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1986年改變了我“倒楣蛋文學青年”的命運

　　1797年，簡·奧斯汀的父親將她名為《第一印象》的書稿投遞至凱德爾公司。傲慢的小凱德爾將書稿原封不動地退回，未拆封而且連一句附言都沒有。當時的他絕對不會想到，16年後經過修改潤色的書稿以《傲慢與偏見》為名成功出版，成為世界文壇不朽的經典。古今中外退稿的事情不勝枚舉。或者現在的網路寫手已經不存在“退稿”了，但是當今天成名的作家回首當年退稿的經歷，卻將其視為自己一生的寶貴財富。

　　1980年，蘇童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曾經在中學裏作文最好的蘇童，大學裏不再顯山露水，因為很多人能寫一手漂亮文章。在蘇童的印象中，有位要好的同學讀過很多外國文學，有一次他寫了一首詩，發表在創作園地，詩很短，短到只有一句話：“産房——在太平間的天花板上”。蘇童非常感慨，一句話也成詩，生與死説得那麼透。他暗暗對自己説：“你還不行！”

　　當時幾乎每個大學生都在寫作。用蘇童的話説，無論農村還是城市，所有的有文化的青年，寫作的百分比很高。80年代有一句著名的話，作家王蒙告訴文學青年“不要擠在文學這條羊腸小道上”。在那文學狂熱的年代，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蘇童所在班級的40多個同學，有十幾個人都在或公開或秘密地投稿，同學們發表作品的消息不斷傳來，今天有同學在人民日報副版發表文章，明天有個説文章在《新疆文學》發表，這些消息成為蘇童寫作的動力，他每天都在寫，一天五首詩歌，四處找刊物通訊地址往全國各地發，希望能夠發表。當時，只要寫上“郵資到付”就不必交郵資，唯一的成本是信封和稿紙。但總是被退稿，那時的編輯很負責任，發出二十天左右被退回。每次在食堂吃飯的當口，生活委員大叫：“蘇童，你的信！”拿過來就是一大堆。虛榮心作怪，從不熱心公益的蘇童，主動提出保管信箱鑰匙，為班級服務，從此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失敗了。

　　“為了寫作而寫作，為發表而發表”。蘇童稱，那時對文學的認識很孩子氣，其間，他狂讀瘋閱，以期寫作的進步再快些。學校圖書館是他常待的地方，姐姐也愛文學，常帶書回家，很雜很亂，他就從這蕪雜中吸取文學營養。有天晚上，一個同學把《麥田裏的守望者》借給蘇童，但第二天必須還，否則就不借。當時很多外國名著被稱為“禁書”，是換了封面才能傳閱的，得本好書不容易。蘇童就在水房裏就著暗淡的燈光，花五六個小時把這本書看完了。“現在人們把塞林格當二流作家，我讀他卻深受啟發——突然發現個人的生活夠寫作，文中寫壞孩子，把一個孩子青春的生活描繪得細緻入微，於是，寫自己心靈裏的，我是夠了，再也不愁無字可寫了。”這次寶貴的閱讀讓蘇童相信，自己就是一座寶礦。

　　他堅持寫，夢想成為詩人或作家，寫作的密度也很大。“寫了兩三年，兩眼一抹黑。我覺得我快要沒信心，快要崩潰的時候，詩被刊物和小説有了要發表的福音。否則我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堅持下去。”蘇童的詩歌處女作發表在《星星》詩刊，經手人是時任《星星》主編的葉延濱。他打趣地説，自己“先打扮成葉延濱的讀者”，然後直接將詩歌投給了葉延濱。葉的回信是以《星星》詩刊的名義，告訴他有幾首詩備用。“這首詩就是後來經常被別人拿出來嘲笑的《松灘 草原 離情》。”蘇童説，松灘、草原是完全是自己沒去過的地方，就是覺得很美，便虛構了這麼一處地方。

　　1983年對蘇童來説是一個幸運的年份。這一年，他有兩組詩歌、兩篇小説先後發表。作為青年刊物“四小花旦”的《青春》和《青年作家》上，分別刊出了蘇童的小説。“每次的目錄登在中國青年報上。在貼中國青年報的墻上看到自己的兩篇，我站著不肯走了，等同學來，我要自豪地告訴他們：我行了！但沒人來，下午吃飯還怕被換掉，我又跑回去看，又想著有誰能看到我發表作品了。發表了，那就等於宣佈我‘入門’了。”尤其《青春》發表他的小説《第八個是銅像》獲了獎，極大地鼓舞了蘇童繼續寫作的勇氣。

　　隨後他卻面對更為嚴重的失敗期。“工作了以後，又有兩年的昏天黑天的退稿。”蘇童説，因為對自己的作品非常滿意，投稿時總在文章後寫上“希望你們儘快發表”，可是刊物差不多都不發，全退。可能是自己的寫作風格有改變。那時，他開始寫《桑園留念》、《飛越我的楓楊樹故鄉》，儘管這些作品都是蘇童重要的短篇小説，然而對於當年的文學刊物來説，還是顯得過於前衛、先鋒，很多編輯不太容易接受這類風格的作品。“這個時候，我已經比較清晰了，我自己覺得小説寫得不錯，退稿是他們的失誤。”因為有這個信念，他堅持寫作，而且因為此前也發表過一些作品，“有一碗‘酒’墊底，我不可能放棄了。”

　　直到1986年，通過認識的好友把作品《清溪與河流》送給《收穫》編輯，編輯説模倣味太濃，總體還算不錯，就用了。“編輯還跟我説不要倣別人，自己寫的才是最好的。感謝《收穫》，感謝這面文學上的旗幟，編輯的話使我從文學愛好到寫好。1986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改變了我以前一個倒楣蛋文學青年的命運。”1987年2月，在全國轉了好幾圈的稿子，一月之內突然先後在《上海文學》、《北京文學》、《解放軍文藝》全部發表，從此以後蘇童沒有遭遇過一次退稿。“我真正脫離父母，獨立了，那時父母工資加起一百塊，稿費很高，我的工資差稿費好幾倍。文學讓我自立，娶老婆也不用家人操心了。”

　　在蘇童收到的若干退稿信中，一種是鉛退，很多就被“憤憤地”撕掉了；一種是編輯手寫的退稿信，會談到小説裏的問題及修改意見。他第一次面見的文學編輯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馬未都。有一次，時任《青年文學》的編輯馬未都寫信給還是在讀大學生的蘇童去談稿子。當時找到編輯部拜見馬未都的細節，蘇童已經淡忘，只記得作為一個大學生的自己，很恭敬地去見馬未都，覺得馬老師非常和藹可親；而後來見面談到當初的會面時，馬未都對蘇童的印象則是個“帥哥”。1983年發表于《青春》的處女作小説，則是梁擎，後來她和蘇童先後調到《雨花》雜誌，成為同事。時隔多年，蘇童也還記得，當時河南鄭州《百花園》刊物的女編輯郭昕，雖然只幫他發過一篇小説，卻是和蘇童來往信件最多的編輯，她是那麼熱心地幫助青年學生，因而給蘇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所謂退稿在當下的網路寫作中已經不存在了，退稿成為傳統文學生産流程線上特有的記憶。每每回憶起來，蘇童覺得這段經歷如此美好，在散發著墨香的報刊看到自己的文章變成鉛字，是多麼幸福的一種享受！在當時的文學青年來説，“發表”是天大的事情，而退稿，那段青澀的經歷，也是這一代人青春期的必要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