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話劇《臺北上午零時》：俗得貼心貼肺

　　楊婷

　　2月1日，吳念真編劇、導演的話劇《臺北上午零時》在上海落幕。這是吳念真導演和臺灣綠光劇團在上海的戲劇首秀，而這第一次，也讓我們看到了一種與當下內地戲劇不同的表達方式。

　　在大陸，吳念真最為人熟知的標簽是臺灣電影新浪潮的靈魂人物，2011年出版的《這些人，那些事》也受到文藝青年們的追捧。與這種“精英”待遇不同，在臺灣，吳念真是真正的全民偶像，接觸過他的人都會愛上這位喜歡穿白襯衫的“歐吉桑”。因為他太平和了，不敬地評價，就是“草根”。他從不強調他自己在做什麼“藝術”，只是幹著這麼一份謀生的職業；他與觀眾保持著天然的親近，這種親近也貫穿于綠光劇團的創作理念。從2001年推出《人間條件》系列，就一直“在尋找最能直接切入人性，溫暖人心的戲劇作品與演出形式”。就是這種“通俗而不低俗，煽情而不濫情”，與當下內地自詡的“精英藝術”區分開來。

　　《臺北上午零時》是《人間條件》的第三部，全本的閩南話改成了國語。看戲時，旁邊的觀眾笑了又哭哭了又笑，感嘆草芥人物的命運迴圈浮沉，但這命運沒有被誇大也沒有被過分解讀，像是自然而然發生給你看。

　　《臺北上午零時》是小時代的一段離騷。三個在臺北打工的年輕人，阿榮、阿生、阿嘉，同時愛上了對面麵館的阿玲，頗有文采的阿生替阿榮給阿玲寫情書，阿玲卻愛上了阿生；阿玲被當工廠老闆的養父強姦，阿榮一怒殺人入獄；阿玲懷了老闆的孩子，為了不遭人閒話，嫁給阿嘉。

　　收信的愛上送信的，養父強姦了養女，這樣的情節橋段，很多電視劇裏都翻來覆去過，説是“臺灣八點檔”，也不過分。大陸觀眾沒看過的《人間條件1》，講的是一個“鬼上身”的故事，整齣戲黃韻玲一會兒是嗲聲嗲氣的孫女一會變身滿口土話訓斥小輩的婆婆，這樣的“狗血”，卻讓當時一起看的一群戲劇電影專業學生極其過癮，戲終時一句臺詞“千萬要堅強”，教室都成了哭海。有時我最反對煽情，但看吳念真的故事，就是會哭。俗，本來就不是戲劇的敵人。

　　真相的揭露是戲劇高潮的動力，可以想像一下，導演從四個年輕人重聚開始敘述，在相互誤會和傷害之中，竟一步步地挖掘出往事中那些被深埋的情感與秘密——原來阿生一直深愛阿玲，只是不能辜負最好的朋友，所以無法回應阿玲的感情；阿榮提前釋放，是因為惦記著一直給他寫信給他打氣的阿玲，可是已經結婚生子的阿玲根本沒寫這些信；殺人那晚，老闆死趴趴地任阿榮砍，竟是因為早被老闆娘灌下了安眠藥——這樣的人生顛倒錯位，稍微細想，都要嘆幾聲命運荒誕。

　　可是吳念真沒有把這個故事做成剝洋蔥，阿榮殺人之後的命運因為閃回的處理被提前透露；老闆娘做好要和老闆同歸於盡的準備，不料阿榮先下了手，也就簡單帶過；阿生與阿玲的重逢像是一個小高潮，卻也是預料之中。不刻意，不強調，不評價，就讓真實的人生在你眼前發生——生活往往就是如此，容不得你停下思考，只能被裹挾著前進，如風吹麥浪。

　　與生活化的敘述結構相匹配的，是單純地用情緒打動觀眾，吳導清楚地知道什麼形式在舞臺上最有效：沒有大場面，就在細處做足，且不説生動風趣的生活場景，要表達內心複雜情感時，韻味也是十足：黑夜中被性侵後的阿玲跌跌撞撞爬回麵館，一個不知道叫賣什麼的路人吆喝著騎車而過，倍覺孤苦淒涼；阿榮和阿生回憶往昔，背景中是剛出獄的年輕的阿榮跨過火盆的剪影，這是前世今生，頗像吳念真的小説和電影，簡潔、冷靜，卻意味深長。

　　能夠這樣表達，多少也是受益於吳念真多年以來對底層那些人事的真實積累。內地的舞臺上演的，大多是國外經典劇目，至於原創，不論是劇本還是舞臺，總希望能達到契訶夫式的雋永、《哥本哈根》式的思辨，立意上要有“多麼痛的領悟”，最好還能有現實批判性，這樣的“精英”表達當然需要培養，但若固定了觀眾的期待，未免得不償失。吳念真不講究先鋒不追求現代，也不玩敘事花招，一個個人物不是傳聲筒演説家，而是生活中走出來的，他們用真誠的臺詞和細膩的表演，用情感帶動觀眾。每一場戲都心意滿滿，每個人物都值得細細品味。

　　強姦阿玲的老闆並非十足的惡棍，他講述自己的過去，為了一個毫不相干的女人殺人，結果也被這樣的命運反撲，他恨命也認命，這樣恣意的善與惡，也是一種詩意。最後一場，飾演老闆的演員李永豐作為阿玲的兒子重新登臺——當他叫黃韻玲媽，對幾個比他年輕得多的角色畢恭畢敬，這時，觀眾中爆發出會意的狂笑。大陸觀眾對李永豐或許不熟悉，他從《人間條件1》就演起，是吳導二十多年的老搭檔，對於臺灣觀眾來説而言，看他們演戲，仿佛幾年一度的約會，看這些熟悉的面孔又裝進新的角色，講述各式各樣的人間悲喜，這也正是“國民戲劇”本質所在。正是這幫親信演員默契地把戲做足，嬉笑怒罵，入木三分。美秀阿姨兩場下跪，黃韻玲姐姐的哭腔，若是在很多戲裏，都會覺得過分鋪張，這裡卻只有濃郁的人情味，反倒是搭戲的大陸演員，不知是不是一直以來被現代戲劇熏陶，習慣性地不敢“煽情”，克制地稍有不合。

　　吳念真在謝幕時説，那些從不同地方來到都市裏打拼的年輕人，他們或許都在心底有那麼一個人，因為那個揮不去忘不掉的人影，而不覺得孤單，而充滿力量。希望這種情懷能讓這部戲和觀眾溝通起來的。

　　這樣小我的情感背後，曾經是臺灣一個呼嘯著的大時代，白色恐怖、經濟蕭條，只是對於那些被環境支配著人生的人們，他們的心裏，他們殘酷的青春，他們流過的淚淌過的血，因為那些情分，那些念想，而與那個大時代毫無關聯。

　　戲裏，阿榮問阿生，“一直想問你，你有沒有愛過阿玲？”瞞了一輩子的阿生，想起和結婚生子後的阿玲重逢的情景，內心一定翻江倒海，不知道他怎麼回答阿榮的，因為一陣火車鳴笛，阿榮説，你剛説什麼了，我沒有聽清，轉念又説，算了，你不要説了，還是不清楚的好。

　　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是夢。

　　既然一切皆空，何必思索那些哲學家想的東西。這臺戲就不講大事，只講小我，不講深的，只講面子，煽得合情合理，俗得貼心貼肺。火車汽笛尖叫聲音中，寄存了那些人的愛恨的二層小樓，在遠光燈中慢慢後退，消失在黑暗裏，幕也落了。