認識王家衛，多年前，有一個兩人共同的朋友打電話要他提供一些近代拳腳武術資訊，他就提供了。接著與王家衛約見面，從一家小館一路聊到他家，“兩個不同領域的創作者，有著相當多的同質性，都要想辦法無中生有。”因而一拍即合。此後，為了這部劇，他們來往的郵件都有81封。

　　與王家衛合作前，張大春沒想到他是個“拆”的人，“我用一個字，就是拆解的拆。他這方面對我的影響很大，就像玩樂高遊戲，把瑣碎的小片斷組織成一個完整的架構後，他總是有辦法把一個好的結構拆開，取出一些他認為更重要，也確實是我原來沒想到的漂亮細節。他就另外再組織新的結構，當我再去做組織的時候，他又發現了另外的東西，又來拆”。

　　最近，3D版《一代宗師》再出，很多觀眾認為在重新剪輯後，這個電影終於讓人看懂了。張大春倒不這麼認為：“我覺得與其説是3D版的故事更好懂，不如説是你願意把這個故事看兩遍，然後終於看明白了。”

　　傳統文化“玩”出新意思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張大春就和羅大佑、李宗盛、李壽全等人熟識，他的文字多次被譜成歌曲，包括潘越雲的《一片海洋》、張艾嘉的《艾嘉愛家》以及李壽全的《未來的未來》等，他還參與書寫了很多人熟知的《明天會更好》。

　　眼下在臺灣，作家重新參與流行音樂創作，被視為音樂文化復蘇的一個新契機。2013年，他與周華健推出“文學概念專輯”《江湖》，這部音樂專輯曲曲藏經典、字字有故事，網路還有解析《江湖》專輯的國學文章，張大春説：“這是對創作者最大的肯定。”

　　專輯主打歌《潑墨》唱道：“葡萄美酒 夜光杯 李白月 張良椎 司馬相如 上林雁 霍去病 血染回”，張大春借用了王翰、孟浩然的名句，以連續的名詞堆砌畫面，營造出時間性的歷史意象。

　　或許不是每個年輕人都可以理解這樣的嘗試，張大春笑稱，十幾歲的女兒在家跟自己逗嘴的時候就説：“你不要以為你有什麼了不起，周華健已經很老了，你又寫這種文言歌，你不要再害他了。”

　　這樣的歌曲，可能無法大紅大紫，像《讓我歡喜讓我憂》那般大合唱。張大春對此還是有信心：“有時可以挑戰一下觀眾，觀眾的積極性可能超過創作者。把文本開放給所有聽眾，那就是對讀者最好的貢獻，不在於KTV點播多少、合唱多大聲，而在於一首歌帶來的刺激。”

　　張大春最害怕“無趣”，所以58歲的他，仍然在進行各種好玩的嘗試。他除了寫小説，還在寫京劇、舞劇、音樂劇，光看《當岳母刺字時，媳婦是不贊成的》、《水瓶座安祿山》、《康熙大帝與太陽王》這些名字，就知道他有多想將自己鍾情的中國傳統文化“玩”出些新意思。

　　李白安祿山

　　都有“遊俠精神”

　　訪談 記者歐陽春艷

　　讀+：為什麼寫李白？

　　張大春：寫李白首先和我愛詩有關。我已經寫了幾年的古體詩，又特別喜歡鑽研格律，尤其喜歡杜甫。但與杜甫不同，李白是一個在格律上特別“出格”的人，這對我是很大的一個迷惑。寫詩的人，只要你稍微有一個地方出律就有人拍磚的，李白就不一樣，他反而在當時受到很大的追捧。我很想知道他那個時代怎麼形成格律，他又是怎麼跳脫格律的。

　　李白的身世，過去有很多的研究和傳説，看起來彼此不大相容，我又做了整理。包括他是不是外國人，是不是胡人——這是兩個概念。包括他是否是道教徒、是否愛喝酒；也有人説他的婚姻是入贅，是否真的是這樣？大大小小的問題，我重新做了研究。

　　讀+：你談李白的時候，會與“俠義”結合起來，“詩仙”與“俠”有什麼關係？

　　張大春：李白在《行行遊且獵篇》裏寫“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就表達了他做一個“遊俠兒”的理想。他是行商的“賤民”，卻一生都在到處遊歷，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赴朝廷”，二是“散詩歌”，三是“結兄弟”，你可以看到他始終在追求自由，想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社會。

　　安祿山與李白也有很類似的地方，他在史書上被稱為“雜種胡人”，他被人説胖，被人説調戲楊貴妃，但事實上他精通9國語言，善經商，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爭取自由人的身份，獲得漢人社會的承認。這兩個人跟我們傳統中所理解的“俠”似乎不太一樣，但他們都具有追求自由的“遊俠”精神。

　　“俠”離我們並不遠

　　讀+：有人説你的《城邦暴力團》，繼金庸之後開創了武俠文學的新天地？

　　張大春：我沒有開拓什麼，或者繼他之後什麼。我就是把武俠這個世界，在現實的生活裏面鑽了一個洞，也就是説把看起來是一個虛擬的歷史背景變成一個現實的背景。因為過去的武俠小説多半都放在一個虛擬的或者是類似有內爭性的歷史時空裏面，要不根本不知道它是哪朝哪代，要不就是給你一個什麼朝什麼代，你到那個朝那個代去對，你也對不出一個人來，或者對出這個人他也沒那些事。好像襄陽這個地方並沒有發生過宋人跟金人的大戰，所以金庸就要把發生大戰的地方改到山東去，結果郭襄的名字也就麻煩了，他要不要改呢？

　　讀+：梁羽生、金庸、古龍等，他們寫的“武俠”世界似乎離我們的生活很遠，你認為作家更應該寫我們身邊的“俠”？

　　張大春：我們首先要看看“俠”到底是指什麼。在齊桓公、管仲那個時代，“俠”就是守信諾，你對我好，只要你開口，我就幫你做到。後來，《遊俠列傳》裏的漢代俠士朱家、郭解等，則在“俠”的定義上又多了一層含義，就是分勻財富給弱勢人群，他們樹立的民間聲譽和人望是直接威脅王權的。到現在這個社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也是“俠”啊。

　　一些武俠小説、相關影視劇的流行，創造了模糊的社會背景，神化了一些武術技巧，反倒讓我們遠離了“俠”。事實上，如果弄清了“俠”的定義，“俠”就在我們身邊，離我們並不遙遠。

　　看不懂是作者

　　與觀眾的緣分未到

　　讀+：上世紀80年代以後，武俠小説開始沒落，你認為原因是什麼？

　　張大春：當一種類型的小説與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比如法制精神等有所衝突的時候，它必然只會處於邊緣。無論是在大陸、臺灣，武俠小説應該都屬於“輕文學”的類別，直到金庸獲得了幾位在美國生活的文學評論家的推薦，武俠小説的地位才有所提高。

　　在上世紀70年代，臺灣只流行兩種電影，一種是瓊瑤電影，一種是武俠電影，武俠電影一年的産出量可以達到200部。但也正是武俠電影的火爆導致了武俠劇本的疲乏，武俠小説慢慢退隱了。現在比如《繡春刀》之類的電影，也只能説是武俠元素轉進了拳腳片之中。

　　讀+：最近電影《一代宗師》出了3D版，但還是有觀眾會説看不懂，不明白王家衛究竟是想説什麼。作為編劇顧問，你有什麼想説？

　　張大春：無論是一本書，還是一部電影，都會有人説看不懂，我想，這無法只是指責作者，也無法只是指責觀眾。我只能説，這是作者與觀眾的緣分未到吧，如果到了，就會看得懂，就會喜歡上。

　　事實上，王家衛花了10年時間來研究、構思《一代宗師》，甚至搞得很多北派武術大師都想收他為徒。結果葉問的故事被多部影視劇搶拍出來了，他也很無奈，不過幸好沒有被擊倒。王家衛其實是想通過葉問，講述一個沒落的武林，但他也想説，武林信守的價值、牽係的情感並沒有真正消失，它們仍然在我們生存的現實之中，無論天涯海角。

　　我不認為在“炫技”

　　讀+：有人説讀《大唐李白》有點累，這部100萬字的作品不僅長，而且文字有些拗口？

　　張大春：你説不好讀，我也覺得不好讀。我從7歲開始寫作，到40歲時，我就想，每寫一部小説，就把小説的定義打開一點，打開一點點就好。《大唐李白》就是打開慣常形式的一種嘗試，講一點故事，穿插一段歷史背景注解，又講一點故事，再加入歷史背景注解……大量的注解比正文還要多，讀起來就有點難。

　　至於100萬字是不是太長，我覺得倒還好啊，現在很多小説都超過了這個規模，畢竟我不是光寫李白，我還在寫唐朝，還在寫唐朝別的人。而且要跟你透露一下，原定《大唐李白》是寫4部，我現在要調整成5部，分別是《少年遊》、《鳳凰臺》、《將進酒》、《卓越歌》、《長相思》，不過總字數沒有太大變化。

　　讀+：經常被説喜歡在寫作中“炫技”，你感覺如何？

　　張大春：是，很多批評家要不就説我“頑童”，要不就説我“炫技”，好像這兩個詞兒都沒什麼好意思。老實説，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對此沒什麼感覺，但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再聽到這樣的説法時，我還蠻沉痛的。

　　最重要的是，我不認為我在“炫技”，原因是技術沒什麼好炫耀的。很多東西對我而言就是自然流出來的，但別人卻認為這是一種技術。我倒是認為，我展示了一個技術，而批評我的人自己怎麼也沒辦法鍛鍊出這個技術，所以他只好用“炫技”來調侃我一下。

　　作家應該為每個故事都找到最適合的敘述方式，找不到就不要寫，沒有獨特的形式，我覺得那是庸人做的事情。我想對這些人説，要不你也弄個新東西來給我看看？

　　讀+：你喜歡哪些大陸作家？

　　張大春：阿城、莫言、閻連科、畢飛宇，我都覺得非常不錯。特別是阿城，我應該已經認識他25年了，記得第一次看他的作品是在臺灣，幾張油印紙上登著他的小説《棋王》，當時我就覺得驚為天人。這些年我接觸了一些大陸作家，從他們身上受到很多啟發。

　　一個好玩的人

　　記者歐陽春艷

　　抵達武漢的那天晚上，張大春20分鐘內，就在網路上與詩友唱和了3首古體詩。採訪的時候，他饒有興致地把手機打開，給我念了這幾首詩，“很多人覺得寫詩有多難，但你熟練了，它就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文字對於張大春來説，可能確實是生活中最不費力的一件事情。最近，他甚至創造了一個清晨“醒腦”的辦法：每天在網上貼出自己以前的一篇舊作，它們長則千字，短則三五百字，然後再用寥寥數語點評文章的優點、意圖等等。

　　“我覺得臺灣現在的作文題目簡直出得一塌糊塗，所以我在想，要不要把我寫的這些東西合起來出本書，就叫《搞作文》。”説到這個有點“奇葩”的書名時，張大春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其實我也挺怕出這本書的，人家肯定要説你算什麼，憑什麼你的文章就成了範文？”

　　張大春偶爾會以“我這把年紀”自嘲，也會直言批評已經成名的某些作家、明星，但在我看來，他對於新鮮文字的敏銳卻絲毫未隨年齡減退。多年前，韓寒還在臺灣寂寂無名時，他就看過《長安亂》，並頗為欣賞；眼下，在海峽那邊的張大春又立即讀到了余秀華，“那首《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寫得真好，我有一段轉給了許多朋友”。

　　採訪前，引薦我前往的臺灣朋友一再説，“張大春是一個很好玩的人”。我想，這個“好玩”，或許是對任何新事物都飽有興趣的另一種説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