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巴金與章仲鍔的行為寫作

　　1978年，我和章仲鍔都在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當編輯。當時只有《人民文學》《詩刊》兩份全國性的文學刊物，我們北京人民出版社文學編輯室的同仁以高漲的熱情，自發創辦向全國發行的大型文學刊物《十月》，一時沒有刊號，就“以書代刊”，興高采烈地組起稿來。章仲鍔長我八歲，當編輯的時間也比我長，他帶著我去上海組稿。那時候因為我已經于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了短篇小説《班主任》，在文學界和社會上獲得一定名聲，組織上就把我定為《十月》的“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章仲鍔並不是“領導小組”成員，所以他偶爾會戲稱我“領導”，其實出差上海我是心甘情願接受他領導的，他無論是在社會生活經驗和文學界情況方面都比我熟絡，去巴金府上拜見巴金，我多少有些靦腆，他坐到巴金面前，卻神態自若、談笑風生。巴金祝賀《十月》的創辦，答應給《十月》寫稿，同時告訴我們，他主編的《上海文學》《收穫》也即將復刊，他特別問及我的寫作狀況，向我為《上海文學》和《收穫》約稿。他望著我説，編輯工作雖然繁忙，你還是應該把你的小説寫作繼續下去。現在回思往事，就體味到他的語重心長。他希望我這個趕上了好時期的後進者，抓住時代機遇，讓自己的小説寫作進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我説一定給《上海文學》寫一篇，巴金卻説，你也要給《收穫》寫一篇，兩個刊物都要登你的。《收穫》也要？那時記憶裏的《收穫》基本上只刊登成熟名家的作品，復刊後該有多少復出的名家需要它的篇幅啊，但巴金卻明確地跟我説，《上海文學》和《收穫》復刊第一期都要我的作品。我回北京以後果然寫出了兩部短篇小説寄過去，《找他》刊登在了《上海文學》，《等待決定》刊登在了《收穫》。我很慚愧，因為這兩部巴金親自約去的小説，品質都不高。我又感到很幸運，如果不是巴金對我真誠鼓勵，使我的小説寫作進入持續性的軌道，我又怎麼會在摸索中寫出品質較高的那些作品呢？回望文壇，有過幾多曇花一現的寫作者，有的固然是外在因素強行中斷了其寫作生涯，有的卻是自己不能進入持續性的操練，不熟，如何生巧？生活積累和悟性靈感固然重要，而寫作尤其是寫小説，其實也是一門手藝，有前輩鼓勵你不懈地“練手”，並提供高級平臺，是極大的福氣。

　　作家寫作，一種是地道的文學寫作，如帕慕克寫《我的名字叫紅》，一種是行為寫作，巴金當面鼓勵我這樣一個當時的新手不要畏懼鬆懈，把寫作堅持到底，並且作為影響深遠的文學刊物主編，向我在有特殊意義的復刊號上約稿，這就是一種行為寫作。巴金的行為寫作早在他的青年時代就已十分耀眼，他主編刊物，自辦出版機構，推出新人佳作，我生也晚，上世紀前半葉的事跡也只能聽老輩“説古”，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和靳以主編的《收穫》，我作為文學青年，是幾乎每期必讀的，留有若干深刻的印象。別人多有列舉的例子，我不重復了。只舉一個給我個人影響很深而似乎少有人提及的例子。《收穫》刊發了兒童文學作家任大霖的系列短篇小説《童年時代的朋友》，跳出那時期政治挂帥對少年兒童只進行單一的階級教育、愛國教育、品德教育的窠臼，以人情人性貫穿全篇，使憂鬱、惆悵、傷感等情調瀰漫到字裏行間，文字唯美，格調雅致，令當時的我耳目一新。這當然是巴金對展拓兒童文學寫作空間的一種可貴行為。

　　那章仲鍔的行為寫作又是什麼呢？難道編刊物、編書，都算行為寫作？當然不能泛泛而言，作為主編敢於拍板固然是一種好的行為，作為編輯能夠識貨並説動主編讓貨出倉，需要勇氣也需要技巧。當然前提是編輯與作者首先需要建立一種互信關係。章仲鍔已被傳媒稱為京城幾大編之一，從我個人的角度，以為他確實堪列于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名編前茅。

　　2008年，忽然得到消息，章仲鍔竟因肺炎併發心力衰竭，在10月3日午夜去世！嗚呼！我記得他曾跟我説過，想寫本《改革開放文學過眼錄》，把他三十年來編發文稿推出作家的親歷親為“沙場秋點兵”，一一娓娓道來，“你是其中一角啊！”我斷定他會以戲謔的筆調寫到我們既是同事又是作者與編者的相處甚歡的那些時日。但他的遺孀高樺在電話裏哽咽著告訴我，他的肺炎來得突然，他臨去世前還在幫助出版機構審編別人的文稿，“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的這樣一部專著竟還沒有開筆！

　　從這段文字起我要稱他為仲鍔兄。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1980年我一邊參與《十月》的編輯工作一邊抽暇寫小説，寫出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説《如意》，這是我寫作上的一個轉捩點，我不再像寫《班主任》《愛情的位置》《醒來吧，弟弟》那樣，總想在小説裏觸及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以激情構成文本基調，我寫了“文革”背景下一個掃地工和一個淪落到底層的清朝皇族後裔格格之間隱秘的愛情故事，以柔情的舒緩的調式來進行敘述。稿子剛剛完成，被仲鍔兄覷見。我把稿子給他：“你先看看，能不能投出去？”過一夜他見到我説：“就投給我，我編發到下一期《十月》。”我知道那一期裏他已經編發了劉紹棠的《蒲柳人家》，還有另一同仁正編入宗璞的《三生石》，都是力作精品，中篇小説的陣容已經十分強大，就説：“我的擱進去合適嗎？”他説：“各有韆鞦，搭配起來有趣。聽我的沒錯。”我雖然是所謂《十月》“領導小組”成員，但確實真心地相信他的判斷。

　　後來有同輩作家在仲鍔兄那裏看到過我《如意》的原稿，自我塗改相當嚴重，那時一般作者總是聽取編輯意見對原稿進行認真修改後，再謄抄清爽，以供加工發稿，仲鍔兄竟不待我修改謄抄就進行技術處理，直接發稿，很令旁觀者驚詫，以為是我因《班主任》出了名“拿大”。仲鍔兄後來告訴我，他是覺得我那原稿雖較潦草但文氣貫暢，怕我正襟危坐地一改一謄倒傷了本來不錯的“微迴圈”，你説他作為編輯是不是獨具慧眼？

　　1981年我又寫出了中篇小説《立體交叉橋》，這是我終於進入文學本性的一次寫作，但我也意識到這部作品會使某些曾支援過我的文壇領導和主流評論家失望甚至慍怒。寫完了我擱在抽屜裏好久不忍拿出。那時我已離開出版社在北京市文聯取得專業作家身份。仲鍔兄憑藉超常的“編輯嗅覺”，一日竟到我家敲門，那時我母親健在，開門後告訴他我不在家，他竟入內一疊聲地伯母長伯母短，哄得母親説出抽屜裏有新稿子，他取出那稿子，坐到沙發上細讀起來，那部中篇小説有七萬五千字，他讀了許久，令母親十分驚異。讀完了，我仍未回家，他就告辭，跟母親説他把稿子拿走了，“我跟心武不分彼此，他回來您告訴他他不會在意”。我怎麼不在意？回到家聽母親一説急壞了，連説“豈有此理”，但那時我們各家還都沒有安裝電話，也無從馬上追問仲鍔兄“意欲何為”，害得我一夜沒有睡好。第二天我才知道，他拿了那稿子，並沒有回家，直接去了當時《十月》主編蘇予家裏，力逼蘇予連夜審讀，説一定要編入待印的一期，蘇予果然連夜審讀，上班後作出決定：撤下已編入的兩個節目以後再用，將《立體交叉橋》作為頭條推出。《立體交叉橋》獲得了林斤瀾大哥的鼓勵；上海美學家蔣孔陽教授本不怎麼涉及當代文學評論，卻破例地著文肯定；它還很快地被譯成了英、俄、德等文字。如果沒有仲鍔兄那戲劇性的編輯行為，這部作品不會那樣迅速地刊發出來。

　　（《十二幅畫》劉心武/著，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