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口頭文學遺産數據庫：原汁原味錄入近9億字

　　近日，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以下簡稱：中國民協）對外宣佈，中國口頭文學遺産數字化一期工程完成驗收，中國口頭文學遺産數據庫正式亮相。該數據庫包含116.5萬篇（條）神話、傳説、史詩、歌謠、諺語、歇後語、謎語、民間説唱等，總字數達8.878億字，幾乎囊括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口頭文學收集的原始資料，是迄今為止人類最大的口頭文學遺産數據庫，堪稱“民間文學的四庫全書”。

　　三年錄入近9億字 完成整理分類

　　口頭文學是民間文學的主要流傳方式，包括神話、傳説、民間故事、民間歌謠、諺語、謎語、歇後語等，是老百姓的文學方式。

　　為了讓這些“傳統文化活起來”，中國民協于2010年12月在中國民協主席馮驥才的倡議下啟動了中國口頭文學遺産數字化工程，使傳統民間文化向當代科學技術成就轉換。在文化部、中國文聯的支援下，中國民協數字化工作組與專家學者、漢王公司緊密合作，經過三年圓滿完成預定目標。

　　一期工程共完成錄入中國口頭文學遺産資料4905本，8.878億字，形成TIF、PDF、TXT三種格式，文字差錯率低於萬分之一；製作了檢索發佈軟體；對神話、傳説、民間故事、民間歌謠、史詩、民間長詩、諺語、謎語、歇後語、民間説唱、民間小戲等11類口頭文學作品進行了一級分類，總計116.5萬篇（條）；用flash動畫形式概括中國民間文藝工作者百年來對口頭文學遺産挖掘、整理的歷程；完成了數據庫文檔多種形式的備份；按照國家圖書館標準對4905冊資料進行了分類整理；對數字化一期建設工程的資料進行了整理歸檔。

　　“這些年，中國民協保存了數千本口頭文學資料，大部分是手抄本、油印本、鉛印本，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資料有些就散落無法保存，當務之急就是把這些資料妥善地保存。”中國民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羅楊對記者説，借鑒國內外經驗，數字化是最有效的方法。

　　民間文學數字化採集的作品，首先遇到的便是分類問題。“要給所採集到的每一個作品一個歸屬或標簽。這個歸屬或標簽就是分類。”中國民協數據庫專家劉錫誠對記者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産組成部分的民間口頭文學在數字化時要借鑒《非物質文化遺産數字化管理專業採集規範》九大類的規定，但這九類並不夠用，最後經過專家們的商議分成了11類，每個專家負責一類，光是分類就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最大限度還原資料 方言版本全收錄

　　中國民協研究部主任侯仰軍説，這些記錄下來的民間文學資料基本上遵循統一的要求，堅持忠實記錄，並附有講述人情況，記錄人與記錄情況，符合記錄民間文學的國際慣例，並且這些資料除極少部分曾公開出版外，絕大部分都是內部編印資料。

　　為了還原資料，在數字化時，工作人員嚴格按照資料所記載的文字進行錄入，“有的故事是用方言講的，並且有旁批此時講故事人的動作都要記錄下來。有的方言並無具體的字，就用拼音代替。”在錄入後，校對人員要逐字校對，確保每一個字都原汁原味。在對各種版本的故事和傳説進行錄入時，中國民協要求必須全部錄入，即使故事完全一樣，講故事的語氣和方言不同都要記錄下來，這樣一來，每一個故事會有數十種版本。而這次錄入，也讓專家們看到了一個故事和神話，在不同地區的演變過程。

　　比如牛郎織女的傳説，就有10多種不同版本。流傳最廣的版本是，織女下凡洗澡遇見牛郎，兩人在人間相親相愛勝似神仙，王母娘娘看不過去，寧要拆散兩人，在牛郎追趕織女時，王母拔出頭簪劃了條銀河。而不同的版本是，織女下凡洗澡被牛郎看上，牛郎就把織女的衣服藏了起來，織女沒有仙衣無法飛回天上，就只得與牛郎一起生活。可平日裏兩人經常吵架，有一次吵得不可開交，牛郎就把織女的仙衣拿出來扔到地上，織女見狀穿起衣服就往天上飛，牛郎急忙追趕，快要追上時，織女拔出頭簪劃出了銀河。

　　“幾乎每一個神話傳説都有各地方的演繹版本。”侯仰軍説，正是這種原始記錄才能讓後人在搜尋資料時重現當時普通人民的訴求和願望，“並不是像書本裏寫的那樣，一個故事只有一個結局，可在民間，故事有多種可能性，這就是民間口頭文學的魅力所在。”

　　“三套整合”為藍本 濃縮60年田野調查

　　作為數字化工程為數不多的工作人員之一，侯仰軍全程參與了這個工程的運作。在他眼裏，這些數字化的資料幾乎濃縮了60年間口頭文學田野調查的精華。

　　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很多民間文學工作者已經對這種無形存在、易於丟失的口頭文學進行蒐集與整理工作。中國民協的口頭文學資料庫裏還保存著上世紀早期周作人、劉半農等進行口頭調查的手稿。自1954年2月，延安魯迅文藝學院成立文藝運動資料室收集陜西民歌開始，中國口頭文學收集工作進入了空前繁榮時期。中國民協在60年間組織200萬人次在全國2800多個縣進行口頭文學的普查、蒐集、記錄工作。一次是1958年開展的“民歌調查運動”；一次是1984年啟動的“中國民間文學三套整合”的調查整理工作，這次調查以縣為單位，拉網式的，遍及全國所有省份與民族地區；最後一次則是始於本世紀初直到今日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産搶救工程”。

　　“這次數字化就是以‘三套整合’為藍本進行製作，每一個字都是當年田野調查人員的心血。”侯仰軍説，那次調查是中國迄今為止對口頭文學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 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全國性普查和輯錄活動。在全國範圍內對民間故事、歌謠和諺語三種體裁的民間文學作品進行普查、蒐集和輯錄，並在此基礎上根據統一體例選編、印製成相關體裁的縣卷本和省卷本。普查從1984年開始，持續三年多，而編纂出版工作直到2004年才基本結束，編纂出《中國民間故事整合》《中國歌謠整合》《中國諺語整合》。據統計，僅在1984—1990年間，全國就有200萬人次參加了民間文學的普查和採錄，各地共蒐集民間故事184萬則、歌謠302萬首、諺語748萬餘條，總字數超過40億。

　　對於三次大規模的調查，馮驥才曾感慨這是中國文化界為我們民族做出的歷史性貢獻，“一是摸清了我國口頭文學的總體狀況與各種體裁的分佈格局；二是發現了中國民間文學的傳承人（包括故事家、歌師、傳唱者等）；三是將巨量的無形動態口頭存在轉化為確定的文本。這就給本世紀國家非遺的認定奠定了認知基礎，提供了確切的依據。”

　　農耕文明土壤不在 再普查成果有限

　　對於搶救口頭文學，馮驥才説，口頭文學本來是自生自滅的，在社會轉型期間，很容易被忽略，從而流失。特別是當前這種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文明轉型期”，前一個歷史階段的文明必定要瓦解。這之中，口頭文學最易消亡。一個傳説不管多麼美麗，只要沒人再説，轉瞬即逝，而且消失得不知不覺和無影無蹤。所以説，最脆弱的非物質文化遺産是口頭文學。

　　這種消亡讓從事一輩子民俗研究的羅楊深有同感，“小時候沒有電，最好玩的娛樂活動就是聽老人講故事，每到晚上衚同門口就坐滿了孩子，聽老人講祖輩的故事，説民間傳説。現在的小孩除了看電視就是玩遊戲，根本沒人聽老人講故事。老人沒了，故事也就沒了。”

　　即便如此，對口頭文學的田野調查還是很有必要的。2009年4月，貴州省紫雲縣在非物質文化遺産普查中發現，麻山地區一些歌師會在喪葬儀式上演唱“亞魯”的故事。5月學者余未人前往麻山地區考察，初步認為這是一部散文體英雄史詩，之後苗族史詩《亞魯王》被正式發現。

　　“當年會演唱‘亞魯’故事的老人都已經90多歲，他以後《亞魯王》就只能存在於文字上了。”羅楊説，隨著時代的發展，口頭文學存在的農耕文明土壤已經不在，即便再進行普查已不可能有多少成果，“所以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已經普查出來的成果完整地保存下來，這是口頭文學數字化最大的意義。”

　　口頭文學數字化一期工程完成後，中國民協希望能讓該數據庫為研究者提供服務，並最終進入世界人類記憶遺産名錄。新報記者 劉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