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家郎朗到深圳參加國際禮儀宣傳月活動。在他看來，音樂本身就是禮的一種，而他本身也是吸收國際文化、禮樂的代表。不過他更願意使用融合與互相學習來形容他對世界文化的態度。他也在實踐一種更似太極的方式，融合中西音樂、文化，重塑中國的國際禮儀形象。
談禮儀
遺憾的是
我們做得不夠好
深圳晚報：這次到深圳，主要是參加國際禮儀宣傳月的活動，你如何看待音樂與禮儀之間的關係？音樂對禮儀的作用在於？
郎朗：首先音樂本身就是一種禮儀。如果你在演奏樂曲的時候帶著虛假的感情，或在沒有弄清樂曲的真正含義，尚未領會到蘊含其中的道理、文化和背景時，僅僅出於一種幻想的彈法去演繹樂曲，這便是不尊重人，首先是對原作者的不尊重。
學禮儀和學音樂一樣，很多時候，大家在潛意識中通過家長、老師和周邊的人，都學到了一些，但重要的是任何一個公民都有責任把自己好的一面流露給他人，起碼流露給孩子，讓他們有好的典範。比如在公共廁所要將水龍頭擰緊，在比較安靜的場合別大聲喧嘩。每個人並不需要克制地控制自己，但稍微控制一下就會有很大的區別。
深圳晚報：以你在中國、美國等地的生活經驗看，禮儀在不同文化間存在哪些共通之處和差異？
郎朗：多説一些類似“謝謝”的禮貌用語，這些是國際共通的。差異也有，事實上，中國古代是很講究禮儀的，我們的禮儀特別多，古人見面總要行鞠躬禮，遺憾的是這樣的禮節現在比較少見。但去亞洲其他國家，你會看到許多國家的居民在見面時仍會有鞠躬、打招呼等非常尊重他人的儀式。這些禮儀最初都是從中國學去的，是中國人發明、實踐、傳播的，遺憾的是現在的孩子，包括我們這代人在這方面都做得不夠好。
談過去
受點苦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深圳晚報：你小時候常常參加各類鋼琴比賽，那時總惦記著要拿第一，“第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個符咒，但後來你自己也比較過，認為“中國的音樂教育似乎重在比賽”，這是不是中國音樂教育相對功利的表現？
郎朗：我現在也為一些比賽作顧問，經常觀察一些孩子，並以評委的身份給他們一些建議。這是一個特別好的過程，因為這樣讓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我小時候一些想法的對與錯。
“爭第一”是一件激勵人心的事，你想與眾不同，想把自己的價值觀通過音樂表現出來，這是好事。但任何東西都不要激進，以後我們社會還會遇到很多類似的問題，即我們做很多事情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因我們的態度和處理方式的問題，往往使一個美好的憧憬最後變成一個悲慘的結局。
深圳晚報：這算不算是中國音樂教育目前最大的問題？
郎朗：不光是在中國，全世界都會有這個問題。
深圳晚報：但國外相對來説不會那麼強調比賽，你最初也是在國外受到老師的啟發，才開始思考另一種價值認證體系的？
郎朗：是，但這造成了另一個問題，外國的孩子很難出成績。他們是比較relax(放鬆)。但鋼琴技術和體育有點像，不練習、不使勁，一直在放鬆就出不了成績。這世上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活”，而這類“活”的技藝全在手上。
我認為中西方應該互相學習，像太極一樣剛柔並濟。比賽也分人，有些人不參加比賽就沒有別的機會出道。如果只是放羊式的教育，可能會成就一個很好的製作人或songwriter(詞曲作者)，但要成為職業鋼琴師，你必須靠長時間練就，是勇敢、刻苦地訓練出來的。
深圳晚報：但很少有人能夠達到太極剛柔並濟的程度，中國的音樂教育也許更容易走偏？
郎朗：肯定會有這個問題，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加強對家長和老師的培訓，要讓家長和老師清楚地認識到這個問題。
實際上，現在激進的家長越來越少了。在音樂學習最初探索的階段，出現過很多激進的家長，現在網際網路日益發達，大家通過交流發現，通向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條，並對成功有了不同的詮釋。再加上我們這些(音樂學習探索階段的)親歷者、實踐者和被實踐者長大了，過去，我們見證了一些好的方法，也見證了一些不好的方法，現在就知道過去所做的事情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
深圳晚報：打造“朗朗音樂世界”，你投射其中的教育夢想是什麼？
郎朗：我想做國際化。國際化很重要，首先，鋼琴是外來文化，但我們也想通過鋼琴傳達中國的文化觀和文化品位，在學音樂時，要把這個放在首位，而不是只為了出名和掙錢。如果你要賺錢，那你最好去華爾街學習，因為學鋼琴的回報率會很低。
深圳晚報：你覺得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本國音樂人才，或者説你希望培養出什麼樣的音樂人才？
郎朗：對世界寬容，對世界文化有接受能力的人，而不是只會彈鋼琴的人。他必須要對不同的文化感興趣，彈貝多芬的時候學習德國文化，彈莫扎特時學奧地利文化，彈黃河進行曲學中國文化……每種曲子是一種文化凝聚的精品。我們要用文化、感情、幻想和理想來詮釋一首作品，而不能一味地只用手指去詮釋，成為機器。
談音樂教育
要加強對家長
和老師的培訓
深圳晚報：自登上世界舞臺，你一直在強調音樂教育對孩子成長過程的重要性，這與你自身的成長經歷有關麼？音樂教育是如何影響你的成長的？
郎朗：音樂教育讓我成為一個從事音樂的人，成為從事音樂的人後，又讓我有機會做很多很有意義的事情，比如“聯合國和平大使”、深圳的“國際形象大使”，這些都是通過音樂促成的。
深圳晚報：這些是您最終取得的結果，但就過程而言呢？因為您兒時學琴的經歷是比較嚴苛的，這在您的成長過程中會不會産生一些負面影響？
郎朗：所有事情你想要做好，肯定要通過刻苦訓練，受點苦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人應該通過自己辛勤的汗水去換得別人得不到的東西。我們要把這種辛苦看得平淡，因為這種苦跟你在舞臺上演出時的心情相比，什麼都不算。
真正讓我覺得比較苦惱的是在做很多事情時，你的想法無法與你所做之事在同一個軌道上。當夢想和現實有較大的差距時，你就會産生很多困惑。
深圳晚報：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郎朗：有很多原因，但我也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原因。
深圳晚報：這時候怎麼辦？
郎朗：堅持夢想。當然不要激進地堅持一個夢想，但有時候一個夢想會像荷花一樣打開、blossom(開花)，化成兩個、三個夢想，開花的時候，意想不到的花瓣可能會帶你到另一個地方。
以我為例，通過鋼琴我可以做很多我喜歡的事情，但在我小時候學琴時，我並不知道自己今天會成為深圳的“國際形象大使”，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教很多小朋友彈琴，我可能只想著將來能夠好好開音樂會。但當時的想法和現在的成果並不衝突。就像一個樂曲中，通常會有強大的轉捩點，有些地方很難推進，有些地方容易推進，有些地方讓你感覺像是自己登上了一座山，在山頂呆了幾個小時以後必須得下去。一個偉大的曲子是無法用語言形容它為何成功的，它雖有各種各樣的慾望，看上去似乎有很多不和諧的地方，但它們都在一個正常的軌道中行進，到最後都會成為一個整體，從而成為經典，這與人生、宇宙的概念是一樣的。
談深圳
在深圳創建
新移民城市文化
深圳晚報：為什麼在深圳創立“郎朗音樂世界”？
郎朗：深圳與我年齡相倣，城市氣息與我的理念特別吻合，這裡年輕人多，學鋼琴的人多。而且這個城市現在在走國際化路線，而許多城市都以傳統自居，我們不能要求所有城市都走國際化路線，但對我個人而言，這很重要。
其次，深圳的很多年輕朋友對這座城市的文化接受度都很高，這個城市本來就是一個文化大熔爐，這和中國別的城市是不一樣的，會比較容易去做一些事情。
深圳晚報：但深圳是相對年輕的城市，會不會擔憂它的文化積澱相對而言少了一些？
郎朗：實際並不是這樣。我拿美國做一個比喻，美國年齡很小，但並不因此沒有文化，它的文化是美國文化，不可能以倫敦或柏林的文化標準來要求它的文化發展。
所以我們可以在深圳創建新移民城市的文化，可以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塑造深圳的國際影響力。深圳因為沒有那麼多條條框框，反而更容易實現突破，就像並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像美國西海岸那樣發展IT業，也許IT業在東海岸就做不起來。同理，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幾乎都在深圳，我想，這些企業在別的城市未必能發展得起來。
深圳晚報：但科技和文化是兩個不同領域。
郎朗：問題不大，因為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個西方古典音樂的中心國家，也許上海的積澱會多一些，但上海積澱再多，也無法與維也納和巴黎相比。我反而覺得深圳挺好，深圳學鋼琴的人這麼多，這絕對是優勢。
談古典音樂
未來聽古典音樂的
年輕人會越來越多
深圳晚報：這幾年，國內年輕人聽西方古典音樂的狀況如何？
郎朗：國內學鋼琴、小提琴、管樂的人特別多，所以未來的年輕人大部分從小都接受過音樂教育。這與歐美正好相反，在美國，學習吉他和流行音樂的人多，而他們的上一代普遍都接受過古典音樂教育，所以就上一代而言，美國人在理解古典藝術文化方面肯定比中國人有更深厚的文化背景。
但未來不一定，中國對古典藝術教育越來越重視，因為我們的上一代沒有接受過這些教育。而上一代歐美人因為接受過古典藝術教育，反而對下一代是否接受這些教育不太在意。
深圳晚報：但中國人的“在意”會不會帶有一定的功利性色彩？
郎朗：剛開始追什麼東西都會有功利性。就像中國人買名牌一樣，前5年，大家很追求奢侈品，但從去年開始，大家已不再像過去那樣追求奢侈品了，因為已經擁有了，便不再那麼在意。
如果大家都在追風潮，那叫表面現象。但當大家都已經用心去領會，或者不把這個當做很重要的東西，但又覺得我們的生活離不開它，並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追尋它時，一切便好了。很多西方國家在過渡時期都是這樣的。
深圳晚報：現在很多流行音樂會運用古典元素，這算是一種表面化的應用還是值得倡導的行為？
郎朗：有些是有計劃地用，有些是潛意識地用。有計劃的強加不好，但像周傑倫，他過去是練古典鋼琴的，本身就喜歡一些旋律，所以他寫了《肖邦的夜曲》，我覺得這是好的。再如姜文，他最近在做一個新電影，他想在電影中用一段名氣不是很大，但他很喜歡的曲子。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他曾一度迷戀這首歌，便想將它加進電影中去，作為對電影的補充和對兒時情感的回應。這是他真正喜歡的，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結合。
深圳晚報：你一直在努力將中國古典音樂融入西方古典音樂中，現在這個嘗試成果如何？
郎朗：我覺得還行，因為每一次音樂會結束我都會彈中國曲子。
深圳晚報：但這是一種形式上的融入。
郎朗：對，因為大家需要不同的味道，主要在於你怎麼安排。巴赫的作品配中國曲子有點配不上。但你彈一首外國的《月光》，再彈《平湖秋月》，效果就特別好。就像在博物館裏，我不會將魯本斯的作品和凡·高的放在一起，但可能會把魯本斯帶光的作品和莫奈帶光的作品放在一起，雖然它們是完全不同時代的作品，但是它們都是在發光的東西。
談大師
偏愛有豐富
表達方式的大師
深圳晚報：你心目中的大師是什麼樣的？他應該建立什麼樣的自我評價體系？
郎朗：每個人心目中對大師的定位都不一樣，對我來説，鋼琴大師要彈得非常好，並且要有與眾不同的詮釋。如果你不能將自己的理解説清楚，不能給人立竿見影的效果，我覺得頂多是一個演奏者或者藝術教育者，肯定不能是大師。
深圳晚報：保持獨立性重要嗎？
郎朗：藝術必須有獨立性，但藝術也要有通融性。當別人試探你的底線時，你要堅守，但同時也不要去否定別人。大千世界，這樣才會奇妙無窮。我們就像血液一樣，有些藝術家是A型血，有些是B型血，彼此很難通融，但都是血液的流動，都是藝術。
深圳晚報：你更喜歡偏執的音樂怪人，還是主流、正統的藝術家？
郎朗：所有世界公認的藝術家，我都很尊重，因為既然是世界公認的，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我也有自己的偏愛，我比較喜歡稍微全面一些的多面手，有豐富多樣的表達方式和詮釋手段的藝術家，我就是一直走這條線的。
談時代
現在是走國際化
路線的最好時機
深圳晚報：你如何評價當下這個時代？
郎朗：我覺得現在的時代非常好。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現在我們很適合在本土和在世界發展。以前在我小的時候，大家都在説中國衝出亞洲，走向世界，是口號式的語言，但現在我們真正走到了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這是非常好的時候，是走國際路線最好的時機。
深圳晚報：你會有孤獨感麼？
郎朗：不會，因為中國整個藝術圈非常豐富，中國藝術已經往主流上走了，並在主流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了。這是全民族推進的時代，未來肯定會越來越好。記者 施展萍 李瑤娜/文
[責任編輯：楊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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