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近代中國的"反智主義"：從推崇勞動人民開始

　　共識網發表文章説，中國自古就有蔑視知識的傳統。“反智”的氛圍一直瀰漫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反智論”並非中國本土詞彙，而是譯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它自古就存在。

　　“反智論”分為兩個相互關聯的部分，一是對“智性”本身的憎恨和懷疑，認為智性以及由智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有害而無益，抱有這種態度的人叫做反智性論者；另一方面是對代表智性的知識分子錶現出輕蔑以至敵視，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被稱為反知識分子。古代中國“反智論”代表是法家與道家。

　　道家主張愚民術，法家公開“焚書”。老子認為，人民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識就無法控制了，所以他公開主張愚民。從老子思想中演化出來的黃老學派，與法家思想交融，深化了“反智”思想。老子的“反智”思想只是抽象的觀念，而法家則將“反智”貫徹到現實政治中，“焚書”便是法家“反智”政治思想的歸宿。法家對知識階層的摧殘與壓制達到了極致。而儒學法家化：讀書人也自我貶低。如龔自珍、鄭板橋等知識階層人士，在言論中排他性地抬高“農民”的地位，極度貶低“士人”的地位，竟然有“負心多是讀書人，農夫才是第一等”這樣的詩句。

　　晚清以來，中國從閉關到開放，逐漸融入世界。傳統文化中的“反智主義”思想，在新的思想文化環境下開始演變。從劉師培到瞿秋白，他們的思想演變顯示了中國“反智主義”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歷史軌跡。近代的“反智”思想與俄國民粹主義中的“反智主義”相結合，形成了具有國際視野的中國式民粹主義。核心思想是推崇體力勞動，主張人人從事勞動，輕視腦力勞動。如瞿秋白《知識是贓物》的理論來源是普魯東的“所有權就是盜竊”等觀點，明顯是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近代中國的“反智主義”從推崇勞動人民開始，以貶抑知識分子而告終，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這種“反智”的思想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更有獨特時代的烙印，與民粹主義難分難解，最終陷入民粹的洪流中。近代民粹主義中的“反智主義”隨著近代革命的推進而不斷得到強化，最終形成了左右一個時代的主流意識，給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災難。以“反智”為特色的近代民粹主義幾乎摧毀了中國傳統的精英文化，經過一場場運動與革命的洗禮，中國的精英文化出現斷層。

　　學者汪敬虞認為，傳統“反智主義”對“士人”階層的貶低，使得“士人”階層喪失了獨立人格，不得不走向依附體制的道路。近代民粹主義下的“反智主義”將知識分子劃為社會最底層，即所謂的“臭老九”。這種行為使中國知識分子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集體失語，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知識分子階層的整體墮落對當代學術文化的發展産生了致命的影響，形成了“大師之後再無大師”的文化格局。更為嚴重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政府號召大家向農民學習，並要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略去特殊的政治考量不談，僅僅從事實評價的角度看，這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創的向下學習風潮，不僅沒能解決中國城鄉的三大差別，反而造成了更為嚴重的知識斷層。農村的“廣闊天地”最終給一代人留下了永遠都無法抹去的傷痕。

　　儘管農民具有諸多優良品德，但也不乏各種毛病，號召全體國民向下學習，根本無法提升國民素質。相反，在這個過程中，各類醜陋現象競相出現，知青們的農村印象並不佳。為了回城，大量知青開始“走後門”，給掌權者行賄。法國學者潘鳴嘯認為，正是這種向下學習的過程敗壞了中國的社會風氣，造成了很多人挂著“為民請命”、“為窮人代言”的羊頭，賣“錢權交易”、“政治腐敗”的狗肉。

　　正視傳統和歷史，我們應該重視底層的傳統文化，更應該重視貴族文化和精英文化，人類應該向上學習，向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學習，高雅的東西不應該是被打擊的對象。用高雅的文化引導人，讓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與品位，讓生活有格調，向上學習而非向下看齊，轉變思維方式，這才是中國通往現代社會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