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文物中馬造型豐富 不同時期姿態各異

　　陜西甘泉出土商青銅馬。

　　甘肅酒泉丁家閘十六國時期的壁畫墓天馬圖像。

　　體姿英俊的良馬，一貫深受國人的喜愛。古代用馬駕車的歷史頗為久遠。在河南、陜西、山東等地殷商時期的遺存中，便出土有當時的雙輪木馬車和駕車的轅馬，可惜只保存馬骨架，難以看清原來的體貌。幸而在陜西甘泉發現有兩件商代鑄造的青銅馬，使我們能看到商馬的形貌——體矮頸粗，四肢較短而雙耳頗大，外貌並不顯神駿。西周和東周出土的青銅馬，形體和甘泉商馬相同，並都鑄造成四肢佇立的呆板姿態，反映著先秦時期馬匹形體特徵。惟有從邯鄲趙王陵被盜掘出的四匹銅馬，呈邁步行走的姿態，似感生動。

　　秦代馬的雕塑品，其體貌特徵一如先秦時期。這在秦始皇陵陶兵馬俑坑中出土的按真馬比例塑造的陶馬中有明確表現。秦始皇陵出土的兩乘銅車馬中的銅馬，尺寸雖然只有真馬1/2大小，制工遠較陶馬精美，馬身軀的肌肉塊面表現充分，但是體貌特徵仍與陶馬相同。陶馬和銅馬身上分別滿涂棗紅色和白色，由此或可看出秦時一般馬的毛色是棗紅色，而皇帝乘駕的名馬，則崇貴白色。傳秦始皇擁有的駿馬中，有白兔、奔電等名稱，可能就是體姿俊美的白馬。

　　西漢初年有關馬的藝術品，造型特徵仍與先秦至秦朝時近似，連霍去病墓冢石雕群中的“馬踏匈奴”大型石刻中的駿馬，也是頭大而脖頸粗短的造型，仍舊沿襲著傳統的四肢佇立的體姿。雖然從1966年在陜西昭帝平陵附近發現的仙人(羽人)騎天馬小型玉雕可以看出，西漢時期也有表現跑動姿勢的馬雕塑品，但是體型仍矮粗，缺乏神駿之姿。

　　西漢武帝時與匈奴連年征戰，雙方戰馬損失極大，因此“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為了補足軍馬的損失，漢武帝一方面擴大養馬業，另一方面致力於馬種的改良。先是引進烏孫馬種，後來知道大宛有汗血善馬，竟不惜兩度發兵遠征，終於奪得大宛種馬，乃“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雲”，還在都城長安未央宮宦者署的魯班門前，矗立一匹相馬名家東門京主持鑄造的青銅駿馬——按照最佳良馬尺度製作的“馬式”，用來作為選擇良馬的標準，魯班門也隨之改稱“金馬門”。1981年，在陜西省漢武帝茂陵附近一號陪葬冢出土有一件遍體鎏金的青銅馬，體長75釐米、高62釐米，立姿，頭小頸細，雙耳如批竹，胸肌勁健，四肢修長，據此可以想見“馬式”的形貌。作為反映西漢馬種改良的早期作品，其造型還沿襲著四足佇立的造型，或許是受“馬式”的影響。

　　西漢後期到東漢時期，墓葬內隨葬的青銅或陶、木的駿馬模型，已經突破舊模式，常常是昂首挺胸、抬起一隻前蹄向前慢步行進的姿態。駿馬造型藝術品，在東漢末到魏晉時期的河西地區達到高峰，最為人稱道的是甘肅武威雷臺墓中隨葬的一組青銅車馬模型，其中共有銅馬39匹，都是“天馬”形貌，頭小而英俊、頸長而彎曲，胸圍寬厚，四肢修長，臀尻圓壯，顯示出是乘挽兼用的良馬。特別是其中一匹奔跑的銅馬，極富動感，右後足踏住一隻回首後顧的飛隼，反襯出駿馬之神速，是不可多得的古代駿馬造型的藝術珍品。

　　就在河西地區魏晉時代駿馬造型藝術處於創作高峰時，中原地區的駿馬造型藝術卻步入低谷。由於曹魏帝王力主薄葬，一掃漢墓奢侈之風，隨葬俑群隨之消逝，駿馬造型藝術也隨之衰落。到了西晉時期，都城洛陽一帶的墓葬中恢復了以陶俑隨葬之風，並以出行的牛車與鞍馬為俑群核心，只是陶馬的制工與東漢相比粗劣得多，造型更無東漢陶馬的神駿英姿。西晉滅亡，匈奴、鮮卑等遊牧民族相繼入主中原，人馬都披鎧甲的重裝騎兵成為戰爭舞臺上主角，在關中地區如陜西西安和咸陽十六國時期的墓葬裏都模擬重裝騎兵——甲騎具裝的陶俑大量出現，也有身披具裝鎧的陶馬模型，但是塑工欠精美。到拓跋鮮卑建立北魏統一北方後，墓儀制度逐漸形成規制，隨葬俑群中便有了鞍轡鮮明的駿馬，還有重裝和輕裝的騎兵，以及騎馬的鼓吹樂隊。此時駿馬的塑造又轉精緻，比之東漢陶馬，更富現實感，而且披裝的馬具，都具有時代特色，為北魏陶馬雕塑平增情趣。此後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接著分別為北齊和北周所取代。東魏北齊的陶俑中，陶馬造型沿襲北魏傳統，制工精緻而形貌健俊。西魏北周的陶俑中，陶馬造型似受關中地區十六國時期陶馬造型的影響，制工粗劣，馬的四肢粗大近似柱體。

　　唐代，中國駿馬雕塑品達到藝術造型的新高峰。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前的“昭陵六駿”，是他在建立唐朝前先後騎乘過的六匹戰馬拳毛騧、什伐赤、白蹄烏、特勒驃、青騅和颯露紫的巨幅浮雕像，呈現出一往無前的雄渾氣勢，開唐代駿馬雕塑的時代新風。六塊矩形浮雕，每塊雕出一匹正側視的戰馬，或行走，或賓士，姿態各異，形貌寫實。六駿中，僅颯露紫雕作是中箭受傷後佇立的姿態，前面雕有將軍丘行恭，正在為它拔箭，表現著征討王世充時會戰邙山時的情景。用以紀念和頌揚唐太宗李世民的豐功偉績的“昭陵六駿”，是一組成功的紀念性或紀功性的石雕作品。與西方紀念雕塑作品不同，英雄本人的形象並沒有出現，但是從他所騎乘的戰馬的雄姿，人們時時都感到英雄的存在，這也正是東方藝術強調含蓄和象徵手法的成功傑作，毫無誇張及霸氣之感。也可以認為這是承襲西漢霍去病墓冢石雕的傳統，以戰馬雄姿象徵英雄偉業。“昭陵六駿”還帶給人們另外一個資訊，就是從十六國至北朝時期盛行的鮮卑系統的馬具，這時已為突厥系統的馬具所取代，這與李淵、李世民父子在晉陽仿傚突厥組建騎兵，並大量由突厥輸入駿馬有關。

　　盛唐時期，描繪駿馬的造型藝術同樣走向繁榮。繪畫方面，許多名家精於畫馬，僅在杜甫的詩作中，就可以讀到《丹青引贈曹將軍霸》等吟咏馬畫的詩篇。雕塑方面，以目前所見最令人讚賞的是隨葬的三彩作品。從神龍二年(706年)葬的懿德太子李重潤墓中出土的三彩俑群中，已可見三彩馬的風采。它頭部微側，輪廓線流利活潑，鬃剪三花，鞍披鄣泥，張口作嘶鳴狀。美中不足的是，馬的體態塑制得過於圓腴，使人觀後有“畫肉不畫骨”之感。比其遲約17年的右領軍衛大將軍鮮于庭誨墓中出土的三彩馬，更為雄勁神駿，那剛勁有力的軀體輪廓內，顯現出鋒棱多力的馬骨，更有怒馬如龍之感。

　　唐代三彩馬藝術造詣普遍較高，形態多變，不僅那些形體較大的作品，就是只有10余釐米高的小型作品，其造型之美亦毫不遜色。同時，在色彩方面除了習見的黃、白彩外，在洛陽地區出土有通體墨色的黑馬，甚至在關林唐墓中竟然出土了一匹通體施藍彩的馬。同樣的藍色泥塑馬，在新疆吐魯番唐墓也出土過。古代匠師如此大膽設色，令後人驚嘆。

　　唐代以後，隨葬俑群在宋、遼、金時期衰落，墓中很少隨葬陶馬。到蒙古族建立的元朝，雖然蒙古鐵騎縱橫亞歐大陸，但是因葬俗的改變，只是在陜西地區當時在元朝任高級官職的漢族墓中有陶俑、陶馬出土，陶馬的造型改為體形低矮、短腿長鬃的蒙古馬，鞍鐙馬具也改為蒙古樣式，造型頗呆板，無復唐俑那樣富有生機。這也反映著漢唐以來不斷由中亞和西亞輸進優良馬種的努力，至此告一段落，但是飛馳的駿馬，在中華文化中作為表現奮發向上的主題卻長盛不衰，激勵著中華民族騰飛、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