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推中文版 由日本中國史頂尖專家撰寫

　　來自日本的“大家小書”

　　今年2月下旬，日本中國史領域頂尖專家撰寫的《中國的歷史》(十卷本)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公司文化品牌“理想國”推出簡體中文版。

　　“日本有大學者為大眾著書的傳統。”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大眾館主編楊曉燕和同仁們渴望讓國內讀者看到一套真正專業、前沿、有創見的中國通史，“專業的歷史書不一定艱深晦澀，我們一定能夠找到聯結學術研究與大眾閱讀的橋梁”。

　　楊曉燕是北大歷史系2002屆隋唐史專業碩士，2006年至2007年間，她遇到了12卷的“中國的歷史”。這套書由日本知名的講談社(注：日文稱出版社為“講談社”)出版，是一套日本著名學者寫給大眾的著作，也是講談社創社100週年的獻禮之作——自2004年12月出版第一卷，每月一卷，至2005年年底出齊。其所約請的作者都是日本中國史學界的頂尖學者，分別為宮本一夫、平勢隆郎、鶴間和幸、金文京、川本芳昭、氣賀澤保規、小島毅、杉山正明、上田信、菊池秀明等。

　　楊曉燕和同事們煞費苦心地尋找優秀譯者，他們大部分都有留學日本的背景或目前就在日本執教，還有幾位本身就是這一領域的學者。如第8卷《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 西夏 金 元》的譯者烏蘭，是中國社科院的知名元史專家；第3卷《始皇帝的遺産：秦漢帝國》的譯者馬彪，在日本任教十餘年，目前是日本山口大學治秦漢史的學者。

　　為中文版各卷做長篇導讀的學者也集一時之選，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王子今、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黎虎、北京大學教授閻步克、北京大學教授鄧小南、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伯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步平等。

　　《中國的歷史》最有價值的還是識見本身。據楊曉燕介紹，《三國演義》在日本家喻戶曉，“三國”也是史學界研究的熱點。第4卷《三國志的世界：後漢 三國時代》的作者、京都大學教授金文京是集中、日、韓三國文化背景于一身的名家，他將三國的真實歷史與讀者熟悉的小説《三國演義》並置，比較著敘述歷史的真實，還頗有新意地將三國歷史放置於整個東亞史中進行解讀。

　　“大眾史學”：能不能讓人看得下去？

　　在策劃和推動“大學者為大眾著書”方面，國內出版人也有過一些艱難但積極的嘗試：2001年至2004年，資深出版人韓敬群在北京出版社策劃和推出了四輯共40本“大家小書”，其中紅學大家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小講》累計售出6萬餘冊；2005年至2006年，“大家小書·洋經典”累計出版兩輯共20種。

　　2005年，中華書局推出了包括雷海宗《中國的兵》、吳晗《明史簡述》在內的“大家説史系列”，這家出版重鎮的大眾讀物編輯室也在暢銷書運作上頻頻發力。2007年，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過一套“悅讀經典”小叢書。2001年至2008年，中央電視臺致力於“讓專家、學者為百姓服務”的《百家講壇》紅極一時，但在幾年的紅火之後現已日漸式微。

　　自2008年年初開始，南京譯林出版社也開始引進小開本的“牛津通識讀本”，擬以10年左右引進100種，截至去年12月已累計引進45種；2009年，該社又推出了由著名英國史專家錢乘旦教授新譯的8卷本“康橋藝術史”。

　　1949年以來，翦伯讚、範文瀾、張舜徽以及最近的王家范等學者，都曾嘗試撰寫通史，可取得學界內外的普遍公認變得日益困難。有青年學者認為，範文瀾4卷本《中國通史簡編》特色較為鮮明，可惜只寫到了宋代。1949年後，白壽彝先生領銜主編了12卷22冊的《中國通史》，不過這一大部頭在“通”上仍存在一些爭議。20世紀中國通史中被公認為寫得較好的，或許首推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194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雖然只有上下兩冊，但既有貫古通今的脈絡，在一些歷史細節上也有自己的獨特見解。

　　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開始正式引進蔚為壯觀的“康橋中國史”系列，它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通史且被某些學者批評為“西方中心主義”，但其較高水準和新穎寫法，惠澤了幾代中國學者和讀者。

　　這一次，復旦大學教授姚大力應邀為《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 西夏 金 元》做導讀，這位蒙元史專家説：“儘管不必採用綿密引徵和系統論證的闡述形式，大眾史學在需要把歷史敘事還原到親歷者們的切身感知、還原到總體歷史圖景、還原到根本價值關懷方面，以及在它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點也不比對於更‘專業化’學術寫作的要求為低。”

　　中日學者著述構成“對視”

　　“理想國”和作序導讀《中國的歷史》的頂尖專家們，無疑都很重視來自日本學者的獨特視角與識見。其實，由於地緣、文化和歷史傳統等多方面的糾葛，近代以降，中國學者或研究者也撰寫過一些研究日本的著作，中日學者的著述構成某種“對視”。

　　如，理論家戴季陶1928年出版《日本論》，甫一齣版即受到國民黨元老胡漢民高度讚賞，亦曾被學界視為研究日本的一部重要參考著作。又如，著名報人王蕓生1930年前後擔任天津《大公報》編輯期間，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寫作和連載了洋洋200萬言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北京三聯書店曾于2005年再版七卷本《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更近的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留日學者吳偉明教授主編的《在日本尋找中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的中日互動》。

　　“清末民初現代中國學術誕生，民國時期在貧困、戰爭的惡劣生存環境下有著艱難的發展；但到了1949年之後，學術就因屢次政治運動而窒息了。中國學術在上世紀80年代有所復蘇，但到上世紀90年代，回避問題、脫離實證、低水準重復、國內外抄襲之類的假冒偽劣化就氾濫起來，中國社會的知識生産的假冒偽劣化在很大程度上與物質生産的假冒偽劣化是同步的。”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劉建平説。

　　劉建平分析道：“所謂學術意義上的‘中日對視’還談不上……國人對日本，大致是要麼盲目吹捧要麼閉眼謾罵。”“國內的歷史研究的主流基本上還處於大事記、階級鬥爭史或權力鬥爭史、文明燦爛史或厚黑史的階段，日本學者的研究已經進入到社會科學的概念化、體系化階段了。”他認為，“無論如何，引進和翻譯有利於中國學者學習知識和方法論，有利於中國讀者開闊眼界和自我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