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 寒食已隨雲影杳 祭祖無妨踏青遊（節氣·民俗）

　　清明杏花盛開

　　柳樹成蔭

　　踏青

　　清明寒食節，江南有吃青糰的習俗。

　　二十四節氣裏，清明是個“跨界”的異數——既是節氣，又是節日。

　　“清明時節，麥長三節。”此時氣溫上升，草木普遍現青，百花盛開，春意盎然。北方大部分地區已經擺脫寒冷，春播繁忙。

　　古時距清明節氣一兩天的時候有一個寒食節（冬至後第105日）。宋代之後，寒食節吃冷食、掃墓等習俗移到清明之中（現在韓國還保留在寒食節進行春祭），也可以説寒食節風俗結合清明節氣的日期變成了清明節。

　　清明節兩大習俗，寒食、祭祖，前者已經很少見到，後者則從未消散。

　　改火：新耕作期開始

　　寒食節由兩項內容組成，一個是官方的改火儀式，一個是民間的禁火寒食。冷食折射出先民曾經歷過的食物匱乏階段，改火儀式則標誌著新耕作期的開始。

　　原始社會，火種來之不易，先民鑽木取火，取火的樹種往往因季節變化而不斷變換。因此，改火與換取新火是古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關於改火的記載，先秦文獻中就有了。《論語·陽貨》：“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這裡，宰予將農作物生長週期與改火時間相聯繫。

　　改火還有另外一種説法。《後漢書·周舉傳》李賢注有言：“龍，星，木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他的解釋是遠古時期大火星崇拜的一種演化。

　　大火星（即心宿二）之於先民的重要性，是今人難以理解的。簡單説，中國農民曾將大火星看做標誌農耕開始的星辰，其名稱暗示春耕前的放火燒荒。後來，當蒼龍七宿代替了大火星崇拜之後，就出現了《説文解字》中對“龍”字“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的解釋，寒食禁火也就被解釋成害怕火盛而傷龍以致失雨的行為。

　　寒食：反映食物匱乏

　　寒食節被認為與火燒介子推有關。雖然這不是寒食節的真正起源，但民間就認它。山西的寒食曾長達一個月。

　　冷食容易死人，所以在漢代以後的歷代守土官和帝王，如周舉、曹操、石勒等的禁斷之下，固定為冷食三天。

　　歐洲的四旬齋、亞馬孫河流域的塞倫圖族在旱季結束前的3周齋戒，都是與中國寒食相類似的習俗。法國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認為，冷食習俗無疑是冬春之際食物匱乏的反映。

　　古代寒食節主要吃什麼呢？晉陸翙《鄴中記》最早談到寒食中的特殊食物：“寒食之日作醴酪，煮粳米及麥為酪，搗杏紅煮作粥。”直到唐宋時期，人們仍在食用這種涼大麥粥。

　　宋代吃楊桐飯，後來在江南很風行。《零陵總記》載：“楊桐葉、細冬青，臨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採其葉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謂之楊桐飯。”佛教認為這種飯是目連奉母之食，添加了神聖氣息。此外，還有用青艾、嫩蔞蒿、藜藿等作飯食的。

　　唐宋以後，清明節逐漸代替了寒食節，成為全國性節日。

　　祭祖：盡孝不必悲慼

　　清明節的核心是祭祖掃墓，郊野踏青則是副産品。

　　明代劉侗《帝京景物略》記北京風俗：“三月清明日，男女掃墓，擔提尊榼，轎馬後挂楮錠，粲粲然滿道也。酹者、哭者、為墓除草者焚楮錠，次以紙錢置墳頭。”

　　在寧波，舊時清明上墳，要帶的食品為青糍、麻糍，富家還會雇吹鼓手吹打。上墳時要清除雜草，鏟新土壓墳頂，插上挂有紙球的筱竹梢，以示後代子孫已盡孝祭祖，同時亦寓意祖宗保祐全家平安、興旺發達。

　　祭祀完畢，分麻糍或麻餅給當地農家，以期照顧墳墓。因按人領取，人人爭先恐後，俗稱“搶麻糍”。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祭拜祖先？俄國學者索科洛夫的解釋頗有道理：自然界在春天的復蘇使人們認為死去的親人也會再次復活，並在當地事務上提供幫助。

　　新中國成立後，掃墓寄託哀思，燒紙錢改為送花圈，以緬懷先烈和祖先。

　　不過，清明節並非一定要悲痛地度過。據《嘉定縣誌》：“清明前後十余日，士女拈香，闐塞塘路，樓船野舫，充滿溪河。附近村坊各以船載楮帛，鳴金、張幟，交納廟內，堆積如山，名曰‘解錢糧’。又有買賣趕趁貨物、戲劇及開場賭卜，鄉城畢集。”參看一下《清明上河圖》，就可以想見那種熱鬧的場面了。

　　踏青：逍遙遊頭插柳

　　約從唐代開始，人們在清明掃墓的同時，也伴之以踏青遊樂。這也好理解。由於清明上墳都要到郊外去，在哀悼祖先之餘，順便在明媚的春光裏騁足青青原野，也算是節哀自重轉換心情的一種調劑方式。

　　因此，清明節也被人們稱作踏青節。貪玩的孩童，常常不滿足於踏青遊樂僅僅在清明舉行一次，誠如唐代詩人王維詩句：“少年分日作遨遊，不用清明兼上巳”。

　　深一步説，清明節出遊踏青，與古代上巳節男女在郊外自由交往的習俗有關。面對大好春光，人們掃墓之後，“不歸也，趨芳樹，擇園圃，列坐盡醉。”（《帝京景物略》）談談戀愛也好，隨便走走也好，反正這個季節適合戶外活動，並不代表對祖先的不尊重。唐高宗有一年下詔：“或寒食上墓，復為歡樂，坐對松槚，曾無戚容，既玷風猷，並宜禁斷。”從反面表明瞭這一點。

　　吳自牧《夢梁錄》描繪了宋時杭州清明野遊的盛景：“宴于郊者，則就名園方圃、奇花異卉之處；宴于湖者，則彩舟畫舫，款款撐駕，隨處行樂。此日又有龍舟可觀，都人不論貧富，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

　　不過，普通農民在大部分情況下，無非是同姓鄉民聚集于家族墓地，祭奠之後共用微薄的祭品，隨後便散去了；或許有人會醉舞狂歌，以此作為緊張耕作前的娛樂；講究點兒的大家族會在宗祠裏唱幾天戲，以展孝思，以娛族眾。

　　此外，郊遊時採回花草插于門上、頭上，在過去的清明節非常普遍，尤以插戴柳枝為多。《歲時雜記》記宋代風俗：“家家折柳插門上，唯江淮間尤盛，無一家不插者。”

　　《清嘉錄》：“清明日，滿街叫賣楊柳，人家買之插于門上，農人以插柳日晴雨佔水旱，若雨，主水。”顯然，插柳行為有祈年意義。從本質上講，這是對生命力復蘇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